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宗侨：造“纸弹”为抗战“画”史

2007-4-13 20:24| 发布者：| 查看：1727| 评论：0

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前夕，不少尘封已久、鲜为人知的史料，尤其是图片史料纷纷现身。像分别收录千余幅图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中国抗战画史》和抗战期间的连续出版物《联合画报》等，就不时被媒体报称或从废品站里发掘，或由某收藏界名人珍存。

当关于这些珍贵的画史画报被媒体大力关注时，却很少有人知道，《联合画报》在抗战期间是对敌展开攻心战的最有力的“纸弹”，更难知道“纸弹”的生产者舒宗侨居仍悄悄居在上海市陕西南路一处具有70多年历史的“洋房”里。

多少有些遗憾的是，记者造访这处“洋房”时，却未见到房屋的主人，就连关乎主人的资料遗存也少得有些可怜——年过九旬的舒宗侨因身体状况不佳而住院，经历文革浩劫，他存留下来的照片、书籍等大部分不知所终。但从并未子承父业的舒家儿女们的言谈中，从那本令记者眼前一亮的珍贵画册《二次大战照片精华》中，从为数不多的回忆文章中，我们仿佛又看到了血气方刚、热情爱国的舒宗侨正奔波在抗日的战场上，正在紧张地编校文章、图片……

投身“小报里的大报”·“和敌人拼斗”

1935年秋，已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了三年的舒宗侨决定提前离校，赴当年9月20日创刊的《立报》报到。《立报》是抗日战争前夕风行于上海的一张小型报纸，但却被公认为“小报中的大报”，据舒老回忆，该报“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曾创下20万份的日销量。

舒宗侨是湖北人，童年时代随着在铁路机构做小职员的父亲到处飘泊，先后在济南、南京等地求学，耳闻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制造的“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等。大学期间，舒宗侨大量阅读进步报刊，并以黄远生、邵飘萍等名记者为偶像，离校前夕，他倡议在复旦校园里主办的《世界报纸博览会》，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

22岁的舒宗侨风华正茂，一旦获得了自己心仪的记者岗位，便踌躇满志，忙得不亦乐乎，联络、采访、拍摄、撰稿，其日程里基本没有休息——想想70多年后的今天，媒体竞争空前激烈之际，记者们的生活也不过如此。作为“小报里的大报”，《立报》集中了成舍我、萨空了、张恨水、恽逸群等名家，加上舒宗侨这样勤奋的记者，在上海滩兴盛一时。

如鱼得水的舒宗侨不仅寻找线索进行采访，撰写稿件，而且承担了为外地报纸拍发新闻电报，与外国报社、通讯社交换新闻等诸多事项，“每个人在那样一个火热的时代都有自己的理想，都想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都有一颗抗日救国的心。”——舒宗侨在30多年后回忆那段时间能做出成绩的原因时，如是写道。

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舒宗侨是为数不多长期关注并报道事态发展的记者之一。李公朴等救国会七君子从1936年11月23日被捕，到1937年7月31日被国民党当局释放，舒宗侨不论寒署，不避风雨，顶着重重压力，奔波于上海和苏州间，深入狱中、法庭上、家属和公众中间采访，为他们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奔走呼号，同时抓拍到不久有意义的新闻照片。

1937年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宝山路一带，舒宗侨立即前往采访，他后来对这次战前采访进行回忆时仍斗志昂扬：“和敌人拼斗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到采访驻守在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参加大本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一直坚持到10月间。

颠沛流离的记者生涯·几度死里逃生

虽然参加抵御外侮的战斗让舒宗侨“再高兴也没有了”，但他同样面临着许多危险。就在淞沪抗战前线，他连续几天没回家，让母亲焦急万分。那些天里，他们白天采访，晚上留在报馆里写稿、编稿，直到东方现出鱼肚白时才回家眯一小会儿，不久就又出发了。一次，舒宗侨跟随运送军用物资的汽车到昆山一带采访，遇上敌机轰炸，差一点儿“挂彩”。知名摄影家王小亭拍摄经典之作《空袭下的上海南站儿童》时，舒宗侨同样在现场采访，见证并用记录了这场令中国平民死伤700余人的日本军国主义暴行。

由于战局的变化，舒宗侨1937年10月转到苏联塔斯社，在当时的首都南京与路透社、合众社、德新社、《纽约时报》等世界知名媒体的记者一起工作，主要任务是翻译和发送中文新闻稿并兼做采访。南京沦陷前，舒宗侨照样经历了多次的轰炸和骚扰，到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时，南京的马路上已“行人冷落车马稀”，此时，塔斯社通知舒宗侨向武汉转移。

日军侵战南京后，以主力部队进攻徐州。徐州会战前夕，舒宗侨和同事罗果夫等人到前线拜访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会见了增援的第五十九军副军长张自忠。张自忠当时讲的一句话让舒宗侨终生难忘：“现在的军人，简单地讲，就是找个机会去死。”后来，张自忠将军真的在抗战战场上壮烈殉国。在徐州，舒宗侨既记录了重要的军事会议，也见证了从前线下来的伤兵的痛苦呻吟，并及时报道了台儿庄战役等重大事件。

在武汉，舒宗侨还作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会员之一，热情招待全国各地来的战地记者，并不时举行座谈会，出版《新闻记者》月刊，并请到著名的记者史沫特莱、斯诺等为大家做报告。

1938年10月，武汉三镇遭围，舒宗侨又一次搭上新华日报社的专轮“新升隆”号前往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将舒宗侨待为上宾，专轮的负责人则是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专轮行至湖北嘉鱼县燕子窝时，卫兵通知大家上岸避飞机，不久，专轮又开始鸣笛，大家互相催促着上船，正在这时，三架敌机迎面飞来并投下罪恶的炸弹。李克农叫道：“全体隐蔽，不要聚在一起”，舒宗侨赶紧趴到一处田洼里。跟上来的另三架敌机还用机枪向已上船的人们扫射，几小时后，专轮被炸毁，50多人牺牲。就在那短短个把小时内，长江航道上被敌机击伤、击沉的中国轮船不下五艘，伤亡者不计其数。舒宗侨怀着一腔悲愤，以亲身感受写下了新闻稿件，揭露日寇罪行。

经历这次劫难后，舒宗侨到过长沙，还取道成都到过西康进行过采访访，最后停留在重庆。1939年4月8日，舒宗侨在重庆枣子岚垭塔斯社驻地莫名其妙地被军统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等数人。此事在当时重庆和上海都很轰动，至于为什么被捕，到他们被释放时也没弄明白，只见看守所门上贴着一张白纸，纸上写着他们这些“政治犯”的名单。

在看守所里，他们又遇上了日军对重庆进行的大轰炸，因为拒绝被捆绑着去躲避，所以敌机过来时，舒宗侨和大家只能在牢房里硬挺着，或躲到木板床下边屏住气息，等待投弹完毕再出来。而在当时的“孤岛”上海，报界盛传舒宗侨因牵涉国际间谍案，被吊打、“被枪决之说，顷已证实”，甚至还有同仁著文“悼念”。

几个月后，被捕的几位记者被转移到重庆国民党卫戍总司令部军法处，但此事不知被什么渠道传了出去，闹得整个山城都沸沸扬扬，成为“抗战期间国民党后方震惊中外的大冤案”。被释放后，舒宗侨被枪毙之说不攻自破，那些悼文也成为笑谈。

1941年，凭着复旦同学的关系，舒宗侨到重庆《中央日报》担任国际新闻编辑，后又任《扫荡报》编辑主任，上了两年夜班。为防止敌机轰炸，《扫荡报》的排字房设在山洞里，编辑好的稿件要到防空洞里拼版、看大样，每次都是防空洞里的印刷机转动了，舒宗侨才心安。白天虽是他的睡觉时间，但外面一挂起红球，警报一响，就不得不又往防空洞里跑。

“纸弹”给日伪以沉重打击·“开麦拉”留住永恒

1942年夏天，盟国在重庆设立新闻处，舒宗侨和美国人温福立等联合了中、美、苏三方的宣传当局，在重庆设立一个名为“联合国幻灯供应社”（一说为“联合国幻灯电影图片社”，不久改为“影闻宣传处”）的机构，考虑如何运用形象化的摄影、幻灯等形式来进行对敌宣传，传播战争信息，提高人们对正义战争的认识。

当年9月，考虑到照片和幻灯宣传范围有限。作为美国新闻处负责人，温福立和舒宗侨研究，要创办一份公开发行的画报，于是在中国画报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联合画报》诞生了，温福立任社长，作为创始人之一，舒宗侨顺理成章地受邀担当主编，至1945年日本宣传投降，三年多时间，《联合画报》共出版了154期。

《联合画报》初创时是四开的半月刊，但作为抗战宣传的主力军，销量从两三千份迅速增长到万余份，广泛发行于大后方各省。画报编辑部开始设在重庆南岸区玄坛庙的一间地下室里，又阴暗又潮湿，舒宗侨承担了从编辑、校对、审稿、督印到发行等几乎所有工作。

1943年，美国新闻处看到《联合画报》的生机，特别读者众多，就接收过去直接管辖，使之成为一个独立单位，凭借当时的经济实力，《联合画报》发行量剧增至四五万份，职工也由最初的三两个人增加到十多人，编辑部则搬到重庆城内。虽然画报发行人后来换了好几个，但舒宗侨一直在做主编。

在三年多里，《联合画报》一直坚持自己的办刊宗旨：“用多们的‘开麦拉’（camera，英文‘照相机’的音译），将联合国英勇奋斗的情况与战绩，留诸永恒。”《联合画报》第五期刊登的《罗门四杰》，用照片报道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四个儿子皆在前方杀敌的事迹；第六期刊登的照片《大老虎抱小老虎》，则表现了美国飞虎队队员参战半年后回家时，幸福地抱着刚出生的儿子的情景；画报社还邀请茅盾、老舍、叶浅予、丁聪、张乐平等文化名人撰文作画，让画报风格的多样化和照片的艺术性卓然体现，且更具吸引力。

作为中国真正意义上新闻画报的开创者，《联合画报》最大的影响则是用照片对日伪军进行攻心战。从1943年开始，盟国的飞机便会不时地飞临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份的敌占区各城市，把有“纸弹”之称的《联合画报》散投下去，对敌伪军队和敌占区百姓进行攻心战。据说，抗战即将胜利时，安徽某地有个日本兵和中国百姓一道看拾得的《联合画报》，画报上有日本本土被炸的照片，日本兵在地上画了个圈，指指中心，表示日本在包围之下已经出不去了。画报上的新闻图片以真实的内容和独特的形式，产生的威慑作用是文字和其他任何形式都不能代替和比拟的。作为一份主要给中国人看的画报，《联合画报》还在国外产生不小影响，这也缘于盟军的配合和支持，比如在印度、缅甸等前线作战的部队也能通过空投的《联合画报》知道大战的进展状况。1943年，盟军在意大利登陆，1944年在诺曼底登陆，1945年，美军从太平洋诸岛进入日本本土，苏军攻克柏林，中国军队则开始收复桂林，进入越南，这些历史事件，《联合画报》都做了图文并重的报道，准备迎接胜利到来。

或许温福立的一席话放在今天也能让摄影师们惊醒：“感谢那些在世界各战场流血作战的千千万万的军人，因为你们的鲜血，为我们的图画增添了无限的光彩。一个小小的镜头，也许就是成千上万人血的结晶，没有你们光荣的战斗，我们拿什么向读者报告？我们能伪造胜利图片么？不，我们知道，每一张图片都是诸位以重大的代价换来的。”

一美元买下画报社·站在民主进步的前沿

1945年8月的一天，舒宗侨只身带着一大包照片、胶版和稿件，搭乘美国新闻处的包机回到阔别八年的上海。这一次，他是为让《联合画报》在上海重生而来。在上海，舒宗侨又一次在传媒发展史上写下最有趣的一笔，用一美元买下了《联合画报》的出版权。

几十年后，舒宗侨回忆这一交易达成的背景时说：“抗日期间，美国新闻处原属美国战时宣传机构战时情报局（OWI）管辖，抗战胜利后，美国取消了战时情报局，将一切宣传工作交由驻外使馆文化参赞办理，不再出版《联合画报》。在这一变动中，美方与我签订了《联合画报》转让协议书，协议书写明，为感谢我对二次大战宣传所做的贡献，将《联合画报》以美元一元的象征性代价，让我继续经营，其中不包括任何资产。美国法律明文规定，国家财产是不能无偿转让给私人的，而美国人鉴于我所做出的抗日宣传的贡献，采取一美元的象征价，既是示意慷慨大度，又是顺理成章的事。”当年，舒宗侨与美国新闻处处长康乐斯在上海签署转让协议。

复刊后的《联合画报》由舒宗侨亲任发行人，对抗战胜利后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站在民主进步的前沿”进行了“不偏不倚”的报道，尤其是对毛泽东同志应邀赴重庆参与国共谈判的大幅封面图片和文字报道，使这份画报的爱国之心和凛然正气一下子树立起来，声誉更高。《联合画报》除上海总社外，还在南京和北平设立办事处，广泛拓展通讯网络，新闻照片也源源不断地传输过来，这也得益于在舒宗侨大后方建立的摄影通讯网络。

记载抗战的“第一大著作”·几千人汇来订金

“这是一部纯粹的图片的战争史料，从‘九·一八’到日本投降，记录了这一世纪又一次世界战争的全貌。公理终归战胜强权，尽管强权在某一时期称雄一时，法西斯主义者挑起了战争，而它本身也葬身在这一次战争，民主力量的团结，争取到了胜利，也指出了人类今后合理的生活方式是什么。”这是50多年前出版的《二次大战照片精华》前言中的一段，也是这部精选的图片史料集的编著者之一舒宗侨，用照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结的宣言。

《二次大战照片精华》是以史实为线索、以图片为手段的一部摄影精品集，考究的装帧和精良的印刷，以及每页之间用无酸纸对照片进行隔离的细腻处理无不体现出编著者的专业水准。另两本影响更大的抗战题材图文书，则是之前舒宗侨主编的《第二次大战画史》以及他与曹聚仁合编的《中国抗战画史》。

舒宗侨在抗战胜利后，有意识地将画报上发表或未发表的图片、地图等资料加以整理，以强烈的责任感开始在保证《联合画报》正常出版外，用图片和文字编汇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战的画史。舒宗侨的观点是，新闻照片与文字的相映照，会构成一种鲜明的立体报道形式——这大概也是我们几十年后提出的“图文并重”的雏形吧。

借助于《联合画报》的影响力，舒宗侨先在画报上刊登预约订购《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的广告，随后便有几千人汇来订金，这不仅解决了舒宗侨的出版资金问题，而且也缓解了画报当时的经济困难。记者从舒宗侨家中珍存的有些破损的上海《联合画报》合订本（1946—1949）上，还看到了不少关于这样的广告，同样，出版后的画史也为《联合画报》辟出单独的广告页面，这种互为犄角之势的宣传，今天看来也该是媒体运作的成功典范。另外，看准战后物价飞涨的经济趋势，事先囤积大量纸张也是舒宗侨经营上的得意之处，否则，画史极可能“难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赶在1946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一周年时就出版了，共发行四万余册，收录新闻照片千余幅，其中表现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军民联合抗战的照片80余幅。

就在本着“有备无患，多多益善”态度积累照片汇编画史的过程中，舒宗侨发现抗战的照片太多了。此时，同样是曹聚仁教授来访，建议舒宗侨另编一部中国抗战画史，舒宗侨盛邀曹合作，两人一拍即合。作为舒宗侨大学时代的教师，曹聚仁在抗战爆发后脱下长衫，投笔从戎，大胆公正地向海外报道了台儿庄大捷、皖南事变真相等，对抗战形势很熟。

作为第一部对八年抗日战争完整而又真实、形象的记录，《中国抗战画史》共收入1167幅新闻照片，其中介绍新四军和八路军抗战生活的百余张。这部画史被当时的媒体评为“以新闻记者体裁，记载八年抗战经过，实为本年出版第一大著作。”1947年，作家朱自清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这样写道：“书中取材翔实，图片更可珍贵！”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也都以这两本画史作为二战研究的重要参考。更为可贵的是，1948年8月中旬，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审讯日本战犯岗村宁次时，审判长面前放的正是两部鲜艳的红色封面的画史——画史收录的许多图片早已成为日军为非作歹的铁证。

运输机和无线电保证发稿·中共赠照200幅

在战火阻隔下，国统区出版的《联合画报》如何能及时拿到那么多新闻照片予以刊发？后来编辑的两部画史和一部照片精华的资料又来自于何方？

舒宗侨在其回忆文章《新闻出版圈内六十年》中阐述了当时的有利条件：图片资料都由盟国及时供应，由盟国运输机随时运送中国及印度、缅甸战场上通讯部队拍摄的照片；在重庆设立的无线电传真接收站，使得世界各大通讯社的照片都能及时收到，加上当时一般报刊用的是土纸，无法刊用照片，所以重庆与纽约间1942年底开通的无线电传真便成为《联合画报》的独家渠道；画报随时与国内新闻机关保持联系，不仅征集照片，还派人拍摄新闻照片。来自美国的照片在《联合画报》上刊用最多，是因为美国在各战场上都有随军记者，在华盛顿又有庞大的图片发布机构战时情报局，他们经常将底片、照片、胶版利用美国运输机运送到世界各地，速度快，数量多。

至于两部画史，除《联合画报》的照片资料基础雄厚外，舒宗侨还做了许多努力，一是依靠原先结交的文化界和新闻界朋友，特别是中外摄影记者约稿照片，支持舒宗侨此举者不下五十位。二是担心画史内容挂一漏万，舒宗侨还奔走于上海的日本租界，收集日寇及其家属撤离时留下的旧画报、旧图书，到旧货摊上搜罗日本侨民出售的廉价画册、画报、照片等。比如日本天皇1945年8月14日向国会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照片，就是从敌伪《中华日报》报馆内寻到的。三是为使抗战内容更完善更充实，舒宗侨还向上海的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征集到近百张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的珍贵照片，这得益于舒宗侨在塔斯社工作时与中共方面吴克坚等人的交往。舒宗侨到中共办事处拜访吴克坚等人，老朋友得知其要编鸿篇巨制，当即拿出200多张照片相赠，这些新闻照片是由延安经南京转运到上海的，大多为沙飞等革命摄影家拍摄。据舒宗侨之子舒达明介绍，其父还向许多国外通讯社购买过照片，但鉴于良好的合作关系，价格都很便宜。

含泪把画史撕掉封面当废纸卖·赠出的画册返还主人

舒达明说，自己小时候曾在家里看到父亲整理的许多贴在土纸上的照片，这些大多是八路军和新四军题材的，还有许多精放的12英寸的黑白照片，则是向各大通讯社征集到的。想想舒宗侨毕其前半生经历做编辑工作，家中本应存有大量图片资料，但记者到访时，却发现除了几本旧版的画史和画报外，别无他物。这到底是为什么？

舒达明作如此解释：其一，建国后，北京建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舒宗侨主动捐献过许多珍贵照片，而在此之前，舒宗侨还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捐出了自己赖以工作的重要武器——徕卡、林好夫等知名品牌相机。其二，在“文革”的数次抄家中，两部画史成为舒宗侨的罪证，许多珍贵资料被洗劫一空，曾经一箱箱码得十分整齐的有价值的底片和照片资料，都不知所终。据报道，文革中，舒宗侨还含泪将所藏的几千本画史悄悄撕去封面当废纸出售。

记者见到的舒家存放的两部画史和《联合画报》合订本，也多不知从何处抄家得来，落实政策后，因不知其主人何在，只能送到作者家里，才使得舒家有了这几本珍贵文存。那本《二次大战照片精华》扉页上清楚地写着：“益玺小姐惠存舒宗侨魏守忠（该书另一编著者，摄影记者）合赠三十七年五月十七日”等字样。

“打假”的李鬼遇上李逵·两万美元的赔偿

解放后，舒宗侨一直在复旦大学兢兢业业地履行着教职，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并参与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前身中国摄影学会的创办。

时光平静地度过了数十年后，历史又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给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失传的两部画史遭遇盗版。

1990年，舒宗侨从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里看到了中国书店1987年出版的画史影印本。舒宗侨为这两部画史半个世纪后重见天日而高兴，但又对出版单位不打招呼有些生气，经咨询了有关法律界人士，与曹聚仁先生的夫人邓珂云商量后，决定维权。后来，舒宗侨与中国书店负责画史影印本编辑工作的马建农，在事件妥善解决后成为好友。

1992年，有人来访已任中国书店副经理的马建农。来人称是受台湾北开出版社社长杨德钧委托，责问中国书店翻印杨德钧著作的行为。马建农从来人手中拿到的两本画史均印有“杨德钧编著”的字样，且均由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题名，可内页全是舒宗侨、曹聚仁原著的翻印，连每页页眉上的书名都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两本画史的扉页名字里都多了个“大”字。

马建农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杨德钧是辽宁本溪人，曾任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北开出版社发行人兼社长。后来，通过内地新闻出版部门的调查，杨德钧不得不承认了盗印别人著作的事实，并表示是为了保存历史资料，没有别的意思。舒老后来委托复旦校友、台湾《联合报》的刘昌平和律师应式文出面与杨德钧交涉，多次往复之后，杨德钧才汇出了并不能令当事人满意的赔偿金两万美元，他在内地和台湾媒体所陌生的道歉声明也与当事人的要求不符。不过，舒宗侨未细加追究。

记者在翻阅相关资料时，无意中看到挂在厅堂里的舒宗侨近来的一幅彩照，他手握相机，正襟端坐，满头银发，满目慈祥。据舒宗侨的子女们说，老人虽然记忆力有所减退，但对过去的事情记得特别清晰，给他读近期媒体上关于抗战题材的报道时，老人总能欣喜而清楚地说出许多经历过的人和事。

再多的回忆也无法挽回那些被毁的珍贵图片资料，又不知老人还能有多少时间来系统回忆那些充满激情的往事，而这些喃喃的自述又有谁来记录整理？在这个透明得让偷窥都十分盛行的年代里，难道摄影界前辈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要被无情的历史车轮埋没在风尘中？

——不得而知……

参考资料：

1．《方舟集》（陈默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4月第1版）

2．《从“八·一三”到胜利——一个记者的回忆》（舒宗侨）

3．《〈画史〉：发生在海峡两岸的版权案》（青文文，《海上文坛》杂志1994年6月号）

4．《舒宗侨与新闻摄影》（嘉尧文，选自《编辑记者一百人》，学林出版社出版，1985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