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八届全国摄影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
王郑生
各位专家、各位代表：
今天上午，李前光同志在开幕词中阐明了本届理论研讨会的任务和意义。研讨会设定了两个主题，一是研究《中国摄影通史》的总体编纂思路和规划，二是当前影像艺术市场的发展趋势及潜存问题。可以说，这两个主题一是务实，一是务虚，看似互不搭界，实则相互关联。影像艺术通过进入市场而求得更加多元的蓬勃发展既是自身的需求，也是必然的趋势。而摄影通史的编纂，将带动相关研究的开展，为摄影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并为影像艺术市场的发展和影像作品的价值提供评价尺度。
盛世修史，是许多世纪以来一种共同的文化现象。进入新世纪之后，史学逐渐成为显学，有关史学方面的研讨、论著日趋增多。其他艺术门类也频繁出现各种形式的历史回顾活动，公众的历史意识渐渐复苏。而在摄影专业领域，近些年各种年鉴和史料性图书纷纷出版，对于开展系统的摄影史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2004年编辑出版了《中国新闻摄影通鉴（1978-2003）》一书，囊括了改革开放25年间新闻摄影事业方方面面的发展和成就。《中国广告摄影年鉴》自1999年起，每年一册，已经出版了七年。200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在成立50周年之际，举办了“中国摄影开拓与发展论坛”和《往事如歌》征文活动，编辑出版了《共同走过》和《摄影中国》两部以梳理建国以来摄影作品为主要内容的画册。同时作为1981年、1983年、1989年三本年鉴的延续，中国摄影家协会于去年开始恢复《中国摄影年鉴》的出版工作，《中国摄影年鉴》（2006-2007）于2007年6月正式面世，我们希望这一工作能够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不再中断。
此外，伴随艺术品收藏热的升温，近几年国内外各大拍卖公司开始对摄影作品进行关注，与中国摄影史和影像艺术市场有关的专题展览与学术活动显著增多。学术研究与市场运作开始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在今年5月广东美术馆举办的第二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上，对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当代摄影，进行了有探索意义的学术梳理。而在去年10月举行的“2006北京?影像专家见面会”上，面对西方视野的东方解读，中国摄影史观的建构、东西方摄影文化交融中的自我定位、中国本土学术评价体系的建设等一系列问题，益发显得重要和紧迫。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中国摄影》杂志参与主办这次影像专家见面会是由我拍板决定的。我的意图是通过这一活动，尝试性、借鉴性地为中国的影像艺术市场引入一种在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运作机制。不过这一活动在中国摄影家群体中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是我有些始料未及的。一些摄影界同仁在见面会上遭遇了失望和挫折。事后回顾，我们工作中的不足是在这一活动开始前，没有把某些我们在事先已经有所意识的问题向摄影界同行们加以说明，也没有对来华的西方影像专家加以提醒，所以使得见面会有一点尴尬，打个比方说，有点像两个戴着不同有色眼镜的人在对话，彼此都感觉对方是色盲。在我看来，这种冲突不是一件坏事。它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看到文化多样性存在的必要性，看到国际市场和中国摄影界需要有一个互相认识了解的过程，也让不少摄影家破除了迷信，坚定了立足中国本土、立足中国文化观念进行摄影创作的信念。我对其最终的结果感到高兴。
新时期以来，业已出版的三本《中国摄影史》是摄影界众多老前辈集体呕心沥血的结晶。从1980年开始，陈昌谦、袁毅平、顾棣、马运增、舒宗侨、蒋齐生、胡志川等老同志，分别在北京、上海等老摄影家比较集中的地方召开座谈会，动员老摄影家写回忆录，提供摄影史料和线索，有计划地开始“抢救史料”的活动。1981年5月，当时的中国摄影家协会研究室出版了第一辑《中国摄影史料》。随之，中国摄影家协会于1982年成立了《中国摄影史》编委会，成立了以吴群为组长的九名成员组成的编写组。经过不断地征求意见、核实史料，多次修改和订正，《中国摄影史》（1840-1937）、《中国摄影史》（1937-1949）分别于1987年、1998年出版。《当代中国摄影艺术史》（1949-1989）也于1996年正式出版。 [FS:PAGE]
这三册摄影史专著的出版可以说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比较系统和完整地勾勒出中国摄影百年发展的基本轮廓。对于珍贵史料的留存和抢救，对于中国摄影史的记录和梳理也起到了十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这套摄影史作为教材，现在仍被各大专院校广泛使用，成为学子们认识学习摄影的启蒙读物。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几部专著尚存在着不少的缺憾：一是收录的资料不够全面充分，无论从地域还是时序来说，都有不少空白和断层。1949年前人物和作品的图录很少，而当代部分则没有图片。其次，对某些史实和现象，缺乏进一步的分析和评叙，缺少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上下文考察。第三，遵循的中心线索和脉络，受当时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痕迹过重，对于摄影本体的发展，对于摄影语言、摄影观念、摄影思潮的变化演进，着墨不多。
在这种环境和形势下，编写一本将1840年以来摄影发展演进的各种历史节点线索完整串联起来的《中国摄影通史》，就成为当下十分紧迫的任务。新的《中国摄影通史》应采用专业的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文献研究、个案研究和访谈的形式搜集整理资料，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资料、整理历史线索，集思广益，从而建立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以摄影本体发展为中心线索，具有思想性和资料性的中国摄影史系。
而在这次会议上，以下几个问题将是我们着重研究和探讨的：《中国摄影通史》应遵循何种历史观，历史写作的出发点和基本语境是什么，应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中国摄影通史》的编写原则和体例是怎样的？《中国摄影通史》如何分期断代？原来的1840—1937、1937—1949、1949—1986三个阶段的结构是否改变？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1976年的“文革”结束是否作为标志性事件引入？《中国摄影通史》编写的逻辑线索，每一分册每一章节的结构如何安排？是按照摄影的题材门类来分，如新闻摄影、纪实摄影、艺术摄影、商业摄影等，还是按照摄影的不同领域来分，如摄影大事、摄影家、摄影团体、摄影媒介、照相业器材业等。还有如何开展相关摄影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如何开展摄影个案的访谈、研究和整理工作等等。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秉持“客观、公正、开放、多元”的精神是我们所提倡的。在《中国摄影通史》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希望各位历史专家、理论家、评论家，本着为历史负责的治学态度，齐心合力从浩繁的历史资料中，选择有代表性的素材构建话语，以呈现中国摄影的整体历史发展面貌。我们希望广大的摄影工作者、摄影理论工作者都参与到《中国摄影通史》的编写工作中来，调查研究，搜集史料，深入研究，深入挖掘，形成存史、论史的良好氛围和空气。每一个个体对历史都有阐述的权利。不仅仅是《中国摄影通史》，每一个人都可以进行与摄影有关的断代史、专题史、个人史的研究，对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特定人物进行具体、实证的专题研究，以补先贤的不足。我们希望每一个摄影人都来关心协助摄影史料的抢救整理工作，为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一份应有的贡献。
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中国摄影通史》的编写规划已经上报给中国文联等上级主管部门。经费的申请和相关的赞助正在操作进行中。我们计划于一年内确定《中国摄影通史》的编写大纲，接着用三至四年完成各章节的初稿，然后根据初稿的情况，制定下一步的成稿计划。通史的编纂是一项浩大细致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摄影家协会将在各个方面精心筹划，为这项工作的开展和顺利完成铺平道路。 [FS:PAGE]
历史学家曾说过：“我们对历史的惟一责任，就是重写历史。”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们对历史必然会有新的认识和发现，重新认识和书写历史就成为每一代人文化进步的必然诉求。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为今天的摄影史写作提供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一切历史思考开展重要而又必不可少的前提。
基于以上想法，我认为，《中国摄影通史》的编纂工作，无论从编辑思想上，还是从组织工作上，都应该是发散式的。我希望有尽可能多的摄影家、摄影理论家投身到这一工作中，希望在史料素材的收集上做到不厌繁芜，在尽可能多地掌握史料、尽可能广地汇集思想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梳理，体现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度。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组织的一项重大学术工程，最终形成的《中国摄影通史》也必然贯彻和遵循中国摄影家协会的艺术主张。这里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艺术主张绝不是某一个或几个协会领导人的艺术主张，而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主张、中国共产党的艺术主张、具有人民性的中国知识界艺术主张在摄影领域的集中体现。
我还希望，我们最终的成果不仅仅限于一部《中国摄影通史》，而是以编纂《中国摄影通史》为动因和主线，促进对整个中国摄影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带动大量衍生产品的面世——这里所说的衍生产品包括中国摄影断代史研究、分类研究、现象学研究、面向摄影家个人和摄影团体、摄影流派、摄影媒体的专题研究等等各方面的专著、论文及其他研究成果。中国摄影家协会所属的各媒体和出版单位将努力以社会效益为第一准则的原则，尽力为大家提供传播的平台。我们还将开办中国摄影学术网，利用互联网这一现代交流和传播平台为摄影学术研究服务。
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必将以对历史负责、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负责的精神，很好地完成重任，不负先人，不负后人，不负中国摄影界众多同仁的期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