| ［内容提要］本文从报道主体、报道手法和传播效果的差异三个方面，比较了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这种比较对中国摄影记者如何做好灾难性事件报道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关键词］摄影报道 灾难性 差异 ［中图分类号］G212［文献标识码］A 在社会生活中，灾难性事件往往以突发的方式出现，给个人与社会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冲击。从传播学理论的角度来考察，灾难性事件表现为自然界、社会、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的恒常性的断裂或破坏：如自然界中的山崩海啸、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冲突战争、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等。恒常性的断裂或破坏，使人类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一定的可知性基础上建立的对自然界、社会、人类文化或价值观念的认知的确定性降低，破坏了社会群体或个人与其生活环境已有的和谐，使整个社会、社会中的个人对灾难性事件的表层信息(即发生了什么事)和深层信息(即为什么或有什么样的影响)产生强烈的需求，以便调整原有的认知结构，最大限度地消除认知不确定性，实现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价值环境的重新整合。所以，从新闻事业诞生以来，突发性灾难事件就一直是传播活动的重点，一如西方新闻界的名言所述：不是好消息就是好消息。印刷媒体中出现的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报道，基本可以分为三种文体类型，即：纯文字型的报道；文字与图片并存，互有侧重的报道；图片视觉传播报道。 其中图片视觉传播型的报道文体，因其直观、客观、冲击力强等原因，成为当代媒介灾难性事件报道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拟就中西方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中，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对传播媒介社会功用的价值判断的差异而形成的报道主体、报道方式、传播效果等方面的区分作一比较研究，以期有所借鉴。 一、报道主体的差异分析 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有三个可供报道的侧面，即灾难性事件本身、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如何选择报道的主体，集中体现了媒体的新闻价值观、媒体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和职能、媒体与政府、政党的关系。报道主体的差异，是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和最终传播效果的差异的基点。在这一方面，中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异：西方媒介把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作为报道主体，兼顾其他；中国媒介以政党、政府行为为报道的主体，兼及其他。 从传播的目的和效果来分析，西方媒介灾难性事件摄影报道的目的是满足受众对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关注、对灾难的认知等；中国媒介灾难性事件摄影报道的目的，是在基本满足受众对灾难性事件的概括性、概念性的了解的基础上，重点达成一种宣传功效，即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人民的关心、社会主义社会的坚不可摧等理念。 根据美国作者道格拉斯·贝茨在《普利策奖内幕》一书的估计，从1917年到1990年颁发的普利策奖中，约有40%属于揭露性报道，另有40%属战争、犯罪、公民自由、种族关系、自然灾害和国际方面的报道。这一估计反映了美国的主流媒体一直是以揭露性和灾难性事件为报道主体的，反映了一种西方新闻报道的基本理念。 每年一度的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是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新闻摄影大赛。大赛获奖作品的构成也最能反映西方世界关于新闻摄影的理念和基本价值构成：灾难性、视觉冲击力、拍摄的难度。 “荷赛”的比赛项目共有八种类型：突发现场新闻、新闻特写、新闻人物、体育新闻、科学新闻、艺术新闻、自然与环境新闻和日常生活新闻。每年的最佳新闻照片，几乎都是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等题材。从灾难性事件的新闻照片几乎遍及各个项目的比赛门类，只有艺术新闻、日常生活等门类涉及较少。这种状况的存在，就连长期任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基金会主席、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组委会主席的乔普斯瓦特先生，也在第30届“荷赛”颁奖时说：“为什么着眼点经常落在生活中的阴暗方面——战争、灾难、暴力题材上呢?”“为什么奖牌的荣誉点是授予坏消息的传播者呢?” [FS:PAGE] 从相对微观的角度即从具体照片的图像主体的角度来分析，西方的新闻摄影报道往往把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作为报道主体，在视觉构成上凸现了作为灾难性事件受害者的主体地位：如用广角镜头拍摄，强调灾难性事件受害者生存状态的照片，虽然在图片的视觉要素构成中增加了背景或前景的说明、衬托、比拟等方面的作用，但用于拍摄距离的接近，使图片画面中的主体即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形象被夸张、凸现，对受众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如由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拍摄、并获得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最佳照片奖的《去救济站的路上》。另一种方法是使用长焦距镜头拍摄的特写照片，或经报纸、杂志图片编辑剪裁、加工而成的特写性照片，最大限度地剥离了被摄主体与周围环境的关联，使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形象、情感和生存状态得到凸现，使有关灾难性事件的图像与受众日常的心理认知、视觉经验的常态之间形成巨大张力，增加灾难性事件的传播效果。如获得荷赛最佳新闻照片奖的《博帕尔大灾难》、《奥伊马拉的痛苦》、《艾滋病在美国》等。普利策新闻奖的摄影作品中，涉及到灾难性事件的，也绝大多数是以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为报道主体的。 中国的新闻传播界对于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基本上采取一种回避和低调的、概括性的报道方式。从新闻的总体构成来讲，其数量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以摄影方式报道灾难性事件的内容则更少。具体而言，报纸和新闻性杂志在对灾难性事件的编辑方式上，报道方式上，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比较关注灾难性事件、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报纸；一种是侧重于政策理论宣传的报纸，这两种类型的报纸在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方式、版面处理、报道的数量和文体上都有较大的差异。笔者曾以《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作了一个简单的比较。2000年的中国可谓灾害颇多：遍及全国的大旱、局部的水灾、飞机坠毁、船舶沉没、工厂爆炸频频发生。在灾难性事件频发的5、6、7、8四个月的时间里，《中国青年报》共刊发了约35条、组的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或涉及灾难性的非突发事件的新闻，其中图片新闻报道共11条，图片36幅、组。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突发性事件和非突发事件几乎各占一半。 在对这些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处理上，《中国青年报》兼有深度报道、背景报道和连续报道等形式。在报道主体的选择上，确定或基本确定了灾难性事件本身或灾难性事件受害者的主体性，兼顾及政党和政府行为。在图片报道中，也基本上以灾难性事件和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作为报道主体。 《人民日报》对这些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处理上基本保持我国新闻传播界一直奉行的灾难性事件报道的处理方式：概括性的简讯、版面上的低调处理，缺乏深度报道、背景报道、连续报道这些报道方式。在报道主体的选择上，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党、政府行为仍是报道的中心，《人民日报》在报道的文体上和版面处理上与《中国青年报》相比也有较大的差异：使用简讯的方式来淡化灾难性事件报道；在版面上使用“弱化”的方式来配置稿件；使用图片极少。只有《人民摄影》报这样专业性的报纸，才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以大量使用图片的方式来报道灾难，并把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作为报道的主体。但是，这样的专业性报纸，其使用图片报道灾难性事件的理念和方式，并不构成我国传播媒介的主体，其影响也是相对有限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同西方新闻传播界用图片报道灾难性事件相比，我国新闻界用图片报道灾难性事件时，以政府、政党行为为主体，兼及灾难性事件本身和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 二、报道手法的差异分析 摄影报道是一种视觉传播方式。同文字型的报道相比，它拙于过程性的叙述，拙于背景的开掘和事件意义的记叙。但是，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方式，摄影报道的视觉语言方式也有其自身固有的直观性、客观性、现场性等文字型报道缺乏的优势。与报纸和新闻性杂志所使用的各种文体(或叫各种报道体裁)相比，摄影报道具有吸引读者注意力、吸引读者在浏览报纸的版面后作进一步接触的强势。所以，在报纸和新闻性杂志中，如何发挥摄影报道的优势和长处，就一直是传播界探讨的议题。就传播活动过程而言，以视觉形象符号为特征的摄影报道，主要是传播一种有关事件的叙述性信息。但是，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政治制度和媒介文化，它们在使用摄影视觉符号传播信息时，在方式上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在西方新闻摄影报道灾难性事件时，在报道主体的确立上以受害者为本，但是，这个报道的主体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并不是以群体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个体的方式而存在，以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个体的生存状态来反映灾难性事件本身。这种方式体现了西方社会以个别来反映、体现一般，由个别、具体到一般、抽象的思维方式。所以凸现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就成了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的主要准则和摄影记者、媒体编辑的追求。 [FS:PAGE] 为了最大限度地凸现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西方的新闻摄影界使用两种拍摄方式：一种是使用广角镜头近距离拍摄；一种是使用长焦距镜头拍摄特写式照片。用这两种方式拍摄的照片，所形成的视觉符号同媒体的受众日常的恒常的视觉经验相比，体现出了最大限度的唯他性，所以图片和受众的接受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张力。这种张力会在传播过程中使图片本身的强势达到最大值，有利于信息的传播。 中国的传媒在用图片报道灾难性事件时，选择了灾难性事件引发的社会、政府行为作为报道的主体，主要反映抗灾救灾行为，执政党领导行为和政府行为。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和灾难性事件本身在报道中被淡化、弱化。在镜头语言的使用上，虽然也使用广角镜头和长焦距镜头拍摄的画面，但是数量不及西方新闻摄影多。在画面的视觉符号元素的构成上，不是以个体为画面的主体，而是以群体或小群体的方式出现的抗灾救灾的人群，在各级官员陪同下视察灾情、指挥抗灾的政府领导人作为画面的主体。体现出了以一般到个别，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式。但是，以群体作为图片的画面主体，在画面中很难形成强烈的视觉中心，群体不仅没有最大限度地反映灾难性事件，没有反映个体，同时群体也没有得到多维度的、有效的反映。从传播的效果来分析，这样的图片很难对受众产生强有力的视觉冲击力。 表现手法上的第二个差异，就是中西新闻摄影界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使用的摄影语汇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双方摄影语汇使用上的数量差异、形式构成差别。 在西方的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中，图片除了使用叙述型(性)的语汇，传达事实信息外，还使用了比较、转喻、隐喻等符号生成方式。在具体的报道中，将各种视觉传播的方式揉和在一起，使图片在报纸、新闻性杂志和受众的阅读互动中，实现其功能多元化、多层次化。一方面通过叙述型(性)的语汇传达事实层面的信息，另一方面通过灾难性事件的摄影报道中，主体与环境要素的视觉符号构成方式，或者图片与图片的标题、说明性文字的构成方式，来建构一种比喻、象征、隐喻关系，为受众开掘出灾难性事件信息层面以外的意义层面。如《乌干达旱灾的恶果》、《去食品救济站的路上》等图片，通过丰润的白人的大手与枯瘦的黑人小手的视觉对比，形成反衬关系；通过垂死的黑人女孩与秃鹫的觑视构成转喻关系，使媒体在通过传播非洲灾荒的信息的基础上，暗含了传者试图传播的黑白世界、富裕与贫穷的对立和并存；个体生命的脆弱与人类的宿命的深层信息。 还有一类图片新闻，图片本身除叙述性事实信息外，并没有构成对比、象征、隐喻等关系。但是，编辑通过标题和文字说明与图片上的画面视觉符号构成反衬、隐喻关系，如《越南的民主与自由》等(有的使用《枪毙越共》作题，便失去了这种意义构成)作品。 同西方摄影界在报道灾难性事件的语汇的丰富性、多样化相比，中国的新闻摄影界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使用的摄影视觉语汇较为单一，除近年极少数报道空难、海难等灾难性事件时，少数摄影记者使用的摄影语汇较为丰富外，基本上都停留在叙述型的语汇层面。有关灾难性事件的摄影报道中，往往倾向于反映群体，弱化个体，从而弱化了摄影报道中使用多种语汇的可能性。同时，也由于图片的视觉构成关系的简单化，使编辑在使用图片时的多种可能的方式不能实现，限制了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过程中其他意义层面的开掘，造成了有事件但缺乏事件主体，有信息但深层信息不丰富的局面。 三、传播效果的差异性分析 由于中西方新闻摄影界在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中，使用的报道方式不同，报道的主体不同，所以，中西方关于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的最终传播效果，对受众影响的深度方面体现出较大的差异。 在报道主体的选择上，西方新闻摄影界确定的报道主体是：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兼及灾难性事件及社会行为。所以，受众在接触媒介上的图片时，会通过照片上的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获知有关的叙述性、叙事性的信息；了解灾难性事件中受害者个体的存在状态、灾难性事件本身和由此引发的社会行为。这是传播者想借助于图片来达到的最基本的传播目的和意图，也是受众接触媒体的基本需求。 [FS:PAGE] 但是，由于西方的新闻摄影界和传媒本身在拍摄和使用图片时，通过对比、反衬、转喻等手法、语汇，最大限度地开掘了图片本身信息层面以外的意义和内涵，所以会在接触媒介、了解事件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使受众对灾难性事件本身的认知进一步深化。引发受众思考，诸如生命在自然界中的存在状态，自然与人的关系，个体生命的意义，社会冲突的根源等问题。有助于受众在接触媒介图像信息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育生命伦理观、环保意识以及保护弱势群体等诸多基本社会价值观念。 中国的新闻摄影界和传播界在拍摄和使用灾难性事件的照片时，确定了政府和社会行为即抗灾自救为报道的主体，极少或根本不涉及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或群体。所以在受众接触媒介提供的有关灾难性事件的图像和文字报道时，只能认知了解灾难性事件的概念性、抽象性信息以及政府的抗灾救灾行为。而从报道中获知的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生存状态的信息接近于零。这种报道方式，使受众形成信息的盲点、盲区。以至一位作者在参观了1998年抗洪救灾摄影展后大发感叹：摄影展根本没有反映1998年洪灾的状态，后人无法凭借这些图片来描绘1998年发生在中国的洪灾，特别是无法借助于这些图片了解当时灾民的生活状态。 中西方有关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传播效果的另外一个差异，体现在传播者、图片、受众三者间的互动关系中。从广义的传播效果来分析，图片传播的信息的效果应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信息层面，一个是超越信息的层面即社会学或伦理学的层面。前者是受众接触媒介的基本目的，其效果也是短期的；后者是受众在解读媒介提供的信息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附加的、从属性的效应，这种效应是深刻的，也是长期的。 从现有的有关灾难性事件的图片报道的效果来分析，中国的灾难性事件图片新闻报道的效果是单一层次、单向性的(一般情况而言)，只能满足受众接触媒介的信息层面的需求。因为中国新闻摄影界在拍摄灾难性事件的实践中，没有有意识地利用主体与环境所构成的关系去进行超越信息层的开掘；媒体在使用图片时，也没有这种编辑传播意识。所以，受众在接触到这一类图片报道时，获得的信息基本构成只能是：发生了什么样的灾难性事件，政府的救灾行为。由于拍摄者和媒体想通过图片达到两个目的：报道事实；弘扬民族精神、政府英明，所以在传播者、图片、受众的互动关系中，一般不会出现侵权诽谤的行为。 西方的传播媒介在使用图片时，往往在传播者、图片、受众的互动过程中，存在传播者介入式地侵犯受众(包括灾难性事件的受害主体)的权利问题。 由传播者、图片、受众的互动关系中产生的侵权等社会学、伦理学问题一般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对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或群体的侵权或伤害；一个是摄影记者和传播媒介为追求最大的视觉冲击力而带来的针对所有受众群体的侵权或伤害。 就前者而言，西方的新闻摄影界往往为了追求视觉冲击力而使用大量特写式照片。作为被报道主体的灾难事件的受害者，往往是在不了解摄影记者如何拍摄图片、媒体如何使用图像的情况下，甚至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给被摄主体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发表于《人民摄影》报的文章《遭遇激情》(帕把西娅·布朗著，肖天编译)中约西卡·荷德里的故事就是最典型的例证。约西卡·荷德里不经意成为摄影记者报道校园枪击案的图片主角，但是摄影师拍摄到的她极为痛苦的仰面祈祷的图像，被媒介广泛传播后，却对约西卡·荷德里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约西卡·荷德里一下成为公众人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二)照片给她带来的伤害，使照片成了她做任何事情的障碍；(三)摄影师在不经她个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发表了她的照片。西方新闻摄影界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往往会使一些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受到伤害，比如关于艾滋病的图片，既起到报道艾滋病、满足受众对有关艾滋病信息的获知，同时也因为报道手法的夸张，细节刻画的逼真，使社会对艾滋病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恐慌，进而使艾滋病的患者受到鄙视，成为被社会遗弃的群体。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西方新闻摄影界在拍摄、使用灾难性事件的照片时，存在着传播者对受众的介入式、强迫式的侵权或伤害。一些照片曾经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和抗议。认为这些视觉冲击力巨大、画面血腥恐怖的照片，侵犯了受众的获知权，引起阅读者的负面心理反应：如恐怖、惊慌、厌恶等负面情绪或心理；从长期来看，这些图片的恐怖、暴力的影像会通过积累方式逐渐破坏受众的正面的认知结构，在社会中形成看客心理和窥私心理，破坏社会整体的健康的心理结构。 [FS:PAGE] 西方传播媒介和中国传播媒介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的这些差异，是由中西的政治理念、社会文化结构、媒介功能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鉴于篇幅，不再详述。 Comparative Studies on Photo Journalis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Disaster Coverage WAN Sheng-yun Abstract：The thesis summari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disaster coverage in view of reporting subjective, reporting style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 It is very enlightening for Chinese photographers to do the disasters reporting in future. Key words：Photo journalism, Disaster;Differen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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