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鲍昆 摄影与公共空间 ——《摄影中国》读后感 上海 姜纬 1．摄影是一种公共空间吗？ 肯定是。 当然，公共这个词隐含着令人不安的强制性：公共汽车、公共场所、公共卫生、公共道德等等，它意味着一套你很不想遵守但不得不遵守的规则。 规则的产生是因为确信人们会遵守规则。同时也是因为确信人们不会遵守规则。无论遵守不遵守，都足以证明规则的必要性，所以，理性主义者其实通常是不得已的非理性主义者。 好吧，还是让我们做个忠诚的理性主义者。我们确信，存在着那么一个“公共空间”，在那里，人们通过交谈、对话、商讨，形成对公共事务的普遍共识，这种共识以“公共意见”的名义，必然是正义的、理性的。 当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勾画“公共空间”的蓝图时，他们看到了这个空间正在成型的制度基础：有能力也有兴趣参与公共事务的市民，市场和商业化印刷造成的交际与传播的广阔网络等等。 ——这意味着说话的权力的扩散。 2．在摄影出现之前，早期的小说家们被这种波澜壮阔的扩散所激励，世界变得 如此喧闹、嘈杂，似乎人人都在开口说话，商人、僧侣、乞丐、妓女、流浪汉，所有一直沉默无语的人们都在喋喋不休，在拉伯雷、菲尔丁、伏尔泰、狄德罗、塞万提斯的小说中，到处涌动着话语的洪流，一种眩晕、狂放的“说”的欲望。 在这众声喧哗的狂欢中，文学的、小说的“公共空间”与洛克、孟德斯鸠的“公共空间”一起成长，所有人的声音、所有人的经验和幻想都被表达、交流和共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代欧洲的公民社会被称为“小说的儿子”。因为小说使人们学会倾听他人的声音，尊重他人声音的价值。 3． 毫无疑问，我们现在的时代，应该是“摄影的儿子”了——我们了解自己、 了解别人、了解世界的企望前所未有地依赖于影像，影像的可无限复制化和它的高效低廉传播成本为此提供了坚实的伦理、技术保障。 如果没有将话语的空间向着广大的人群、社会、世界开放的强烈冲动，摄影是不可能产生的。在摄影这个公共空间中，有各种音调的“私语” 嘈嘈切切，每一种“私语” 都在期待和寻求倾听者。而实际上，如果不是听者的存在，摄影家根本不会进入摄影这个场所。这个场所本来就是可以举办运动会开幕式的宏大空间，当你走进去开始表演时，难道你真的以为那里空无一人？ 作为摄影的“私语”与它的读者的每一次相遇都是“公共化”过程的一部分。共时和历时的读者不断地解读、衡量、确定和调整这种“私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围绕文本的反复、持续的公共商谈，摄影家们最个人化的、最独特的语调由此被“交了出去”，汇入某种公共的声音秩序，导致这种秩序的丰富和调整，并随着秩序的丰富和调整而抑扬隐显。 我猜想，这正是摄影家内心深处秘而不宣的渴望，他们的每一次“私语”都是对有关商谈的主动参与，是对声音的公共秩序施加影响的努力，他们最个人化的私语也正是一次最公开的“发言”。 当然，在摄影这个公共空间中，商谈的不仅仅是摄影传统的当前秩序，不仅仅是封神榜上的升沉荣辱，在商谈和对话中，社会的知觉被反复揭示、质疑，对“空间”的再发现，对“历史”的再发现，对“时间”的再发现，等等，摄影在发现和表达人的自我形象和生存情境时必然参与着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开展的商谈和对话。 因此，摄影的公共空间中总是有门通向“社会”的公共空间。 4．推开这扇门，迎头就会撞上一系列的“老生常谈”，以及对老生常谈的质疑。 摄影的公共空间与“社会”的公共空间相遇相合的地方是一块充满争议的是非之地。 的确，摄影并无绝对的必要性使自己成为当下社会的公共意见的一部分，或成为形成和表达这种意见的场所。当摄影这么做了的时候，那是因为公共意见的形成过程无可避免地进入了摄影的视野。 社会的公共空间不是一个非人格化的空间，进入这一空间的个人和群体都将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利益，由此检验社会对自身的容纳和自身对社会的认同。[FS:PAGE] 当各种身份和各种利益成为急需通过对话、商谈确认和安排的紧迫“问题”时，也就是人在社会中的生存体验、人的自我形象成为了紧迫“问题”。 摄影由此以充分的合法性进入了社会的公共空间。 5．像人们通常意识到的那样，摄影家们并不总是有幸遭遇如20世纪下半叶这样错综复杂的年代，古老的中国经历着翻天覆地般的转化，社会政治经济网络、基层生活的共同体、文化表达和交往形式，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根本性变革，变革无所不及的巨大力量表现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分隔模糊游移，历史踏破了这个界限，搅动着生活的各个层面， 在所有细节上烙下印迹。 于是，20世纪下半叶一个比较重大的文化事件就是摄影家的相继“崛起”——他们的影像在内部表现为社会的公共空间，在外部则呈现为社会的公共空间的一部分。 6．这些影像构成了壮观、纷繁、歧义的视觉现象，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在对中国社会和生活的关注这个坐标点上显示出来。但是这种关注不一定就是公共空间意义上的关注，如果它们是独断的、一元的，只许自己说不让别人说的，是藐视社会中个人和群体复杂的利益和境遇的，那么它们实际上是站在自己搭建起来的圣坛上，反对和取消“公共空间”。 况且，社会的公共空间进入摄影，或摄影进入社会的公共空间，对于中国摄影和社会，始终是一种新的现象。它的意义，即使摄影家本人也未必十分通透彻底地自觉，也许，他们的拍摄主要是出于对中国历史、社会境遇和生活情境的敏锐的直觉应对而已。 7．摄影家们发现和发展了一种对话精神，使各种冲突着的、摩擦着的利益和身份、个人和群体，各种各样的声音，都能在较少成见的、比较尊重生活真理的相对性的环境中得到表达，展开对话。通过这种经验和思想的交流，通过对话——摄影家们应发现，只有通过对话，社群成员对自身、对他人、对社群的共同处境以至巨大的社会—历史进程才有可能达到相对完整、相对一致的理解和感受。 这种对话的精神是摄影的公共空间和社会的公共空间得以形成的根本精神，这些摄影家们的拍摄因此是对中国摄影和社会生活的意义深远的发现。 8．让我坦率地承认，在中国摄影家中，很难找到充分体现了公共空间的对话精神的典范作品，这种精神是在他们之中，在他们多种多样的拍摄实践中抽象出来的。 每一种声音都受着各自的知觉结构的限制，这种限制在各种不同声音的合鸣中被超越。 ——这对于社会的公共空间、这些照片、这种视觉现象、这本《摄影中国》都是适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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