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广州摄影双年展观后感

这只是观后感，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思绪顺着回忆在走。

中外双年展、三年展都是宏大叙事，广州摄影双年展自然不会例外。这些活动影响力优劣的比较、竞争，看的是主题与历史、现实的关系能否和世道人心相针对相契合，是主题确定以后具体操作能力能否到位。本届摄影双年展，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摄影实践被整合成大中国概念性的平台，纪实与沙龙风格被拎出来作为叙事主线，以此来梳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摄影的基本面目，以及摄影在这个历史阶段的种种作用，并思考当下摄影价值观的取向，广东美术馆提出的这个主题、鲍昆先生作为学术主持所定的研讨方向可说是鲜明、及时和慎密的。

面对如此重要的活动，媒介来了不少人。与以往一样，我看不出中国的媒介工作人员有什么进步。他们出于相关知识储备的缺乏，把对于展览的理解传达责任交给了主办方的统发稿，交给了策展人，交给了摄影家，交给了评论家，唯独不交给自己，他们感到安慰的是他们做到了客观报道，殊不知客观本身早已千疮百孔，殊不知仅有客观是不够的。因为作为报道基础的主办方、策展人、摄影家、评论家，他们早有目的早有取舍，这个"客观"是由"主观"而来的。

写到这里，我忆起了此次研讨会议上的情形。有一个话题是李陀先生挑起的，他说到西方人对于当代中国纪实摄影作品，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你们中国摄影师的纪实手法，在西方早已经过时了，言下之意就是当代中国纪实摄影作品老土，不时髦、不当代、不艺术了，李老对此表示明确反对，因为中国的社会历史环境与西方有着非常大的区别，不深入理解这个背景，对中国纪实摄影作品的起因、作用和价值，就会形成不正确的判断。接着，南帆先生简明阐述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中国过去的历史几乎都是官史，帝王将相的历史，被扭曲、被遮蔽掉的事实肯定远远超过被表述的，因此当照相机的技术、价格门槛对一般民众来讲不再是一个问题时，人们对于自己做主记录自己生活的热情空前高涨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长期生活在开放多元环境中，对此是不能深刻体验的。南帆先生的话，我有非常大的同感，想想我这几年来所做的摄影方面的事情，最大的动因就是不满主流历史叙事，语言不语言的是次要的，首先是历史观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历史叙事、由谁来叙事的问题。但是，个人叙事会不会成为另外一种专断？不可否认，我们这些从事拍摄、传播、出版、展览的人毕竟还是少数，所以，我现在时常反省的一个问题是：个人的生命经验必须敞开，"我"要走向他人，"我"必须扩展为"我们"，可谁是"我们"？是由"我"所选定的人们吗？那么这个"我们"就与"我"并无区别；这其中包括"你们"吗？那些境遇不同，对何为善好有着极不相同体认的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我能那么肯定吗？我是否应该犹豫些？"我们"应该是在的，但它究竟是谁、它能够说什么，我感觉并无把握，结果，这个"我们"就在眼前模糊微弱地闪动着--类似星空，但星空晦暗。康德把道德律与天上的星空并提，既是说人类良知之神秘，也是说，所有的"解释"并非绝对自足。

会上的其它一些话题，也引起了我的兴趣，一个问题往往引启了我更多的思考和问题。比如摄影中的真实，现在的中国人为什么前所未有的追究真实，这背后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图像能够取代文字成为历史写作的主要载体吗？文字还需不需要？我一直在看的中国文学作品，比如刚刚读完的盛可以的长篇《道德颂》，通过当下男性和女性身体、心灵关系那种种剥皮见骨的描写，对我们这个时代人的道德境遇和道德体验作了有力的表达和探索，我是在想，这个世界还是有无法依靠照相机来呈现的事实、经验，以我的人生阅历，我知道盛可以写的故事是有出处的，那么，她的文字将来难道就不可以作为某种历史看待？这样的文字又有多少呢？谁有资格来作评判？还有，摄影和照相有区别吗？如果有区别，该怎样去理解奥古斯特·桑德？是最初没区别的，到后来有区别的吗？如果是，这过程意味着什么？单纯和成熟哪个更好？再有，摄影史应该是精英史还是平民史？这个问题是由林路先生的发言而起的，想不到的是，林先生曾经的困惑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和兴趣，这又说明了什么？谁是所谓的精英？谁是所谓的平民？精英是不是既得利益者？精英是不是要在美术馆展览照片？一个摄影师的照片在拍卖会上卖出一个好价钱但没参加过双年展，他是精英还是暴发户？平民是不是还没有进北京城的李自成？有标准吗？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简便的影像实践，摄影教育、发表、流通机制如何去应对？[FS:PAGE]

对于"学术"这盘账，我一个局外人不便多插嘴，远远望去，学术许诺给市场的，无非市场所期望的办事能力，但那往往不过是为了媚悦市场而竭力装出能干的样子，事到临头，照例支支吾吾，夹缠不清，这在市场看来，不啻卖狗皮膏药，短暂的蜜月期过后，早晚还是得不欢而散。摄影其实也不应该多弄凌空蹈虚的什么"实学"，一个摄影家，忙着说出"思想"，他就真的顾不上经验、事实、人性的广阔、深微，何况那思想还免不了"扶东倒西"、随时俯仰。

通过在广州这几天密集的倾听、交谈、观察，我觉得有必要坚持我原来的基本看法：像人们通常意识到的那样，摄影家们并不总是有幸遭遇如20世纪下半叶这样错综复杂的年代，古老的中国经历着翻天覆地般的转化，社会政治经济网络、基层生活的共同体、文化表达和交往形式，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根本性变革，变革无所不及的巨大力量表现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分隔模糊游移，历史踏破了这个界限，搅动着生活的各个层面， 在所有细节上烙下印迹。于是，20世纪下半叶一个比较重大的文化事件就是摄影家的相继"崛起"--他们的影像在内部表现为社会的公共空间，在外部则呈现为社会的公共空间的一部分。社会的公共空间进入摄影，或摄影进入社会的公共空间，对于中国摄影和社会，始终是一种新的现象。它的意义，即使摄影家本人也未必十分通透彻底地自觉，也许，他们的拍摄主要是出于对中国历史、社会境遇和生活情境的敏锐的直觉应对而已。

展览中有一个特别单元"乒乓"，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确很有意思。按照策划人的意思，设置这么一个展览，把外国摄影师和中国摄影师的作品并置，题材、观念、语言，有的相似，有的相反，不管怎样，思考和形式在其间彼此呼应，形

成丰富复杂的复调。我在想：东西方观看方式的距离与巧合，这个倒是以后某届双年展可以考虑的主题，甚至可以把这个主题具体落实到对于中国的观看上来。一百多年前，摄影术传入中国，欧洲人有意无意间是单方面的观看，中国最初是被观看的，但不久即开始了中国人自己的观看；一百多年后，和中国来往的已绝非只限于欧洲，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主动观看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其间波澜起伏气象万千。无论怎样，距离与巧合，错谬与相契，误读与共识，这些依然存在，不同文明是必然冲突的还是可以融会的，处理这些问题的智慧在哪里，文化在此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在影像层面的探讨是以小见大，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紧密的今天，我看是既具现实意义，也有深远的影响和价值。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视野、耐心、能力、资金和学术规范，我相信是能够做出做好这样一个题材的。

研讨会的遗憾是没有时间讨论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有一段时日了，有那么一部分摄影师、评论家和经营者，在外力的帮助和鼓励下，非常聪明而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作品、判断和资金种植进了当代艺术的园子，其收成以及其在商场货架上的显赫位置令人们既羡又恨，至今仍有人为不得其门而入烦恼着急。我原来已准备了一家之言，没讲成。那么现在，在这里，我不妨来说说它的诉求秘密吧。杜尚的那个小便器，开创了所谓的当代艺术也同时终结了当代艺术，这容器如此之大以至于后来的所有当代艺术品都像是撒在里面的体液，在他之后蓬勃发展的当代艺术生产力实在是有悖于祖师爷不再做其它作品的深意。在我眼里，当代艺术是意识精神形态领域的SM活动。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一直是人类最为看重的一种价值，而实际上，有许多事情是不能用理性来解释的。两次世界大战、奥斯维辛集中营、原子弹以及越战、水门事件之后，西方人最看重的科学、规则、理性，不断地受到来自自身的挑战和质疑，褪去理性的面纱在过去是潜意识，在"诗已死"的当代则可以大摇大摆地放至明面上来。SM与一般传统价值观相反，是放松的放肆，巨大的压力在感官的折磨、摧残过程中被缓释、解除。我在资料里看到一个SM活动中的"奴隶"的自述："电脑、手机、跑车、网络通讯、电子银行成了我们生活的主流，紧张、压力也随之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风尚'，焦虑、恐惧、竞争、威胁侵袭着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暴露在各式各样丑闻、骗局之中......政府的，企业的，个人的。看起来好像只有鞭抽在身上的这种疼痛是完全真实的，没有欺骗。SM对我来讲是有正面意义的，使我在现实生活中变得更顽强，因为它实际是对忍耐力的锻炼，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SM的实践者中有那么高比例的医生、律师、企业高管、高级技术人员。"我想我已经讲得够明白够直接了。[FS:PAGE]

我反对一切脏兮兮粘糊糊张牙舞爪的中国当代艺术品，放在家里显然不合适，你们不能在我家里搞SM活动。当然，他们也只准备进入博物馆、美术馆、基金会、拍卖公司的仓库，也只准备进入"艺术史"。其背后有一套沦肌浃髓地支配着当代艺术的逻辑：社会在发展，艺术要进步，进步的标志之一是创新，之二是年轻；创新就几乎等于"创世"，一切推倒，从头再来，而"年轻"无疑最具创世的合法性：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我们的，为了使创世行动看上去货真价实，我们必须坚决强调我们和前辈划清界限，我们看到了他们从未看到也不能理解的景象，于是，我们需要"命名"，"艺术史"需要改写，至少需要增加新的章节。--这是一种贯彻着"暴力崇拜"和"青春崇拜"的逻辑，它伴随着当代艺术度过了接近二十年狂飙突进的青春期。

但问题是，青春期是否已经过去或即将过去？中国的当代艺术是否永远在恋爱、偷情而不肯娶老婆生孩子？当一代新人开始他们的艺术生涯时，他们是不是一定得采取否定性姿态，在蓄意制造的荒凉中确立自己？人家再颠覆的顽主，其背后总有深厚绵长的人文根基、经验深度和历史脉络。比如，泰纳奖的得主马汀·奎德，他的历史渊源，可上溯到伊夫·克莱因。罗马人把他们制造的荒凉称为"和平"，我们的艺术家是不是习惯于把荒凉称为"创新"？

什么是"创新"？我们的前辈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当周邦彦写下"吴盐胜雪"的词句时，这句子响应着李白的"吴盐如花皎似雪"，他把一种已被表达的经验表达得更简明、更准确，他认为这就是"创新"。但在我们的当代艺术宠儿看来是多么腐朽啊。总之，"好"的未必是"年轻"的，我们已足够年轻，但我们还远不够好。

双年展，庙堂？江湖？有真诚的期待，有皮笑肉不笑的搭讪，有言不由衷的恭维，有探路询价的，有嫉火中烧的眼神，有信心满满春风得意的肢体语言，有汪洋恣肆的创造，有踉踉跄跄的追赶，有纵横捭阖的想象，也有气喘吁吁的透支，叹为观止。

5月19日，广州金桥酒店的早餐，曾璜先生笑言：姜纬，小心被招安噢！今年五一长假，我看了《越狱》第二季，某位因内讧而被砍掉只手的罪犯，情急之下到了一兽医家，他胁迫兽医帮他做手术，兽医解释了自己的技术局限，并告诉那罪犯，一般人不用麻醉是无法忍受的，罪犯狞笑着说：我不是一般人！当时，我心为之一动，是啊，我不是一般人！但现在，出于诚恳，我不敢肯定我不是一般人。在摄影这个公共空间中，商谈的不仅仅是摄影传统的当前秩序，不仅仅是封神榜上的升沉荣辱，在商谈和对话中，社会的知觉被反复揭示、质疑，对"空间"的再发现，对"历史"的再发现，对"时间"的再发现，等等，摄影在发现和表达人的自我形象和生存情境时必然参与着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开展的商谈和对话。个人在其中，是很容易迷失的，因此，我写下这些感想，希望它们在以后能够帮助我找得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