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形象的力量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在这场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每当人们回忆起那悲壮的抗战岁月，眼前总会浮现出一幅幅凝集着一个个永恒的历史瞬间形象的新闻照片：《日机轰炸下上海南站的儿童》（王小亭摄）、《英勇善战屡歼顽敌之第八路军》（沈逸千摄）、《地道战》（石少华摄）、《人民的力量》（李峰摄）、《英雄们战斗在古长城》（沙飞摄）……

这一幅幅鲜活的新闻照片，既记录了那个年代中华民族的苦难和抗争，也在那个年代为抵抗侵略的民族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反侵略战争中，新闻摄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新闻摄影成为鼓舞激励军民抗日斗志的有力武器。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新闻摄影工作者用新闻照片揭露了敌人的野蛮暴行，报道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胜利成果，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的民众。

1939年春节，沙飞和罗光达在晋察冀军区驻地冀西平山县举办敌后第一个街头新闻照片展览。展出的内容有八路军光复城镇，缴获日军的军用品以及部队生活、根据地群众生产等。参观的群众像赶庙会一样热闹，部队也整队前往参观，成为当地轰动一时的新闻。聂荣臻司令员观看展览后称赞说“这样做很好，这样的形象宣传作用大”，并建议把照片设法放大。两个月后，再次举办新闻照片巡回展览，并把放大的照片寄到延安及大后方和国外。[1] 此后，类似的展览经常举行。据《新中华报》1939年的相关报道，在延安，这样较大规模的展览1939年至少举行了三次。[2] 《解放日报》1943年2月14日的一则报道中说，这种影展能够“鼓舞观众消灭日本法西斯的热情与信念。” [3]

晋察冀边区的街头摄影展

一些报纸和刊物因刊登了新闻照片从而吸引了更多的读者。1941年，晋察冀根据地在完成了照相制版实验后，“即在《晋察冀日报》、《抗敌三日刊》以及其它刊物上，先后发表了近百张铜版插图，”“使报纸刊物更生动有力，而使群众及部队所更感兴趣和爱护。在地方上群众中有因铜版之出现为订阅报纸者，有从铜版插图中去找自己在参战中的脸影而引以为无上光荣者，在部队中则多以铜版的出现而引起了莫大的兴奋。”[4]

新闻照片由于具有巨大的鼓舞激励作用，因此很快就被用于在部队战士中进行战斗动员和战斗奖励。

1939年晋察冀边区保卫阜平的战斗中，沙飞到参战部队九连采访，随身携带了一套表扬战斗英雄杀敌立功的照片，在战前向全连展览，大大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结果九连打了胜仗。他又及时把新拍摄的照片洗印放大送给九连展出，战士们看了战斗情绪更高涨，又接二连三地取得战斗胜利。[5] 沙飞后来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说，“整个胜利不是单纯因为我们工作促成的，但是，摄影工作却成了鼓舞士气、争取胜利的一个因素。” [6]

在晋察冀部队立功条例中，曾明确规定了“论功照像嘉奖”一条。给英雄、模范、功臣照像，在当时是一种无比光荣的奖励。[7]

2、新闻摄影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军民英勇斗争的业绩，揭露了国内外反动派的恶意污蔑。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新闻照片的对外宣传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抗战爆发后，当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整个华北几乎沦陷之时，八路军挺进华北在平型关首战告捷，随后在敌后发动群众建立起晋察冀等许多抗日根据地。上海和各地的画报、画刊与报纸杂志，纷纷刊登《英勇善战屡歼顽敌之第八路军》、（沈逸千摄）等许多报道八路军战绩的新闻照片，真实、形象地传递了八路军奋勇抗战的情景，激起了爱国青年投奔八路军参加抗日的热情。[8] 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业绩，之所以在全国很快传开，新闻图片作为真实形象直观的信息传播媒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共领导人和八路军、新四军官兵也由此充分认识到新闻摄影在对外宣传中的巨大作用。 [FS:PAGE]

1942年1月，聂荣臻司令员召集晋察冀画报社工作人员开会，明确指出画报不仅要面对自己，还要面对全中国全世界。要把我们的正义事业、斗争事迹告诉边区以外的人，争取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对我们的支持。[9] 在党的领导和部队支持下，《晋察冀画报》越办越好，它不仅在解放区发行，还发行到蒋管区、敌占区及国外，成为宣传革命军民抗敌斗争的有力武器。

1944年10月，为加强新闻摄影工作，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给各军分区发了一封业务电报。电文指出：“新闻照片对外宣传作用极大，其中有关军事报道之摄影，在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敌占区以及国外）上尤为重要。”[10]

新闻照片《英雄们战斗在古长城》是沙飞在抗日战争初期拍摄的。当时有人怀疑八路军到底能不能在敌后坚持抗战。这张照片形象地说明八路军不但能够坚持，而且已经深入到古长城。[11] 新闻照片《1942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大会上讲话》、《中共七次代表大会》，《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白求恩大夫在前线抢救伤员》等向国外发稿后，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长期以来进行的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欺骗宣传。[12]

英雄们战斗在古长城

据统计，到1941年6月，仅晋察冀军区就举办影展50余次。向延安、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驻地）、重庆和苏联、菲律宾、越南、泰国、新加坡等地寄发新闻照片3000余张，既教育了根据地的军民，又扩大了根据地和八路军在国内外的影响。[13]

地道战

3、新闻照片成为瓦解敌军士气，争取其反战投诚的有力工具。

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先后出版了一些单张的画报、画刊和小型摄影传单，用于对敌宣传，瓦解敌军士气。

1941年6月出版的《解放画报》第二号，是最早用日文排字制版印刷的一种对敌宣传品，也是最早在华北敌后创办的一份单张画报。该报刊登有日本兵吉田正幸投奔我军，日军俘虏被释放等照片；我军收容了两个日本孤女，并将其转送回国的摄影报道。[14] 它是由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编辑，由军区政治部摄影科供稿而出版的，半月一期，用炮弹打到敌伪军的据点中。它在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对敌展开攻心战，瓦解日本侵略军士气方面起到很大作用。[15]

1942年7月，《晋察冀画报》创刊号曾以《敌伪归诚》为题，专栏报道了我军摄影传单等对敌宣传品巨大的宣传效果，很多日军士兵看到了我们的宣传品，于是“前后发生了盂县、平山、望都、涞源等据点内日军与小队长纷纷向我投诚的事件。” 和这篇短文相呼应，画报刊出了“盂县敌据点的日兵斋藤、西川二君，自动出走投诚八路军”、“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召开大会欢迎二君”（沙飞摄）等多幅照片。 [16]

二

新闻摄影在革命根据地抗战斗争中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原因有以下几点。

1、 新闻摄影的传播优势。

新闻摄影具有形象性、真实性、新闻性等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新闻照片具有不同于文字新闻和口语广播的视觉直观性、现场可证性等传播优势。

视觉直观性 摄影图片以线、形、色、质为语言，将事物的形象“一目了然”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这种“一目了然”的视觉效果，就是视觉直观性。

语言和文字则是抽象的，人们必须借助于想象来理解和把握语言、文字的内涵。照片所具有的视觉直观性的特点，省却了人们需要想象才能弥补的过程，缩短了读者与新闻对象之间的距离，做到老少咸宜，妇孺皆懂。当时，根据地的士兵和民众普遍文化水平偏低，阅读文字困难。加上当时的中国，收音机数量非常少，广播的影响力有限。摄影照片因此成为鼓舞根据地军民斗志的最为有力武器。

同时，由于新闻照片能够跨越语言文字的障碍，因此在对外宣传上、瓦解敌军士气上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1944年7月，被边区军民救护的美国飞行员白格里欧看到《晋察冀画报》时，高兴地说：“这些照片仿佛自己会说话似的，我一看就能明白。”[17] [FS:PAGE]

现场可证性 摄影记者只能亲临事件发生的现场，拍摄正在发生、发展着的事物，对已经发生过或尚未发生的、将要发生的事物，则无能为力。而且，从符号学角度来说，摄影画面是一种标记符号，它的能指（照片画面）和所指（反映的对象）之间具有一种因果关系。因此，照片常常成为法庭取证及做其他证明的有效证据，具有现场可证性。

这种现场可证性，使新闻照片成为了有效的对外宣传工具，有力地揭露了反动势力有关根据地人民武装游而不击、难以立足等等诬蔑不实之辞的。

2、灵活多样的新闻照片传播方式。

为了充分发挥新闻照片的作用，摄影工作者克服困难创造了灵活多样的新闻照片传播方式。

新闻照片展览 它是抗日根据地使用最早也最多的一种摄影照片传播方式，它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流动式展览，一是固定式展览。

流动式展览的场所、时间均不固定，规模有大有小。大规模的展览常常参展的照片数量多，照片大都经过了放大处理，参观的人数多。如抗战胜利前夕，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利用北京附近的妙峰山举行盛大庙会时，举行新闻照片展览，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业绩，来自敌占区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乃至外国人等都踊跃参观，流连忘返，影响巨大。[18]

小规模的展览适用对象范围较小，展出的照片数量不多。通常将照片贴在一块布上，随时随地进行展览。它往往作为一种激励士气、进行战斗动员的方式，通常在部队行军途中、战前或作战间隙时举行。

固定式展览就是利用街头橱窗进行新闻照片展览。延安的摄影工作者就经常利用街头橱窗进行新闻照片展览。《解放日报》1942年10月20日报道说：“街头画报亦于是日出版，该地工农商民向来很少看到新闻纸的人，也很愿意来看，许多来往客商，也都停足一阅。”这种街头橱窗新闻照片展览，其优越性一是新，可以随时更换新的内容；二是活，可大可小，可多可少，还可移地举办；三是简，简便易行，一个人也可办；四是广，立在繁华处，吸引的群众多。[19]

报纸新闻照片和摄影画报 在抗日根据地照相制版技术没有实验成功之前，新闻照片只能利用展览形式向群众及部队进行传播。这种传播方式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因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不能及时广泛地深入到群众和战士中去，以致摄影工作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照相铜版试制成功后，报纸新闻照片和摄影画报随后出现，改变了这种状态。

1939年创刊的《新中华报》在创办初期就开始采用新闻照片，1941年5月改为《解放日报》后，仍然十分重视新闻摄影。它要求新闻摄影紧密配合运动中心进行宣传。《八路军军政杂志》采用的新闻照片非常多，在根据地军民中及蒋管区、大后方均产生了很大影响。《晋察冀日报》刊登新闻照片较早也较多，是根据地报刊中图文并茂的典型。此外，在抗日根据地的《子弟兵》报、《大众日报》和《渤海日报》等报纸都曾采用过新闻照片。

1942年创刊的《晋察冀画报》是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个以刊登新闻照片为主的摄影画报。创刊后立即在根据地内外引起了广泛反响，在它的影响和协助下，各个根据地也开始创办摄影画报。

画报增刊和时事专刊 为了提高摄影报道的时效，便于工农兵传阅，一些画报社和报社除定期出版整本精致的画报和报纸外，还出版一些单张两面印刷的画报增刊和时事专刊。如1944年3月8日出版的《晋察冀画报》增刊第二期，就是为了纪念“三八”妇女节特地制作的。这期画刊报道了在抗日斗争中涌现出的众多妇女英雄模范。[20]

小巧轻便的战地摄影出版物 摄影工作者还编印过两种小型轻巧、便于携带的战地摄影出版物。一种是成套（组）、单张的新闻摄影小卡片，规格和普通的明信片一样，但内容新颖，富有战斗性。如胶东画报社于1944年冬，将解放文登、荣成、栖霞城等新闻照片选辑12幅，制成铜版《秋季攻势的胜利》摄影小卡片，赠送给当地军民作为鼓舞斗志、迎接新年的礼物。另一种是编排张贴照片、石印油印说明、手工制作的小影集。[21] [FS:PAGE]

3、 中共领导人对新闻摄影工作高度重视。

新闻摄影具有巨大的宣传作用，中共各级领导人都非常重视摄影宣传工作，大力提倡新闻摄影活动。

1938年，毛主席看了反映华北人民斗争生活的照片展览后，亲笔题词“华北还是我们的”，充分肯定了新闻照片展览鼓舞人心的力量。摄影家石少华、郑景康分别在延安举办新闻摄影展览时，毛主席也都前去观看，赞扬他们的摄影“能抓住动态”，并希望他们多拍群众的镜头。周恩来也十分重视新闻摄影工作，1939年春，他将新四军活动情况的新闻照片带到延安，在了解到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因缺乏制作铜版的设备，还不能印刷照片后，亲自写介绍信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解决，并要求将一些好的稿件寄到《新华日报》，广泛宣传。[22]

4、健全的适应战争环境的新闻摄影体制。

鉴于新闻摄影工作对内对外的巨大的宣传作用，抗日根据地加强了对新闻摄影工作的领导，并建立了健全的适应战争环境的新闻摄影体制。

如晋察冀军区在军区政治部设立了新闻摄影科，在各军分区建立了摄影组。1944年10月军区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分区仍保留摄影干事，团和支队增设一摄影干事。规定今后各分区、团、支队政治首长，应经常派出摄影员，到前线拍摄照片，并对此工作给予帮助和督促检查。[23] 此外，在1941年初，晋察冀军区颁发了《新闻摄影暂行工作条例》，加强了对新闻摄影工作的管理。

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建立了类似的体制，颁布了类似的新闻摄影工作制度和条例，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新闻摄影工作的顺利进行。

5、抗日根据地新闻摄影工作者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摄影器材奇缺。摄影工作者除了靠从敌人手中缴获器材，冲破敌人的封锁到敌占区的城市去购买外，主要是自力更生制造摄影器材。

如晋察冀画报社创办初期，没有车间厂房，他们就自己动手将被日军烧毁的房子、牛羊圈用木棍柴草盖起来当作厂房。用黑矾代替硫酸铜，用阜平红枣酒代替酒精，用山西老陈醋代替醋酸，量杯和天平也是土法制造的。在铜板发生危机时，集思广益研究出用铅皮代替铜版的平版印刷法。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又研制出木质轻便印刷机。

为了更真实地报道抗日军民英勇斗争的事迹，他们常常不顾生命危险，亲临战争前线采访。数十位新闻摄影工作者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还将摄影采访与宣传鼓动相结合，在采摄新闻照片的同时，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照片展览形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注释：

[1] 蒋齐生 舒宗侨 顾棣 《中国摄影史1937——1949》，中国摄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2] 伍素心 《中国摄影史话》，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87页，288页。

[3] 伍素心 《中国摄影史话》，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91页。

[4] 伍素心 《中国摄影史话》，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70页。

[5] 吴群 《中国摄影发展历程》，新华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335页。

[6] 蒋齐生 舒宗侨 顾棣 《中国摄影史1937——1949》，中国摄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7] 吴群 《中国摄影发展历程》，新华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391页。

[8] 蒋齐生 舒宗侨 顾棣 《中国摄影史1937——1949》，中国摄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9] 蒋齐生 舒宗侨 顾棣 《中国摄影史1937——1949》，中国摄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10] 吴群 《中国摄影发展历程》，新华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420—421页。

[11] 石少华 《摄影理论和实践》，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53页。

[12] 伍素心 《中国摄影史话》，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262页。

[13] 方汉奇 宁树藩等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44页。

[14] 吴群 《中国摄影发展历程》，新华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373页。 [FS:PAGE]

[15] 伍素心 《中国摄影史话》，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97页。

[16] 吴群 《中国摄影发展历程》，新华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373页，375页。

[17] 蒋齐生 舒宗侨 顾棣 《中国摄影史1937——1949》，中国摄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18] 伍素心 《中国摄影史话》，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91页，292页。

[19] 伍素心 《中国摄影史话》，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页。

[20] 吴群 《中国摄影发展历程》，新华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385页。

[21] 吴群 《中国摄影发展历程》，新华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352页。

[22] 伍素心 《中国摄影史话》，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页。

[23] 蒋齐生 舒宗侨 顾棣 《中国摄影史1937——1949》，中国摄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1页。

参考文献：《新闻摄影教程》(第二版) 盛希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

（该论文经编辑删减、修改后发表在《中国记者》2005年9期）

王文利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博士生

周 萍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