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马克·吕布拍摄中国50周年之际”文/赵小芹 Text by Zhao Xiaoqin
编者:今年是法国摄影家马克·吕布拍摄中国50周年。作为对中国摄影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摄影家，50的时间应该让我们把对他的伸到照片和简单的访谈之外。为此，本刊特约既与中国摄影界颇有渊深、又是马克的朋友的赵小芹女士撰写此文，文章谈到马克关于摄影的内心最深入的观念、仓促的访谈所难以触及的微妙而动人的摄影体验、马克的宗教信仰、家世和日常——还有我们特别关注的——他对中国文化的真实态度。这些都来自于作者与马克的日常聊天，感谢作者把这些都细腻地呈现出来，我们得以照片之外看到了有丰富“背景”的马克·吕布。
一本辗转的赠书敝舍藏书中有一本《中国的三面红旗》，是外交界朋友不知辗转几手的遗赠。扉页中有作者四十年前的亲笔题辞：感谢某某先生1957年给予作者的帮助与建议……签名乃笔者认识而至今不变的——马克·吕布(Marc Riboud，1 923一)。
此书为1966年麦克米伦公司出版、荷兰印刷。开篇引用了保尔·克洛岱勒(1868—1955)一句话：“事物不因我们将之弃置于后，便停止其存在。”
保尔·克洛岱勒乃二十世纪法国达到顶峰的诗人、思想家、外交官，到中国作过福州领事，翻译过唐诗；曾前往丹麦、巴西作为外交官常驻，在东京、华盛顿、布鲁塞尔等地曾任大使，外交生涯也达到一等地位。他还是雕塑家卡米耶·克洛岱勒一一被称作“罗丹情人”的弟弟。
看到这句话，便不能不想到保尔·克洛岱勒从十八岁就虔信天主教的精神背景。难免进而想到：引用此话的马克·吕布，是否也是天主教信徒呢?尽管我们帮助王志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到法国，就曾拜访过马克，不久韩素音又告诉王志平：1956年马克·吕布第一次去中国，还是她的建议……但九十年代初王志平举家南迁，没有跟马克进一步交往。
《中国的三面红旗》是马克·吕布从哈尔滨到南宁一一行程超过两万五千公里、两次旅行合计九个多月深入中国腹地、作为摄影家的集成：五十年代北京城在雾霭中那层叠的四合院屋顶、四川不荒废寸土的梯田、广西江间人迹罕至的小庙、悬挂毛主席像的人民公社社员之家、补丁摞补丁的村女司甚至城乡干部、带红领巾的南方赤足小学生、挑扁担的工农兵、抡锄头的妇女、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全民皆兵的民兵训练……离婚法庭的现场见证。尤其有正举杯饮酒的一幅毛主席正面照片、开怀大笑的周恩来总理形象。不少照片已在海内外各报刊上反复介绍过，毋庸笔者再赘言。
不知有多久，此书安睡在地下室的书架上，似乎默默负载着或大或小的使命，等待着某种缘份——事实上，直至2004年10月份，方由“四月影会”核心创始人王志平介绍，笔者开始进一步认识马克·吕布。
云南来客——初始的话题也是通过王志平，2004年11月，云南摄影家吴家林伉俪从蒙坡利耶来巴黎到寒舍小住。王志平打电话叮咛马克·吕布夫人：一定要跟我们见面。吕布夫人卡特荷茵打来电话，向外子欧明华解释了他们接待吴家林的困难，感谢我们代为接待云南摄影家。接下来为巴黎两年一度的“国际摄影月”,马克·吕布十三日在家举行晚餐会，招待世界各地来的摄影界朋友。十三日傍晚,我们刚从诺曼底乡下返回陂拓家中,卡特荷茵便打来电话，邀我们到他家参加此一摄影晚餐会：“打了几次电话了，总算找到你们，吴家林夫妇早已到了，但愿你们来得越来越好，何况还需要你们来帮忙作翻译！”
那是一个大约有五六十人出席的晚餐会，人实在太多，尽管跟马克同桌共餐，却只能容他过来向我们问好的时间，无暇多叙。无疑，惟其笔者坐在吴家林与马克·吕布之间的那一刻，作为二者交流的语言中介，人际交流的语言中介，人际交流、相互沟通、理解之细微，方才初露端倪。[FS:PAGE]
艺术“教父”就是在此拉丁区卢森堡公园附近,王子先生街马克·吕布主宅，大约三十平方米的朴素工作室內——十三日那晚，曾把拼接在一起的四张工作台改为一张大餐桌，麇集了各国摄影家、各大报刊摄影部负责人、外交官、出版社编辑、摄影画廊经纪人……如今马克拉过一把椅子，把小芹安置在自己和吴家林之间——开始工作，目标是把吴家林带给他的照片，大致作出个评定分类。
“一幅照片，只须百分之一或几十分之一秒就拍摄下来了，但一个摄影家一生中，不仅要旅行，其实更多时间是用来装信封、写信封、写信、跑邮局排队为寄信、发邮件……您没发现吗?摄影家拍出来照片，工作才刚刚开始，为了给自己的作品找出路，
还得写信、打电话、约会，然后出去见人，跟人家谈，不断地活动，都为了发表您的作品!”老头边看他为吴家林冲洗的片子小样，分别摆放在不同的系列中，边自言自语。
“这不，您把这些底片寄给了我，就得靠我花费时间仔细看，先选出好的片子再拿去印出照片。然后把它们一张张装在塑料透明封套里，再装订成册。接着是我要携带这册照片到处跑，拿去给人家看，问人家是否有兴趣？有无可能展出？可不可能发表……？”
尽管云南摄影家偶尔也提一两个问题，但此刻却几乎只有恭听。笔者则行使翻译的职责，只是尽量把马克相当直率的训导，翻译得柔和、婉转。“即便一个好的摄影家，也并非每幅照片都可取，只有靠勤奋、不停地干活——不断旅行、到处拍摄，拍出大量的片子；拿回来再慢慢看、仔细思考、遴选，必须分门别类、确定不同的主题，各个集中在一起，以待适当时机派用场。”马克讲了一个自己事先准备好的某一主题，后突然出现一个机会，别人措手不及，而他则“捷足先登”的事例，“摄影家应该有足够的机灵和头脑为自己的作品捕捉时机。”
如此披露职业生涯的经验、甚至秘诀，令人想到十一月初，法国一家左派报刊上报道吴家林，曾，使用了“教父”这一词汇。的确，马克此时履行的正是“教父”职责——艺术上的教父。尽管，未必人人喜欢“教父”此一语汇，但马克却反复对笔者确认本身对云南摄影家的“教父”或“保护人”作用。 老人诲人不倦之细微，以至到公开场合为云南摄影家选择衣着——十三日那晚，吕布竟把以前吴家林送给自己的一件红色土布少数民族上衣拿出来，命云南摄影家穿上。结果呢?“云南山里人”的面孔，顿时被照映得红彤彤的，莫论满屋子欧美客人如何看法，即便外子——法国人欧明华看在眼里，也不由得悄悄对笔者赞叹：“穿上这件红衣服，吴家林真是好漂亮!”
何故中国有若许有才能的摄影家，马克·吕布偏偏却选择了云南摄影家?把他当作教导的对象?又如此肯下功夫，把他引入国际摄影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恐怕此类问题，不止笔者会想到并提出罢?923年6月24日，马克·吕布出生在里昂郊区，幼年时 随父母搬到当时里昂唯一的大学附近，在霍讷河畔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代。作为七位子女中的第五个，从小“在家里发言的时机都被几个年长的孩子毫不留情地霸占了，容我可做的只有观看与倾听。可能正因如此，方使我的眼睛得以消遣并受到训练。”在此应顺便带上一笔——马克所说几位年长的哥哥、姐姐中，便有比他大五岁的著名企业家昂图万·吕布，在中国也不无影响的“达农”“庞扎尼”等奶制品或食品公司的奠基人。昂图万1996年退休，由其子弗杭克·吕布接任总裁。
沉默的童年加少年时代，使马克形成过分怕羞的性情，如他自述所说：“怕见人，面对生活总有一种腼腆。” 少年马克沉溺梦想、喜欢爬山……而读书并不怎么广，有时阅读一点儒勒·凡尔纳作品，还不如阅读父亲1910年的旅行日记更多。还有一位战死在1914年的伯父，曾在世纪初到过非洲摩洛哥、刚果等地；沿着斯坦利足迹的这位伯父的旅行日记，他也反复地阅读了，以至有些段落他几乎能够背诵下来——他梦想远游，也许由此，使他萌生了周游世界的愿望……。 假使接受帮助路人拍照也算作摄影，那末马克第一次摄影便可上溯到1931年。马克骑自行车出去遛弯，路遇一对骑摩托车的恋人，朝马克打招呼，提出用他们自带的照相机为之留影。接着二人便当着马克的面，紧紧相拥相抱，当时只有八岁的男孩，根本不敢仔细看自己拍摄的对象，就按下了快门。交还了人家的相机，没再多说一句话就赶紧蹬上自行车跑了。当然此幅“最早的照片”，马克从来不曾见到过，但此幕场景摄影家却终生不忘，说那幅画面的回忆，往往震慑了自己的姿势，而且隐隐约约总感觉那幅照片“一准不会好”。[FS:PAGE]
马克自认长久地体验着“双重压力”的困扰：“既害怕靠近拍摄目标以至窃取他人的隐私，同时又有一种强烈的意欲尽可能近地看到自己不敢看的场景，以便拍照。”
“注视乃是相互交流、交换的一种信号或者导火索。摄影方面此一交流之礼节却并不存在；人们只取不予、不回报。应当眼光不经交叉而进行拍照。我总是憎恶瞄准某人。于是‘保持距离’在我便成为恰如其分的原则。”
马克十八岁那年就离开了父母家，独立生活；战争年代他投身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抵抗运动，身历过维尔考尔高地的游击队战役。1945年他进入里昂中央工程学校，1948年毕业后，在里昂郊区维勒班一家工厂工作。
以后几年，在工程师的职业生涯之馀，马克从事一些摄影活动，直到1952年，在连续一周假日专注于拍摄一个戏剧艺术节之后，他竟然“忘记了再返回工厂去上班”——从此便彻底切断了工程师生涯之船舶的缆绳。
“复兴时代大师们用同样的方式……”
接近三十岁，马克方才在摄影专业领域迈出第一步。见到亨利·卡蒂埃—布勒松(Henri Cartier—1Bresson，1908—2004)，毋庸长篇大论，年长的摄影家首先说服年轻的工程师使用一种奇怪的老镜头——取景器中看到的景物均为颠倒的。“有很大的好处，”卡蒂埃—布勒松跟后学者说，“复兴时期的大师们用同样的方式，就是通过一面镜子来看，以便校验他们的画面结构。”
于是这位老实巴交的外省人，带着卡蒂埃-布勒松建议用的这种正象棱镜装置、带着唯一的一个胶卷，来到巴黎艾菲尔铁塔转悠。正巧，赶上铁塔重新油漆。爬上盘旋状的小楼梯，马克感受到执油漆刷的人们正在演出一种真正的杂技，腼腆的里昂人此刻根本不敢招呼人家，只是拿携带的正像取景器把其中一个人框进来——赫然只见镜头里那人竟掉头朝下,不假思索就按下了快门————随之倒抽一口冷气：幸亏有此头朝下的取景画面，方保证了摄影家身体的平衡，否则马克自嘲：恐怕自身就要失去平衡了……失去平衡的后果，又怎能继续想象呢？之后，马克把此次成果送给卡蒂埃一布勒松看，他选择了一幅照片，约翰·莫瑞斯(John Morris，时任玛格南图片社编辑——编辑）拿去卖给了《生活》杂志，此乃马克·吕布平生发表的第一幅照片——带给摄影家重大自豪的代表作。那末此幅使马克世界闻名的摄影作品，是否还应称道有赖卡蒂埃—布勒松的“复兴时期大师”级的建议呢？抑或归功于使用他那绝妙古老的正像取景器之成果呢？勒松建议用的这种正象棱镜装置、带着唯一的一个胶卷，来到巴黎艾菲尔铁塔转悠。正巧，赶上铁塔重新油漆。
爬上盘旋状的小楼梯，马克感受到执油漆刷的
人们正在演出一种真正的杂技，腼腆的里昂人此刻根本不敢招呼人家，只是拿携带的正像取景器把其中一个人框进来——赫然只见镜头里那人竟掉头朝下，不假思索就按下了快门——随之倒抽一口冷气：幸亏有此头朝下的取景画面，方保证了摄影家身体的平衡，否则马克自嘲：恐怕自身就要失去平衡了……失去平衡的后果，又怎能继续想象呢?
之后，马克把此次成果送给卡蒂埃—布勒松看，他选择了一幅照片，约翰·莫瑞斯，时任玛格南图片社编辑——编辑)拿去卖给了《生活》杂志，此乃马克·吕布平生发表的第一幅照片——带给摄影家重大自豪的代表作。
那末此幅使马克世界闻名的摄影作品，是否还应称道有赖卡蒂埃—布勒松的“复兴时期大师”级的建议呢?抑或归功于使用他那绝妙古老的正像取景器之成果呢?“谁的意见你也别听……”
《铁塔上的油漆工》一幅照片，于是成为马克进入玛格南图片社的通行证。玛格南图片社乃是在战后充满希望的形势下创立的，是个群雄荟萃的所在——其中四位乃杰出的创始人。其一亨利·卡蒂埃—布勒松跟马克说：“不要太多听西摩(指大卫·西摩，David Seymour，1 911—1 956，波兰裔美国摄影家——编辑)的意见”；西摩说：“别太多听卡帕(指罗伯特·卡帕，1 91 3—1 954，匈牙利裔美国摄影家——编辑)的意见”；而美国摄影家卡帕则说：“别听亨利的意见”。初人道者的马克于是困惑起来，他就找审慎有分寸的英国人乔治·罗杰(George Roger，1908—1995)去请教，只听罗杰说：“谁的意见你也别听……可是好好听我说：‘玛格南是一个家庭’。” 马克明白了罗杰的意思。事实上，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也不断证明：玛格南乃是一个由极强的分别有其个性的人合伙组成的，其中每一个人物都必须保持各自本身固有的特点。[FS:PAGE]
在玛格南生机勃勃的环境里，马克开始真正的职业培训，这里如同一个值得景仰的学院会所。可是此间人们几乎不谈摄影、不提自己的作品。他们慷慨地教你如何穿越一大群簇拥的阿拉伯人众；如何从以色列到埃及之间换一个护照；怎样做方才不会在纳坡利被强盗拦路打劫；须得学会带着铺盖在印度旅行；懂得感谢接受一个印度尼西亚人的礼物之同时，还应问他这件礼物的价格；如何在普拉卡到雅典之间找一个好餐馆……尤其不计其数地联系接触人，是更好地在各大陆探索一些国家和城市的秘诀。某些人有点学究式，甚至有训导人的架势，但马克还是欣赏他们、敬重他们，接受他们的影响，并无遗憾。· 然而，在此间毫无有关摄影方面的建议，根本不提他们拍到了什么好照片。这些大摄影家见面，总是充满激情地谈论他们刚刚游历过的国家、当地的文化。
1954年，进入玛格南之后，第一个反应是：应该出发到东方去两年。1955年，马克出发常驻印度。在印度，他结识了法国驻华使节，通过此一关系，获得当时在印度的周恩来总理前秘书之帮助；于1956年底得到前往中国的签证。阿尔及利亚战争，马克开始发现：记者之间疯狂的竞争，都是为了抢占一个好位置，为了拍摄正面照片，总要站在最近的方位。“假如你的照片不好，是你站得不够近。”卡帕如是说。
“耳朵被口号的呼喊声振聋发聩，满眼的尘埃与阳光，身体被人群的波涛冲击不由自主地涌动着……图片堆积而互相排挤，我们不再是观众或观察员，而我们想象感觉加入到世界另一头的浩瀚震动。尼赫鲁的葬礼、尼泊尔王加冕、一九六八年五月的巴黎、德黑兰·．．．．．”
马克不喜欢跟其他记者去抢最好的位置和角度去拍摄照片，遇到行使暴力、血腥、折磨人的场面，他宁可闭上眼睛、盖上相机的镜头……。他叙述了在印度军队解放孟加拉国的时候曾有过这样一段经历：胜利者在一个大运动场进行演说之后，把一小撮比哈尔邦叛徒交给狂热的群众，对他们进行肉体折磨、用刀刺穿他们的躯体直至把他们活活折磨致死，凄厉的哀号、鲜血淋漓……记者、摄影家蜂拥而上抢着拍照……而马克，当时却只感觉恶心、目不忍睹，更毋论面对如此的暴力惨状，如何还能权衡选择一个好的位置、合适的角度进行拍照了!于是，他赶快跑开去找印军官方，想要他们立刻制止如此一种人间惨剧。然而，这天其他摄影记者拍下的照片，既经在全世界公布，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之下，从此便没再发生同类的暴力事件。
显然，政治记者式的摄影，并不适合马克的真性情，即便到中国或越南的行动，与其说是受到“参与政治”的那种法国知识分子时髦所驱动，毋宁说源自马克对东方文明的迷恋——从1955年到印度生活一年后，按照摄影家自己的话便是“感染上的一种病毒”。
难怪在传媒多年渲染之下，以至马克不得不声 明：“其实我行使的摄影，更经常地是孤独的工作、 一种沉默的职业，伴随长久的步行、徜徉着、等待 着。……”“灵魂在皮肤上漫步”
“我不懈地守候着意想不到的事物、准确的色调，离奇的或动人心弦的事物。美是无所不在的……”在上海的一个公园里，马克发现很可能被哪位游人遗忘的一个白色塑料袋，造型如同一只迷失的小白兔。于是怀有童趣地拍摄下来，“我也宁愿拍摄一些细节、普通生活中微末的事物。”
“我既非哲学家、也非社会学家，我看事物的表面。希腊人说灵魂在皮肤上漫步，如是，它并非如基督教徒所认为得那样，是存在人体内里的。摄影家是‘一个耽于感官之乐的快活人，因为是用眼睛，而非理念来操纵其感觉。”’
壁炉边一只猫，腹部朝着火，侧躺在地板上；旁有一面有裂隙的镜子，反映出一位裸体女人的形象。此幅照片，被一位美国记者朱尔斯·法博收入《大摄影家看到的猫》。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马克在布拉格拍摄的一幅照片。摄影家给予文字如下：[FS:PAGE]
“这是第一次我拍摄一只猫靠近一位裸体女人。我想提醒人注意不是那女人吸引了这只猫，亦非我的在场，而是壁炉中的火在暖着猫的肚子。
“面对裸体，我总有某种羞耻感，在此照旧也一样。这位年轻的布拉格女子脱光了衣服，而我在一面破碎的镜子里照见了她。此时y．--次地，我拉开了距离……
“有一点我敢说出来吗?我不太喜欢猫。可是怎么能不喜欢它们呢?它们漂亮、不吵，而且不妨害任何人。导演克伊斯·马凯特意为之拍摄了一部电影，断言说：‘上帝创造人乃是为了照管猫的。’往往，一只猫悄悄地进入我拍摄目标的视野，并没要求我的允可。假使它会写字，肯定还会要求偿还其图像的拍摄权呢。”马克这段图片解说，既调侃
了并不喜欢的猫的一个怕羞、腼腆的自我，又可谓充溢着一种细腻的幽默。
如同沃克·伊文思(Walker Evens，1903—1975)说，“他是一个窥视隐秘场面的人，一个干零活的要人和一个小侦探。”
摄影对于马克，乃是面对眼前相互混淆的杂乱无章的形状，为了找到或孤立提炼出一种范畴秩序，于是一切必须删减……“我们不能像绘画那样从一张白纸开始创作，但我们的目标乃是共同的，使之简化以便达到可读性、便于诠释。”
如是，灵魂是否通过摄影家的劳作，便浮上到图像表面而漫步了呢? 笔者的丈夫欧明华也是里昂人，在马克成年的地区出生、长大。马克一知道这一家庭背景，就非常关注欧明华在里昂生活的家人，听说我公公九十五岁，仍独立生活，就更加有兴趣，询问所有日常生活的细节——明言：你公公目前的生活，即将成为我面临的现实……
马克的妻子名卡特荷茵·申讷，本身为记者。当看到她的姓氏，欧明华立刻反应：“那你问问她，是否她认识一个埃赫维·申讷的?”申讷毕竟并非一个常见姓氏，很可能源自同一个家族，马克·吕布夫人的答复证实了：
“当然认识，埃赫维是我堂房第二代叔伯哥哥，比我大两岁。他也是我们家族中最成功的一个，是里昂地铁的负责人。今年五月，他要在里昂召集一个大型家庭聚会，我们准备要去参加呢!”卡特荷茵回答。此刻，笔者方才注意到：卡特荷茵其实跟欧明华同庚，银白色剪短的头发，衬托其面容如同—尊大理石雕像，她举止典雅、庄重……但不知何故，待人接物，总透着一种淡漠。有朋友告诉笔者：感觉每到马克·吕布家，其夫人总好像是盼着客人赶快离开似的……
提及埃赫维，欧明华就谈到自己的少年往事。1964至1965年间，在凡尔赛吉奈特高等理工预科班时，他跟埃赫维同时负责学生会工作；因二人均为里昂人，虽然不在一班，却每天下课之后都约在校园里，一起散步、谈工作、谈共同感兴趣的哲学、神学等等问题。1965年欧明华考进坡利泰克尼克高等综合理工学校，埃赫维考进高等路桥工程学校，分头各自忙碌在各自的领域，至今没机会再见。然而当年朝夕相处的友情，并不能忘却。 发现埃赫维跟卡特荷茵有家族亲缘，欧明华就对笔者说：“那末可以断定，申讷家族属于传统的
天主教家庭……”因为近几个世纪，法国在数度打击耶稣会影响的冲击之后，凡尔赛吉奈特高等预科，已成为法国境内最后一所天主教耶稣会办的高等学校，遵循圣伊尼阿斯·罗耀拉的精神办学。名额极少，上世纪六十年代，惟有传统天主教家庭背景的优等生，方才可能进得去：“我早就听说他们这所学校了……”卡特荷茵流露出知情。
马克听说埃赫维是欧明华的好友，就对笔者说：“其实我属于上一代人，跟埃赫维不熟，但跟他的父亲，是好朋友。我到巴黎，自然就认识了他的家族成员，他的堂兄弟——卡特荷茵的父亲，这也是一位跟我父亲差不多的非天主教信徒，可惜我跟其父见面并不多……。卡特荷茵并非我第一个妻子，第一个妻子叫芭芭哈，是美国黑人——怎么?你有很吃惊的神色?是的，难道你不知道?芭芭哈是黑人，她还住在巴黎，上星期我们还见过面1 1964年我们结婚的，大儿子达卫德1964年就出生了，刚刚还来过，老二阿莱克西，两个小伙子[FS:PAGE]
都很漂亮……”
的确，笔者只顾注意卡特荷茵的背景了，忘记了曾经跟马克关系密切的前妻芭芭哈·柴兹一吕布一一也是一位写过几部畅销书的美国作家，耶鲁建筑艺术史毕业，还是雕塑艺术家、诗人。其1979年出版的小说《萨莉·海明斯》，出版了八种语言的版本、印数达到三百万册。叙述的故事为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跟一位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女奴萨莉·海明斯相恋同居，并养育出一群有黑人血统的后代……此书导致了剧烈、长期的争议，也因作家不仅从阅读的一些史料出发，给人背景真实的震慑，而且大胆地驰骋想象进行创造、甚至虚构了大量当时的日常生活，描绘了十八世纪末美国黑奴制占统治地位的历史画卷……直至1999年，小说出版二十年之后，杰弗逊和海明斯的后人方接受了脱氧核糖核酸化验，证实了作家原本创作的神话——总统与黑人血统的女奴相爱，其基本事实乃是不错的。多年帮助马克作翻译的朋友孙国富告诉笔者，当马克听说诉讼获胜，便顺口调侃一句；“看来芭芭哈又要收到一大笔钱了!”
难免不由人想到：跟马克十几年的共同生活，是否也催生了芭芭哈在小说中生活细节的想象呢?
《我宁愿跟你一起怕》
2004年5月，卡特荷茵曾出过一本新书《我宁愿跟你一起怕》。当笔者问起，卡特荷茵当即签名给我们赠送了此书。 深绿色封面、不足百页的一本小书，读起来竟如此锥心，令读者的泪水不由得顺着那用词精微的真情表述而流淌……。接着，欧明华把书带到俄罗斯去读，他从国外回家就写了一封信，寄给马克·吕布夫人。
“我宁愿跟您一起怕”，源自童话《美人与怪兽》中的一句话，笔者未曾读过童话原文，不知出自哪一版本，据卡特荷茵说乃是故事结尾，美人方对怪兽披露爱情的一句话。
卡特荷茵跟马克1981年养育了第一个孩子一一克雷芒丝，不幸为法文所说的“蒙古儿”，携带染色体21，为先天智障。
当母亲第一次从儿科医生获悉“智障判决”的那一刻，是怎样的一种震撼呵?此一孩子，怎会是马克跟自己等待的呢?对才貌俱佳的女人之骄傲、甚至作者不否认的“自恋”情结，乃是霹雳当头的重创!
绝对惟有执拗的抗拒!她通夜不眠、以泪洗面，她曾盼着孩子死，甚至明确要求医生帮助她……而这种痛苦，仅仅方才开始。作者叙述自己如何从医院回家，试图寻回日常生活的节奏：“我回到家中，腹内空空、两臂空空，被千千万万泪水淹没……”孩子患婴儿黄疸留驻医院。接下来，在心理学家的帮助下，卡特荷茵学习接受作母亲，学习“跟其他人不同的”这种儿童的抚养方法，学作他们忠实的护士：
“在她身边，我虽无安慰、却是幸福的，这是一个我愿意抚慰她、而接受不了的残障孩子，我情愿为她的幸福对她的生活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父亲的反应，显然比母亲超然。一天天地看着孩子成长，马克用摄影机记录下孩子的每一次进步，并加以评论……。
尽管此书写给永远也不可能会读的克雷芒丝，母亲却通过写作，确认了自己对这个无所谓、也不懂事的孩子“并非容易的”母爱。
如今孩子已经二十四岁，看到她如此快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岂非人生更重要的意义呢?
1983年出生的第二个儿子，被命名“泰欧”，希腊原文意为“神的”，往往这是一个缩写，例如常见的有“泰欧菲尔”——热爱神的、“泰欧多尔”一一神赐的……令人想到沈从文在《边城》中，那位“二老”何故被命名“傩送”?可见天下共同之父母心。泰欧已读大学，想考艺术建筑学校，但在巴黎阿尔萨斯中学读书时，就作为第二外语开始选
修汉语，跟笔者能作简单的会话，不止一次去过中国。
去年夏天，卡特荷茵对笔者说：终于找到离家很近的专业智障青年活动中心，同意长期接纳克雷芒丝，从此不必再跑远道，可以更方便地照顾女儿了。否则，作为母亲，难免在书中明确自责：何故自己就不能像跟泰欧一起那样，接受天天都跟克雷芒丝在一起生活呢?[FS:PAGE]
卡特荷茵披露此一消息时，其银白的头发衬得面部线条更精致，小芹顿时想起她说过的：“从克雷芒丝出生后，我的头发就全白了……”一封珍藏的信
马克·吕布夫人卡特荷茵收到欧明华的信后，再见到小芹就说：“我收到了弗郎索瓦的信，非常感激!我已经小心翼翼地把它珍藏起来……” 此信很短，欧明华曾给我打印过一份，读起来却令人热泪盈眶。其内涵，恐怕笔者很难用另一种语言传达，权且试译如下：
“夫人，从二十岁左右，我就经常地想到艾玛努约勒·牧尼耶给一位朋友写的一句话，其中涉及震撼他家庭的惨重事件：‘人们说：他们遭逢到重大的厄运了；我们确实遭遇到某位人物、可谓重大，却绝非一种厄运。’
您的作品无疑传达了一种邻近的启示，然而，远非一种常规的表述，它显示了一条仅仅属于您、并惟有您才走过来的漫长途程。您非凡的文笔使您在生活中已然开始的劳作得以延伸——借用您的语汇来说——它允许我们进入您的工作，进入一种人类极限的勘探。我感谢您引领我进入这些疆域之一，在那里有出于自我的另样之异体，由此却使我更多通一点人情。
寄上我对您真挚的感应，对克雷芒丝的，对马克，以及所有您珍爱的人们。
弗郎索瓦(法文签名)” 艾玛努约勒·牧尼耶(1905～1950)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哲学家，三十年代创办了哲学杂志《精神》，初衷旨在探讨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社团之间的关系，试图深入人类精神领域所面临的危机。
通常人们总是对与自己不同的“异体”感觉恐惧，而通过怎样的心路历程，方能接受“出于自我的另样之异体”呢?翻过《我宁愿跟你一起怕》之扉页，就可见到作者献辞如下： “给马克，我生活的每一秒钟他都无时不在”。 接下来另有一段引文：
“太凄惨的时刻总是降临在幸福中，人生中此一荒唐而绝妙的信念，使真实还能在人类心中占有一席之地。
路易—费狄南·塞林《桑迈勒维斯》” 《我宁愿跟你一起怕》，从某种意义上，又倾注了与马克·吕布怎样的夫妻患难与共之情呢?不读原文，是很难领会的。
“《中国的三面红旗》一书，开篇您就引用了保尔·克洛岱勒一句话‘事物不因我们将之弃置于后，便停止其存在’……保尔·克洛岱勒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可不可以提问有关您的宗教信仰问题呢?”小芹为澄清一些问题，专约了马克细谈。
“对于我，宗教并不重要，上一个教皇——那个波兰人，简直是带动了全世界一种盲信宗教的狂潮，居然面对当今世界现实，还禁止避孕节育，禁止人工流产，怎么可能呢?天主教徒在我看，成了眼界极其狭隘的人……” ·
“有朋友说您是耶稣新教徒，对吗?”笔者想起多年帮助马克作翻译的孙国富等友人马克宗教信仰的说法。
“不，我不是耶稣新教徒，跟大多数法国人一样，我生在天主教家庭，受天主教洗礼。但如今有几个人还去教堂呵?从我父亲开始，就不再是去教堂的虔诚天主教徒了。保尔·克洛岱勒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更重要的他也是杰出的文学家，我这里有他的全套日记……引用这句话，如果我没记错，是他在中国作外交官离任时，写在日记中的。你知道，那个时代，在西方国家，谁也不知道中国，谁也不往中国去，谁也不管中国的存在……”
“那末以为您是耶稣新教徒，看来是误传了?”小芹又盯回到原来的问题上。
“有这样的误传，也不奇怪，一方面我们从来不去教堂，另一方面可能因为我受父亲影响非常大，一个人一生中，总有几个人对他有重大影响。1910年，我父亲考取了政治学专业学校——当时属于政治家顶尖的学府，相当于如今的高级干部学校‘耶纳’。为了庆贺这一喜讯，他获得出国旅行的家庭奖励。当时与他同行的旅伴，后来也是来往密切的多年朋友：有一位是耶稣新教徒，另一位是犹太人。可见他是无视宗教的，我反复阅读过他那些旅行日记。既然我父亲非宗教的思想已很强，我家的几个男孩子后来就都上非宗教影响的公立中学，只有女孩子按照我母亲的意见，在私立的天主教学校受教育。”[FS:PAGE]
“因为我丈夫弗郎索瓦跟卡特荷茵的堂兄埃赫维·申讷是好朋友，1964至65年，他们都在凡尔赛吉奈特——耶稣会力、的高等学校读书。”应该说明此校每年在法国各地、国外法语区总共才有360个位置，所以不仅要筛选成绩优异、而且上世纪六十年代只能录取传统天主教家庭的学生。 “……由此是否可以推断：申讷原本是天主教传统的家族呢?”
“卡特荷茵的父亲，是家里的十个孩子之一，孩子多了，有的不信，有的笃信，甚至还有一个叔叔成为耶稣会士呢，跟我年纪差不多，现在已经去世……但卡特荷茵的父亲属于非宗教的，至少并不比我更虔信，卡特荷茵跟我一样，我们都不去教堂……”
后来笔者问欧明华，他才记起在里昂他们学校里，确实有位耶稣会神父姓申讷，但他不曾直接交往。“应保持自我、忠实于本身文化……”马克明确到越南或到中国，与其说是由于受“参与政治”理想驱动的那种动机，不如按他自己 所说的仅是“先睹为快”，或者“视觉的享乐”罢了，当然是针对异域另一种文化而 言的。
马克认为：眼睛如同其它感觉器官一 样，具有视觉的快感；当再听到一首熟悉 的曲调、品味已尝过的水果，人都会产生 快感，事实上重逢再见到所喜欢的几何与 艺术匀称，同·样也会发生愉悦、快感。
对一位摄影家，靠的是训练有素的眼睛，犹如音乐家善于用耳朵判断错误的音符那样，摄影家须用眼睛辨别视觉的正误。而此一训练乃是日常的、需要不断更新的，否则便要钝。摄影家应有敏锐的眼光，方能把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上各种杂乱无序的形态抽出、隔离、并加以提炼、条理化。
曼·瑞(Man Ray，1890—1976)说有两种活动：创造与再现。“创造乃是神性的，再现乃是人性的。”究竟摄影属于创造呢?抑或再现?那末马克接着引用曼·瑞补充的一句话：
“我们不是神，再现即诠释，而诠释乃是一种个人行为。” 上世纪八十年代马克曾到黄山，每日凌晨两点钟起床，在山颠守候白云的涌现，每两分钟拍摄一幅照片。九十年代初，在巴黎大宫殿，笔者的好友让—抱乐·戴浩石为他举力、了《黄山的云》为主题的动态幻灯展览，吸引了成千上万参观者，包括笔者在内。
记得展厅中观众林立，屏息瞻仰着：在那变幻莫测的光效应中，人们似乎忘记了究竟置身何处?那壮观的摄影画面是在“师法自然”呢?抑或那云山奇景竟在心甘情愿地接受马克镜头的驾驭，去追求中国古代大师一些绘画效果呢?
一次去看马克，刚从中国回来，带回几奉中国古代画册，宋代的花鸟、山水，十分陶醉地仔细翻看，喃喃对笔者说：
“中国宋代的绘画，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高度，理解这一点，还是亨利·卡蒂埃一布勒松最早给我的启蒙……”
尽管，马克跟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均不懂汉语，·站在法国人的角度，对中国问题存在他们不同的见解，但他们所深深迷恋的中国文化，也是超越时代、超越语言、超越国家制度的。
马克镜头所摄取的中国，无处不体现其执著于“保持自我，忠实于本身文化”的原则。“我的东方死了……”
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在马克的眼中，尽管那贫穷“如同浩淼的大洋”却属于“数千年文明的遗产之一”，处处显示讲卫生的清洁环境，城乡孩子都能平等入学、受教育，民风淳朴而知足常乐，断无西方那种巨富或赤贫式的贫富悬殊，因而没有那样为赢得财富而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压力；尽管当时对外部世界封闭，毛泽
东却给人民以中国人的尊严，看不见乞丐，庙宇人迹罕至、见不到修行的信徒、人众……。
五十年中国摄影，马克从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的贫穷到九十年代末兴起的资本运作……无论是含蓄的温情、还是悲悯的现实，在他观看捕捉的生活细节画面中，都显示了他执著的迷恋。一次笔者问他：[FS:PAGE]
“见到您拍过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好几幅照片，您什么时间见过他们俩的?跟他们交谈过吗?”
“你提出的问题，事实上包括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毛泽东，我见过不止一次，离得很近，所以照片也是从很近的位置拍摄下来的，但我没跟他谈过话。可是跟周恩来不仅见过几次面，而且曾经交谈过。第一次见到他，是1965年第二趟去中国期间，谈话很长，有三、四个小时吧；1971年阿兰·佩尔菲特率领一个法国政府代表团到中国，我跟他们在北京汇合，在一起也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马克很喜欢旧地重游，因为对于他，某个地方、某个风景，都如同一位朋友，值得重新探望，看到他的变化。然而自一九九零年代中以后，马克从中国是否每每找到的乃是更多的失望呢?
“东方变得跟西方一模一样，变得竟如此相像，人们不由得削司：何必再旅行呢?既然到处都见到一样的麦当劳，一样的牛仔裤，一样的玻璃钢高楼。”1996年当马克举办《中国四十年》回顾展时，接受记者访问，如此沉痛地开始宣泄：
“……毛领导下，广告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污点，，而如今布满在城乡的墙壁上。并且在中国像在此地(法国)一样，人们也不再谈中国文化。在那边人们宁唱卡拉OK、看日本连环画，也不看京剧。 “人们不能对摆脱了四十年缺衣少食的老百姓轻易评价。但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丧失其本来身份，真令人可怖地消沉沮丧，一个国家粉碎了与本身历史的系链，变得像我们这里有的最坏的东西那样——金钱成为人们所有活动的唯一准则。道义与家庭等价值正在崩溃。如同把我们(三、四个世纪)一系列历史进展尽可能短地压缩在一场赛跑中，我们所爱的那个东方(正因)其恒久的文化，骤然粗暴地变为一种极端西方的东西。”
马克的中国与东方，是否像很多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一样呢?它具有那样一种神秘的恒定性?典雅、幽深的东方文明原应是不变的，忘乎所以地不假思索，一味追求西方物质经济的速度，难免就不伦不类地丧失其本源之美。 难怪《新观察家》杂志总编让·达涅勒要撰文，为马克悲叹：
“我的东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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