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个时代的终结？
| 自1979年创刊之后，《读书》就成了中国读书人的经典。20年中，《读书》逐渐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系统。一些对它怀有深厚感情的人、一些惟恐被学界抛弃的人对它不离不弃，更多的是因为把它当作了抵御现实的最后心理底限。《读书》的影响远在读书界之外，在20世纪最后20年，以其坚守的人文光芒温暖了追求真知灼见的人们，以其学术的思想理性驱逐了混乱和黑暗。 《读书》一度作为中国绝无仅有的思想传媒，赢得了一个时代。 今天，热爱《读书》的人们面临着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继续爱它，或者不爱。因为今天的《读书》不再是从前的《读书》了，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时代已经不是《读书》的时代了。 好杂志越来越多，勇于发表真知灼见的好杂志越来越多，《读书》时代的人们业已成长，中国更加改革开放。《读书》遗失了很多目光，遭到了很多非议，面临着传媒的竞争。在剧变的时代、挑剔的读者和发展的压力之下，《读书》渐渐被还原为一本读物，和成千上万种期刊一样，不再特殊，不再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家园。 我们相信，这不是《读书》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在精神和思想的社会示范意义削减乃至空置之后，《读书》的时代终结了，它一去不复返。 我现在已经基本上不看《读书》了。（沈昌文，《读书》杂志前执行主编） 时代变得这么快，《读书》不变，行吗?（黄平，《读书》执行主编） 我认为《读书》的问题不是人，而是制度。（汪丁丁，经济学家，《读书》作者） 我同意陈侗关于《读书》的说法：“《读书》像是一个饭局，坐在那里吃饭人总是表现得非常突出，而这种突出像是做给旁边桌子的人看的。看什么呢?看我们多厉害，作为不幸坐在旁边另一张桌子的人，我想说，你们吃你们的，与我有何相干!”（黄集伟，博库网站主编，《读书》作者） 现在《读书》的门槛好像高了，要收门票才能进去了。（周实，《书屋》杂志主编） 我想，中国是一个缺少爱的国家，没有东西爱，只好爱《读书》了。（吴亮，文化评论家)有人把《读书》当成高雅、有层次的象征，我觉得不足取。（王之江，《万象》杂志执行主编） 好文章不一定是看不懂的，不好的文章才看不懂。作为一本大众化的读物，连大学生都看不懂就有问题了。（尚英，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博士）为什么那么多人对《读书》不满?因为以前它是一本启蒙性的广泛的知识分子读物，现在成了小众的圈子化的同人杂志。《书城》代表了《读书》的另一种可能。（许知远，《大视野》杂志执行主编） 文化阁楼二十年前不久读沈昌文先生的《回忆<读书>》(载《南方周末》2000.11.9)，获益殊深，也引发出我作为一个关注《读书》的圈外人的一些思考。 5年前，我曾在一篇谈论国内思想文化刊物的文章中谈到，日后必定会有研究者以《读书》这本杂志作为专业研究的课题；这是因为，要了解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或要研究此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学术文化的变化和发展，都无法不对这本杂志给予极大的关注。在那篇文章中，我对《读书》的评价发自内心的真挚感受——“十几年的风雨兼程，《读书》无改于它的初衷和远志。它的风骨和品味已然成为一面精神的旗帜、文化的旗帜，成为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倍加珍爱的精神食粮。”当然，在这种“宏大叙事”式话语的背后，应该作更细致、更具问题意识的思考。 无庸讳言，《读书》近几年来的变化、尤其是国内知识分子精英阵营的变化使对它的关注和思考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但也正因如此，它成为了迫切地呼唤人们思考和交流的那类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读书》的资源与传承意识在沈先生的文章中我注意到他对《读书》在资源准备与精神上和文化上的传承问题的论述。我们得知，从组织建构来看，《读书》创办时属于国家出版局政策研究室——忽然想到的是，逮住“政策研究室”这类机构恐怕就可以写出半部20年来的中国政治、经济改革史；机构放在人民出版社，名义上又是由易于使人产生传承之想的三联书店出版。沈先生说，这种组织安排是大手笔所为，把出版界各路英雄集合在一起了。 [FS:PAGE] 再看具体的人事安排，陈翰伯、陈原、史枚等诸位先生均是老一辈的职业出版家，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出版经验；冯亦代、丁聪等先生各以其异常出色的学问和才艺倾情投入于编辑工作；加上时届年富力强、工作经验与能力都正是旺盛的沈昌文先生和董秀玉女士，这个群体可以说当时中国出版业界最强有力的人才资源库。这种架构资源对于其日后的发展命运实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在刚从禁锢和专制的重压下挣脱出来的时候，知识与学术的园地一片荒芜，唯有老一辈的职业出版家可以其文化上的传承谱系接续上去。正如沈先生说的，由于有这些几十年的资源，所以一下子就能办出名声来。 另外，更广泛而且更为重要的资源保证来自当时知识体制的巨大变化。大学作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生存场所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复生阶段，紧接着在1978年招收研究生使在社会上离散多年的知识人才一下子纳入了现代学术体制的轨道。再过不了几年，公费派出留学的最早一批青年学者相继学有所成。在中国，现代知识体制的重建肯定是形成知识人核心群体的首要基础。在校园满目青黄不接的情景中，新一代的知识人非常有幸地追随着一批在三四十年代才华横溢、经受了劫难考验之后硕果尚存的老牌子教授，学术的薪火得以相传。《读书》自言其内容有三大特色令其发展成长：专栏文章、海外学人文章和青年学子新论，这三大块恰好与大学知识体制的重建相表里，可见《读书》最大限度地在社会知识体制重建、知识资源重组的转型过程中极其敏锐而又自然地构建起自己的作者资源。 《读书》的成功毫无疑问首先就是得益于在占有和开发人才资源上的成功。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社会知识体制转型与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易于为人重视，而作为传播知识的出版载体如何利用这一过程培养和塑造一种新的知识言说本质并以此反过来影响社会的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恐怕这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以学术传承而论，中国传统的文史之学在1949年以后遽分两途。 自70年代末起，从文化劫难的恶梦中苏醒过来的中国知识界确是一片四顾苍茫，传承之声很自然地以读书为由头而生发出来。80年代初钱穆先生这样评说大陆的学术文化状况：只要有书在，只要读书人也还没有死绝，文化传承的根就不会断。这句话切中了要点。俗话说的“留得青山在”，这座山就是书山。如沈先生所讲，陈寅恪、陈登原、张荫麟、陈岱孙、吴文藻等这些人借着《读书》把“话头”接上了。在这里，知识者传统的复兴是借助于关于知识传统的集体记忆的唤起而实现的。 还应该提到的是，在传统文史之学以外，译介域外西学的工作似乎潜而不显，实际上在50年代以来仍在进行；在跨过“文革”中的几年中断之后，70年代初便以“批判”等等名义“内部出版”了一些读物。译介西学、传承人类文明精神之火对于闭关多年的国人之重要性不言而喻，《读书》自然当仁不让，以译著评介、海外书讯等形式艰难而又坚定地打开国人视野的门窗。 传承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则是在思想的潜流中一直涌动的“五·四”精神。 《读书》创刊后的第二期适在5月出版，谈谈“五·四”是思想文化刊物的题中应有之义。该期刊登的《科学与民主并重》一文认为，“五·四运动”前夕《新青年》提出的“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口号至今仍有重要意义，是必须继承和发扬的“革命传统”；人民的民主权力非来自“天赋”或“恩赐”，而要靠人民的觉悟和斗争去争取，云云。 20多年来，“五·四”这一壶不开的水年年得提一下，但提的力度、方式因时而别。今天重读20年前这篇浅要的文章，令人感喟的是竟然并没有什么时光倒流、恍若隔世的感觉。 以后，《读书》谈“五·四”的力作有甘阳、刘小枫、赵一凡、郑也夫等人的一组文章(1989.5)，该期的“编后絮语”竟以虚构的小说家言发出了如此激愤的声音：“唉!希望还在年轻人!你们才有真正可能成为‘五·四’之子。只希望中国的环境不要逼得你们也走上我们走过的老路才好!”再往后一期，编者有感于“到处人声鼎沸”而意识到“看来，人们已经很难‘听其自然’了”。 [FS:PAGE] 越十年，又是5月，继有宏文挖掘《历史记忆中忘却的五四新文化传统》(依封面标题)。 如上者，恰见《读书》三代人的心路历程中，伟大的“五·四”精神相承不辍。我在5年前的那篇文章里谈到，在中国现代史上，继掀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之后而能在思想知识界产生同样巨大影响者，仅《读书》而已。这种估量或许是见仁见智，但以“五·四”《新青年》为与之精神相继的联系坐标，敢言不失其理。 最后，我总感到在《读书》的传承问题上是否还有一种可能性存在，那就是在思想、精神气质上对作为思想史的“文革”思想资源的传承。 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也不易论证。在口口声声清除“文革”极左流毒的思想阵地上，难道还会与“文革”有什么纠葛么?“文革”思想史的研究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进展迟缓、成果不多(或许这只是我的孤陋寡闻)，但一部“文革”思想史绝非只有反智的、专制的、愚民的一种色彩，这是可以肯定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以群体的形式表现出启蒙和怀疑的精神价值取向、并且结合读书而踏上思考的征途，不能不说是起步于“文革”的岁月当中。朱学勤先生的一篇关于《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寻人启示钩寻起多么丰富的思想史料，那些在寒冷的长夜中热切而激烈的讨论、那些在广场上热血喷涌的宣讲和辩难……或者如顾准先生那样从世界历史、人类文明的精神堂奥中窃取天火以照亮脚下道路的思想前驱，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正也是塑造《读书》的思想品格的精神资源之一么?很显然，作为政治史的“文革”与作为思想史的“文革”留给后人的遗产绝不完全相同；而在同一部思想史中，专制与自由、愚民与启蒙的斗争历历在目，多少在思考中的青年男女把生命奉献在燃烧的祭坛上——难道这些纯洁、勇敢的精神气质还不足以作为《读书》的内在魂灵么?当然，在为《读书》撰稿的作者群中不乏像朱学勤那样从民间思想部落中走出来的思想者和学问家，但我并非仅以此来论证《读书》与“文革”思想资源的关系。日后如果有时间，我想我会从《读书》的文本阅读入手，从思想和语体的方面寻找那些哪怕只是比较微弱的传承关系——那样做的话，恐怕主要目的已经不在《读书》本身，而是为了讲清楚一部充满了苦难的、被忘却的思想史的“上下文”。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及其与言述品格的关系起步于70年代末期那个风雨鸡鸣时分的《读书》有点像艾青笔下的那个号兵，他以对黎明的急切期待吹响了号音，以他最炽热的情感，以他喉咙里的血丝，向着绵延起伏的沉睡的山岗吹送着自由的声音。 然而，肩负着传承使命的《读书》本身的传承(生存)一直都是一个问题。如果是在现代经济社会的知识生产环境中，出版载体的生存只是由经济的或经营者自身的原因所决定。但在盛行意识形态决定论的特定机制和特定时代中，决定生存与否的因素往往错综复杂。 回顾二十余年来中国大陆这类综合性的思想文化杂志的风雨历程，无数次花开花落的轮回，从《文汇月刊》到《方法》俱已是前尘。而《读书》一路兼程，除了有一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推迟了出版之外，二十多年来它都是读书人所翘受盼望的一位在风雨中如期而至的故人。陈原先生回顾20年的路程，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它好不容易熬过二十年。……二十个春秋，它走过的路决非平坦，但它毕竟走过来了。”(1999.4)非过来人，恐怕很难掂量出其中所包含的分量。无怪乎老人接着引《文心雕龙》云：“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读书》顽强的生命力无法以体制中架构的保护来解释，二十多年来有多少远比一本小小的杂志要强有力得多的架构在倾刻之间就可以灰飞烟灭；同时更不能以杂志的面貌来解释，它在同类刊物中即使不是最激进的，起码也是最具思想性品格的。关于这个问题在多年前曾有过一种“留一个窗子”的说法，我至今认为这只是一种道听途说的臆测。沈先生文中说，这份思想评论杂志能坚持20来年，没有上面的宽容是难办到的。这话很对，他所列举的乔公的两件事例也使人相信此公对《读书》确是爱护有加。但我觉得还是没有彻底解答这个问题。刘小枫先生为《读书》十五周年撰文时认为，《读书》显得命大的原因“不容轻易解释”(1994.12)，这是实话。 [FS:PAGE] 《读书》命大，我想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以读书为中心”这一求知的、智性的宗旨，在于与思想的品格相比较而言更占有主要地位的学术品格，以及它那种成熟的言说品格。《读书》的言说的确具有面向现实之“思”的品格，但其表述的形式却是学术智性的。而且在总体面貌上，它似乎只是拥书而立、依书而言，而不是那种意在“兴风作浪”的激扬文字。它所擅长的言说语体是含蓄而可堪玩味的，即使是在风云渐涌之际它也不会忘乎所以地口不择言。 一种自觉的言述品格的形成有赖于主编者的办刊旨趣。沈昌文先生多处言说过他的“不是”主义：不是书评的书评杂志，不是评论的评论刊物“，“不是学术的学术，不是文化的文化，不是消闲的消闲”。对于这套匠心独运的编辑理论不可小看了。依我看来，“是”则易流于言述冲动、表情僵硬、形迹外露、词句乏味，而于“不是”之中求“是”方可以给思维和言述带来较为宽大的空间和从容的心境。沈先生曾在“编后絮语”中说，正儿八经的讲章易得，“言在书中，意在书外”的言述难求；他希求的是“不拘形式、不限格局，只求心领神会”(1986.4)。 好一个“言在书中、意在书外”!明乎此，不但“《读书》语体”掌握过半，甚或连《读书》命大之谜亦可破解得七七八八矣。这样的一种绵里藏针的言述文体假如放在“语录体”、“社论体”文风纵行天下的年代，不但全无用处而且必致笔祸。而正是在暴风过后，人们需要一种可供闲读、卧读、而且值得把玩的文体，以使心灵的智性复苏，此“《读书》语体”正逢其时。 当然，这种于生存甚有关系的言说品格的发生、成熟也有一个过程。早期的《读书》还是无法不扮演着一个摇旗呐喊的角色，一声“读书无禁区”带来了知识界的轰动效应，为那个特定的时代留下了一份滚烫的记录。随后是“西学”如潮，《读书》忙于“引进”、“拿来”，言述的品格尚未克成熟。80年代末的风狂雨骤过后，撰述者们似乎有了一种共同而自觉的追求：以博学平静的知识话语为表，内隐着深切的价值关怀和现实关注，在言意之间多了几缕可圈可点、若有若无的思绪，给读者留有一个丰富的品味、思考的空间。 当然，这种关于言述风格变迁的划分只是主观的一孔之见，未见得很客观、准确。我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特定的时期中，《读书》的命运与其言述文体的品格息息相关。 以言意之趣而言，出自沈昌文笔下的“编后絮语”、“编辑室日志”、“阁楼人语”语虽简短，却大有可观。它们是中国新时期新闻出版史上的一份意味深长的记录，作者的睿智、机敏和情怀可以从一个方面代表了当代中国职业出版家的良知。 倘若细细研究，沈先生倡言的“意在书外”论、“解放编辑生产力”论、“不是之是”论、“不三不四”论、“倒与顺”论、以及“文化阁楼”论等等，虽然都只是吉光片羽，都是直抵当代中国言述语境中的编辑出版理论——如果这些理论还有一点用处的话——的关键所在。如果有人发誓要读懂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发生学与生存学，用心领会这些“不三不四”之论实在远胜于读许多高头讲章。 思入风云变态中——学术的品格及其发展《读书》前后相继的三个时期既具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品格，同时也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嬗变而折射出知识人群体的不同的思考的光芒。以《读书》的学术言说的变化为着眼点，我们不但可以对其在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发展趋向有更清楚的把握，而且对于中国知识界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应对心态、在飞速发展的高新科技时代中的抉择意识当有更深入肌肤的了解。 90年代后期，《读书》在汪晖先生的主持下更明显地加强了学术性的言说。在1996年的“岁末絮语”中，主编者的意图表述得十分清楚∶……试图在各自不同的领域思考现代世界的关系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处境。也许有些文章不是那么易读，但这些思考澄清了一些理论问题，开辟了新的思考领域，也提供了若干知识和信息。对于我们早已习惯的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和知识前提而言，这些文章提供了反思的视角。入夏以来，《读书》邀请了考古学、乡村社会研究、人文学术、艺术和建筑、科学和科学史、经济学和法学等领域的学者进行座谈，从各个具体的知识领域深入探讨我们在社会、知识等领域面对的问题。……《读书》编辑部将持续地展开这种讨论，目的是和广大的读者一道思考我们的生存境遇，思考当代世界的变化。这是我们的责任。”(1996，12)这段文字不妨看作是《读书》的学术性话语时代全面降临的小小宣言。 [FS:PAGE] 当然，首先要指出的是，学术性的言说本来就是《读书》多年来一直致力不辍的维度，从80年代到90年代，《读书》多次以专题系列的方式重点推介西学新知和本土学术的建设。在记忆所及中，其大而要者有张隆溪的《现代西方文论略览》、关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讨论、组织比较文学研究的讨论、陈平原等人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张维平等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刘小枫的“20世纪西方基督教神学一瞥”以及90年代初期的东方主义、全球资本等话语的讨论等等。这些学术性的言说大体上正与思想层面上的文化热、中外比较热、经济体制改革、人文精神失落等历程相关，表明了知识言说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 然而，在90年代以来，当代世界的学术之思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加速发展是以前所无法比拟的，而在学术之思的背后横陈着的更多是现实问题的堆积。学术的发展在打破传统格局、挑战现实思维、塑造新一轮的话语霸权等方面越来越向体制内外的知识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知识人才的资源来看，近年来国内青年学人的成长也随着大学体制的不断强化而在质与量的方面均远非80年代和90年代初所能相比。因此，在学术性言说的提问水平、思考水平和文本水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的今天，《读书》迈向全面的学术性话语时代不仅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我认为是适应时代需要、回应现实挑战的智性之举。 不必讳言，由于文体的改变，近两年时有看到一些爱读书的朋友对《读书》变得有点敬而远之。它仿佛不再是一位携酒而来的风雨故人，而成了令人有点望而生畏的饱学之士。“再也很难躺着闲读了”，一位老友如是说。我很能理解这种心情，我也知道有些东西是注定一去不再复返的了。但是我更知道，作别了昔日的风雨云彩之后的《读书》更为符合今天之中国与世界对于读书人的召唤：此行何去?赶快上路、赶快思考吧!多年前，我在给《读书》写的一篇介绍美国新教神学家保罗·蒂里希的文章中谈到:“在理性的期待与行动的热情之间，不偏颇也不逃避，不焦躁也不颓唐，既有对目下的关注，也有对未来的遥瞻，能这样的人实在不多，能这样思考的思想家便是我们的良师。沧海横流，应该说更显出思想者的本色。”这段话看来可以移用于评述《读书》的学术性建设的努力和成绩。 前一阵看到了一本使人容易联想到《读书》的书，《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原书名为《文集：纽约书评三十年文选》)。其实早在1979年第4期的《读书》上，董鼎山先生就撰文介绍《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他谈到这份书评杂志的两个特点：一是专论式的分析研究，“从一本书敷衍开去，书评竟成了讨论某一个问题的专论”；二是“有不少书评作家是所谓‘新左派’”。 读过这本中文版的《文选》，自然会同意董先生当年的归纳，更会联系今天之《读书》进行比较。专论式的数万字长文在《读书》上好象还没有见过，但我希望有一天会真的出现——如果有的话它一定是不会令人失望的。至于激进的倾向，恐怕我也会十分欣赏。我想起，M·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中说，《纽约书评》就是“印在新闻纸上的《党派评论》”(《纽约书评》确是以普通报纸印刷、不作装订的)。我喜欢这种倾向并不一定表明我就同意“新左派”的理论——不论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也不是为了宣泄一种对于radical chic(激进派时髦，引自董鼎山文)进行体验的快感，而是因为它的批判性。 这本《文选》的译校者说，“与其说是因为它的作者群让人刮目相看，不如说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思想立场吸引着读者。简言之，就是我们称之为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独立思考、尖锐、富于创见性、社会批判责任、前沿思潮、美文和恰当的幽默”——天哪，这些也正是我想对《读书》说的新世纪祈愿啊!——为了读书人的《读书》和中国。(文－李公明) [FS:PAGE] 我与《读书》 黄平：谁都不愿意把读书办成大家都不接受的刊物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问题，不同主编也会有不同的特色。为什么要一样呢?世界都一个样子还有什么意思呢?时代变得这么快，《读书》不变，行吗?我们的学者、读书人要不要面对这些困扰我们和广大读者的新问题?如果要面对，《读书》要不要去碰?当然，《读书》因为传统也因为技术原因(如篇幅限制)主要只能是提出问题而已。我们这一代人，包括编辑，也包括作者，的确不如《读书》的前辈，他们是既懂出版又懂写作的大家。我们也不希望《读书》在我们手上变得不好看了。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为了好看而牺牲问题的重要性。对我和汪晖及其他编辑来说，谁都不愿意把读书办成晦涩的难懂的大家都不接受的刊物。但是你从一个熟门熟道的领域来到一个陌生领域，开始当然是困难的，包括用什么语言来说，都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从多视角到多领域，都应该成为我们读书人关心的事情。所以一方面我们坚持“读书无禁区”，坚持多样性，一方面拓宽我们的视野和领域，还要尽可能拓宽读者和作者的圈子，和更多的领域更多的现象接触，而不要使它成为文人自说自话、孤芳自赏的小圈子。从建筑学、考古学到地理学，甚至还未形成自己学科的东西，它们中的精彩发现和思想，我们都不能触及吗?（黄平，《读书》执行主编） 沈昌文：学术类的文章我是不爱看的 我现在已经基本上不看《读书》了，一方面因为要忙自己的事，主要精力都放到国外文章的阅读和研究上了；一方面也觉得已经交手出去，当作是一段历史，也没必要再知道什么。至于说现在有评论《读书》学术味太浓，趣味性不强，我不会多说什么。我那个时候接手，一切都是按照《读书》一贯的原则来运作的，以思想评论为主，当然这个思想评论也是要讲究学术功底的。但就我个人兴趣来说，学术类的文章我是不爱看的，包括现在《读书》上的文章，我都是看看目录了事。当初我之后的人选是董秀玉挑选的，当然也参考过我的意见，我表示完全赞同，我做《读书》的时候就看过汪晖的文章，觉得写得很好。至于他后来以及将来的学术文章，我估计看的机会也不多，也就不好评价。 （沈昌文，《读书》杂志前执行主编） 丁聪：什么时候《读书》不需要我了我再停笔从《读书》创刊起我就开始给她撰稿，人家都60多岁退休，我是63岁重新上岗。一直到现在我还在做，什么时候《读书》不需要我了我再停笔。头几期是一批女将在做，美术方面她们兼顾不过来，所以一开始每期的版式是我设计，编辑把文章的行数、篇幅告诉我，我就会把初稿交过去，后来也就这么做下来了。除了版式，我还画插图，很多作家的头像都是我画的，这其中大部分的人我也都认识。同时每期我还上一张自己的漫画。《读书》创刊的时候，国内杂志还很少见，《读书》提倡“读书无禁区”的观念，文章好，思想新，再配上漫画，整个杂志的感觉让人耳目一新，所以反响也很好。我给《读书》画得最多的时候，每期上三幅，封二、封三上都有。现在我自觉年龄实在大了，很多想法都跟不上了，但还在坚持做，一方面是因为跟《读书》有了感情，毕竟二十多年了；一方面也可以使自己的脑筋不要停止转动。电脑我也没学会用，版式、报头还是照老规矩做，再加上每期一幅和陈四益合作的讽刺小品系列和自己的一幅漫画，虽然累一点，但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丁聪，漫画家，《读书》版式设计） 汪丁丁：《读书》的问题不是人，而是制度这几年《读书》的主要问题是，学术性有取代思想性的趋势、或者思想性被学术性削弱了。有一些空洞无物，没有思想的文章，披着严肃学术语言的外衣也可以在《读书》上发表了，这更降低了《读书》杂志学术思想的含量。 据我所知，《读书》内部也正在试图扭转这一现象，因为其他杂志的竞争也比较激烈。我知道他们内部的问题在哪里。我只想说，没有一个好的体制安排，再好的杂志也会衰败。我认为《读书》的问题不是人，而是制度。 [FS:PAGE] （汪丁丁，经济学家，《读书》作者） 黄集伟：不满《读书》出于爱我同意陈侗关于《读书》的说法：“《读书》像是一个饭局，坐在那里吃饭人总是表现得非常突出，而这种突出像是做给旁边桌子的人看的。看什么呢?看我们多厉害，作为不幸坐在旁边另一张桌子的人，我想说，你们吃你们的，与我有何相干!”为此我恨陈侗，因为他把我想表达而表达不出来的东西给说出来了。 我相信读者们是爱《读书》的，对它的不满、质疑其实都是出于爱，因此爱恨交织。“长江读书奖风波”就是这样，要我说，也只有《读书》才配。 （黄集伟，博库网站主编，《读书》作者） 周实：《读书》是一个标志 《读书》是一个标志，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着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品味，在当时是唯一一家。《读书》是非常好的杂志，我本人也非常喜欢；《书屋》能和《读书》并驾齐驱，我很高兴。可以这么说，有《读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 我觉得好的读书文化类杂志应该是学术、思想、人性三者兼具的，《读书》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了，《书屋》则更关注人性本身，追求有思想、见性情、不生涩、有特点的文字。《万象》、《书城》，都和《读书》不同，但谁也不可能去替代谁，只能说是补充吧。以前的《读书》像一个茶馆，很多人，三教九流的人都可以进去；现在它的门槛好像高了，要收门票才能进去了。主编对杂志的风格当然有影响，因为他是杂志的灵魂。沈昌文怎么编，汪晖又怎么编，都无可指责，只能说你喜欢不喜欢而已。 （周实，《书屋》杂志主编） 王之江：现在大部分的文章让人看不懂有人说《万象》有点像老《读书》，也许是指《万象》在做一些原来《读书》做过、后来没有再做的事情。《万象》应该说是一本知识分子休闲杂志，现在是需要这种杂志的。 以前的《读书》，99%的文章是要让人看得懂的，现在反过来了，大部分的文章让人看不懂。经院式的、先锋理论太多了，通俗性的、优美的东西少了。 很多人买《读书》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这里有历史惯性的因素，也有人把它当成高雅、有层次的象征，我觉得不足取。对它的期待太高，难免不满意它的种种变化。那么为什么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可以换一种口味，看看别的，比如《万象》，不是很好吗?（王之江，《万象》杂志执行主编） 吴亮：《读书》不止读书而已一本杂志连续看了十几年，已经太熟悉了，反而不知道怎么说它才好。每个月我都会收到很多杂志，《读书》我是一定会拆开，然后放到包里带回家去。对我来说，它不是一本非看不可的杂志，但读了一定有收获。《读书》评一本书，并不一定是很重要的书，只是要借题发挥，皮里阳秋，春秋笔法。 说到很多人爱《读书》，我想，中国是一个缺少爱的国家，没有东西爱，只好爱《读书》了。 （吴亮，文化评论家) 蒋寅：《读书》不再是目光焦点我十几年前开始接触《读书》，但并不经常看，偶尔碰到翻翻而已，最近一次看还是因为《读书》评奖的事，他们找我出来说话，我才又拿起来。 大家都知道《读书》的成名是打了一个擦边球，在那个年代提供了一个特殊的阵地，一些“投书”无门的人可以到《读书》发表言论。原先《读书》的作者也多是一些知识界的老前辈，写一些清新隽永的随笔，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当然在当时它也代表了国内学术界的最高水准。现在很多人对《读书》的议论都是因为它越来越专业、学术化，看不懂，它之前吸引的一批固定读者现在找不到自己感兴趣、需求的内容。 但《读书》的内容仍是优秀的，首先它的作者都是当今学术界、文化界具有一定水准的，并且国际上最新的思潮、学术动态都会在读书上很快出现。它就是一本知识分子的读物，只是在学术上越来越专深，但真要办成一本学术刊物是不可能的，它不具备相应的承载能力；同时，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评刊物。它更像是给知识界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区域。 [FS:PAGE] 现在《读书》再不像过去那样成为大家聚焦的对象，一个是因为类似的读物、获取相应信息的渠道渐渐多起来。还要提到的是《读书》上介绍的书本身就是专业性、资料性很强的读物，介绍者要么没读懂就大概地写了一篇读后感，读者看了之后不知所云，要么看懂了后写一篇三五千字的介绍，像是浓缩性的文字，读者更是费解。作者们都热衷于一些概念的探讨，至于关不关乎中国国情，好像少有注意。 （蒋寅，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员) 孙善春：《读书》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说话的样式《读书》的腔调，本来真叫我不大喜欢，也许是因为我做过教员，对此十分敏感。打开《读书》就仿佛进入一间大讲堂，严肃认真，秩序井然，与昔人所谓“seminar”绝不相类。教员多西装华服，捧大部头洋书，言必称希腊，文章往往是某某乃西方思想界之巨擘，在欧美影响巨于某某，然国人罕知，甚为学术界惜之。今略为汝等绍介云云。不可否认，《读书》译介西学，功不可没。我承认，《读书》曾一直是国内学界的领头羊。但领头羊而已，绝非可以自命牧人。 所以《读书》最大的问题——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在于它说话的样式，它对自己的定位。去年《读书》起了点小小风波，也许接触了问题所在。《读书》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刊物?是学术性刊物吗?中国的学术是个什么样子?《读书》一直担负着弘扬学术的重任，至少它自己一直这样认为。指责者也多是以为它做得不够好，学术不够真，这恰恰认同了《读书》在学界的实际地位。中国人是惯了微言大义、皮里阳秋的。西方式的学术规范，真的不大让人受用。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我会喜欢《读书》了。我喜欢的恰恰是它这种说话的样式。我欣喜地发现自己的确是个中国的读书人。《读书》这个名字就让人中意。宏廓、古雅。读书人当然是要读书，编者仿佛也深谙传统文人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心劲，每期都苦苦搭配，面面俱到。文学、历史、经济、人类学、文化学……。它的理想读者是个通才，燃烧着无穷尽的求知热望。但是世纪末这个当口，我们得提醒自己，世界变了。我们不应忽视学科的激增，也不能忽视这一现实。好读书固然不错，不求甚解，或不按学术规范那样去解，大约真是要不得的了。 也许西方的学术规范对国人来说过于严苛，不近人情；在西化体制的压榨下，中国学者们渴望放松，渴望按中国人那种样式来谈谈问题。林语堂一笔漂亮的英文，却酷爱中国的长袍马褂，认为那样才不受拘束，妥贴自然。所以我想，《读书》就这样办下去那又何妨呢?至少没什么大不了。干脆就把它弄成一个学术界的小酒馆，各个山头的三五同道，闲来相聚，好书大家赏，疑义相与析，不拘绳墨，任意倾谈。会心一笑，皆大欢喜，岂不甚好?酒酣耳热之际，出语情理不分，逻辑疏漏，甚或大放厥词，亦是人之常情，大家也自能理解。自己的角色清楚了，尴尬和矛盾也就会少一点。只是享受特权、不断越界的快感也会受到影响，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要学术是要有限制。歌德教导我们说，唯有限制，方能成就大师。大师固然令人景仰，但一本让人爱不释手的小书也是十分怡人的。如果一定要说一句祝愿的话，我会说：愿学术只是学术，《读书》只是读书。 （孙善春，浙江大学研究生) 邢先生：显然过于关心自己从80年代初到现在，《读书》我每期必看，并且是订阅，现在我孩子(上高二)也看，还时不时就某篇文章和我讨论。 《读书》的大变化也就是最近这一年左右，之前知识分子气息很浓，重学术、人文、道德，讲良知、良心。如果从左、中、右来分，这个时期就靠右一点。从好看好读的角度来就，也是变之前取胜。变化之后，不太重视西方优秀思想文化的介绍，偏向激进的、新左派的言论文章，这种变化与国家、社会的变化有关，更与《读书》新换的一些编辑有联系，他们的学术功底、人文关怀相对前任要差一点，尽管他们一直强调自己选稿定作者不带主观偏见，但这其实是无法避免的，特别是长江读书奖事件，他们显得过于关心自己。 [FS:PAGE] 现在好杂志也多起来，敢讲话的也越来越多，《读书》的地位不会像以前那么独一无二，这也是正常的。 （邢先生，网络公司执行董事，80年代初开始看《读书》) 吴迪：看《读书》至少是学好的一种表现我是1987年上的大学，大概从1988年开始看《读书》。那时很仰慕系里一个青年男教师，他经常给我开书单，说我无知。他的床头就老扔着一本《读书》。于是开始发奋地看《读书》，不大懂，偏文学的看一点，学术、宗教的完全不行，偶尔有一两篇轻松的，文学评论。那时古典文学不多，当代的、外国的多。记得介绍三岛由纪夫。 现在很少看了，在书店里看到，翻一翻，不买。《书城》每期都买，它是针对非学者的。《读书》太学术化了。 《读书》多少启发过我，但我相信当时很多人是出于虚荣，上大学的时候孜孜以求，什么难看看什么，咬着牙看。看《读书》至少是学好的一种表现。 （吴迪，戴比尔斯钻石研究中心职员，1988年开始看《读书》) 贺雷：忙起来的时候看的杂志就只有《读书》了从1987年进大学，陆陆续续看，从1994年以后就每期都看了。 感觉《读书》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越来越开放了。当然从80年代它就是一个很开放的杂志，胆子大，讲真话，在学术上没什么顾忌。现在看当时的文章很规矩，这和大环境有关。 《读书》个别的文章很沉闷，那就跳过去不看。平均每期看的内容有80%。忙起来的时候看的杂志就只有《读书》了。（贺雷，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80年代末开始看《读书》) 尚英：好文章不一定是看不懂的 1990年进北大，军训了1年，1991年开始看《读书》，多半是自己买。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几个月，三联通过万圣书园送《读书》给大学生，可以领着看。 开始觉得《读书》是纯学术的，层次高，总有些有意思的话题，慢慢地越来越看不懂了，语言概念越来越生涩，用大的词儿，说的不明白，不那么平易，也不那么贴近现实了。到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是想起来才买一期。 好文章不一定是看不懂的，不好的文章才看不懂。作为一本大众化的读物，连大学生都看不懂就有问题了。我记忆的《读书》还是过去的《读书》，现在已经陌生了。那时侯我特别喜欢的作者，戴锦华、冯亦代，后来也不常写了。 汪晖去过哈佛作演讲，人也挺多，讲的是新左派，还可以。没太提《读书》的事。 （尚英，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博士，1991年开始看《读书》) 蔚明：《读书》太理性我是1994年回国后开始看《读书》的，大学时好像倒没看。后来补看了以前的一些。 80年代末《读书》几乎每期都有女性主义的文章，都很好。90年代后就少多了。另外，我记得1996年底以后，钱钟书、顾准被关注，《读书》开始对知识分子本身作出反省，而不仅仅是80年代那样就是各种思潮和主义。比如王国维的死，海德格尔与新纳粹，比译著《知识分子》早了很多。 到1999年以后，我就一本《读书》都没有了，至少买是没有兴趣了。在风入松看一下，有一两篇感兴趣的看掉就算了。感觉是特别学术、艰深，作者陷在里头，完全不注意跟读者沟通，关注现实很少。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不急功近利。 相比起来，1987年的很扎实，重视文学、美学、诗歌，1994年以后，再有诗歌就不分行了，一律斜杠。这与理想主义在整个社会的消失有关。比较起来，《书城》更感性，《读书》太理性，思辩。《书城》闲适的东西多，《读书》呢，就算有，你也不知道后边是不是还有深意。（蔚明，自由撰稿人，1994年开始看《读书》) 许知远：《书城》代表了《读书》的另一种可能从1995年进北大开始看《读书》，从今年开始固定地买。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是知识分子了，以前有些不感兴趣的话题现在也感兴趣了。 [FS:PAGE] 《读书》每期都会有一两篇可看的文章，不像有人说的那么不堪。而且它也在改风格，比如最近两期艺术家谈摄影，题材越来越广泛了。 《读书》有一点是值得尊敬的，就是它对学术的尊崇，那种自我标榜的学术意识。它最大的问题是干燥，高级知识分子应该是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他们自以为是知识精英，其实他们不是，相差甚远。好的读书杂志应该像《纽约书评》，非常生动，同时又是深刻的，不是《读书》那种煞有介事可比。我想要做的，就是这样的读书杂志。 为什么那么多人对《读书》不满?因为以前它是一本启蒙性的广泛的知识分子读物，现在成了小众的圈子化的同人杂志，little magazine。美国也有很多这种杂志。这两种杂志都重要，但是人们可能更偏爱启蒙性的杂志。 《书城》代表了《读书》的另一种可能，关注的领域更广阔，更贴近大众。它的问题是不严谨，在发言的时候显得软弱。如果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可以做得更好。 （笔录：黄晶晶、谭山山） ＜新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