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景康 摄
郑景康个人回忆：
毛主席夜里看我的展览
我第一次见毛主席，是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问我：你是谁?千什么的?我说，我是照相的。
在这之前，我在延安搞了个摄影展览，地点在蓝家坪(杨家岭对面)文化俱乐部。展出后头一天，贺龙、任弼时去看了，都说好。江青也去了，晚上她带毛主席去看的，看后，毛主席说：“他能够抓住动态。”当时，张仃、艾青住在那里，他们事后
告诉我的。
1944年，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毛主席活动较多，我照了毛主席一张相，后来作了标准相，直用到进城。主席对我说，不要光照我一个人，要照就照我和群众在一起的。
1964年，我给毛主席拍了标准相，是同孟庆彪、
杜修贤一起去的。
康生曾用摄影在上海掩护过工作，他搞圈套，在延安时，他送过我一个不锈钢显影罐。康生看得起我，主要由于我抓活的，反映本质。像打仗抓俘虏，要活的。
(1977年5月3日，郑景康回忆，蒋齐生记录；见《蒋齐生新闻摄影理论及其它》，P301，中国摄影出版社，1996)
片段之一：郑景康拍《红绸舞》
1955或1956年，我(即蒋齐生——编辑)在新华社上海分社读到—份摄影讲课稿，作者是郑景康，材料编印者是新华社摄影部。这是我第一次读到郑景康的文章，我觉得文字不但不通顺，而且有些杂乱，逻辑观点都不够清楚，读起来很吃力。我当时出于维护新华社声誉的义愤，很激动地给摄影部领导写了一封信，认为不应印发这样有损新华社声誉的东西。……从上海回京后，我又在摄影部公告栏里看到公布的郑景康人像摄影室为全国劳模拍的若干人像照片，觉得有的像照得太丑了。这样就形成了我对郑景康“不怎么样”的看法。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真正“不怎么样”的，是我对他电的看法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肤浅。实际上，那时我对郑景康还一无了解，未经仔细的调查，就轻易乱下结论，这只能说明自己幼稚、浅薄。
就在这一年，我们一个文工团要出国访问演出，需要拍些他们演出的图片资料，部里派我也去了。当我和其他几位记者在台上找角度，按快门的时候，我发现郑景康一点也不着急，坐在观众席卜观看演出，到了需要出动的时候，他才站起来，从右方走上舞台，端起相机。就在这次拍摄中，他拍了一张《红绸舞》，那是真正的杰作，同去的四个记者中，就他拿了头彩，使我惊讶和叹服。这张纤绸舞，据说，最初编辑没有看上，当废品处理了，是郑景康自己放大出来，才赢得编辑喝彩和大家
赞赏的。(见《蒋齐生新闻摄影理论及其它》，P233，中国摄影出版社，1996)片段之二：“写—本中国摄影五十午”
郑景康同志是我国摄影界的老前辈。他以摄影为终生的事业。在我们党的摄影记者队伍中，他是最年长的一个。他是我国许多中年的新闻摄影工作者的老师。……
郑景康同志是在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而极度悲痛之后，一病不起的。不过，他人瘫痪了，思想却没有瘫痪，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关心着党的新闻摄影事业的未来。1976~2月中旬的一天，当(即蒋齐生——编辑)我同几个同志去看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起坐，他的眼里已失去往日那样的炯炯神采，发音也已不清了，但是他一认出我来，就劈头给我提出一项“任务”：
“写一本中国摄影五十年。把我们自己的摄影史写出来。我们的摄影，新闻摄影，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要把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很好地加以总结。我们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他一再说：“一定要把它写出来。”我一边努力辨听他的发音不清的话，一边心里想，他病成这个样子，生活不能自理了，却还想着我们党的摄影事业。可是，在当时，哪里有写这么一本大著的条件呢?为了不使他失望，我只好应付地对他说：“好呀，你赶快把病养奸，我们一起来干。” [FS:PAGE]
他似乎觉察到我的犹豫，他似乎想起来了；我们的研究工作被取消、被中断已经十年了，大批摄影资料被丢在一个所谓的“仓库”里，无人过问，有的还被遗失了，要恢复研究工作，没有领导上的重视和集体的努力，《中国摄影五十年》是无法写
出来的。于是，谈着谈着，像往日那叫样，他激动起来了，面红耳赤地嚷嚷着他那不大容易叫人听清的话，对当时的摄影工作状况，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他对摄影工作状况的不满，很有时间了。在这之前很久，他已经向有的老同志以他特有的严肃的方式，发出过警告:“你们看现在发的是些什么样的照片。你们是革命战争时期培养出来的摄影记者，你们可不要丢掉厂摄影工作的革命传统!”(选自蒋齐生：《郑景康同志的可贵品质》，原文见《中国摄影》杂志1978.6)片段之三：景康秉烛学“讲话”
1973年春，我(即蒋齐生——编辑)刚恢复工
作不久，一天晚上去看他(指郑景康——编辑)，他正在灯下读书。我一看，是他读过不知多少遍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问他：你最近干些什么?
“我想再研究研究，解决一下我们摄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当时，摄影工作中存在什么问题?江青固然因为拍摄了林秃子装蒜“学习”而丢了大，但她的作品依然是所谓“无产阶级摄影艺术的光辉样板”，她依然稳坐在摄影太上皇的椅子—卜。有人公开宣布：“摄影不受真人真事限制”。有人一笔勾销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间关于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的讨论和反对摆布的斗争，说什么“要看为哪条路线服务”。在这样的“样板”和这样的方针底下，摄影界存在什么问题，自然郑景康是清楚的。
可是，郑景康想解决它，行吗?和我一同去看他的一位同志，一山门，就说这是郑景康的“天真”。我没有说话。我觉得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当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另一方面，又觉得他还是他，永远是一颗对党、对毛主席的赤诚的心。
(选自蒋齐生．《郑景康同志的可贵品质》，原文见《中国摄影》杂志1978.6)片段之叫：年轻入的良师益友。
由于强烈的革命事业心，使得郑景康同志从不以自己的资历和工作成就为满足，而是不断地刻苦学习，提高自己。每天从早到晚，除了工作之外，不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总是看到他戴着老花眼镜，专心地阅读马列主义，毛主席的著作和有
关的业务书籍，不时地拿笔在书上划着横道，在本子上记着笔记。每有新的体会，他会高兴得笑逐颜开，并反复讲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听。
1959年到1966年的数年间，郑老把自己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培养新生力量上。郑老非常喜欢年轻人…几年中，郑老以其六十多岁的高龄，不辞辛劳，风尘仆仆地跑了大半个中国，为各省市开办了20多期摄影训练班，培养了大批的青年干部，可
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为摄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选自章梅、卢学志：《永远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悼念郑景康同志》，原文见《中国摄影》杂志，19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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