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6月28日晚。 北京某干休所内，已故中国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老一辈摄影家高帆寓所。 一套精装《天下之脊———刘邓大军征程志略》，被高帆夫人、著名摄影家牛畏予缓缓地打开，丰富详实的文字描述，直观珍贵的影像资料，在我们的面前流淌成一条刘邓大军战斗历史的河流，把我们的思绪带到西南边陲，带到大别山区，更带到那有着“天下之脊”美誉的太行山麓。话匣子慢慢打开，关于一位摄影家在抗日战火中锤炼成长的历史脉络渐渐清晰，我们对于这位刚刚逝世一周年的摄影前辈的怀念之情也油然而生…… 学蚕桑的少年心向延安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1937年，一队热血青年却从“人间天堂”杭州城出发，告别滋养自己十余年的钱塘江水，开始漫漫的长途跋涉征程。这些就读于浙江蚕桑专科学校的年轻人在有着进步思想的老师带领下，向着心目中的革命圣地———位于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古城延安进发。其时，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正践踏着华夏沃土，北平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上海的“八一三事变”已让美丽的中华大地遍身疮痍。 在这些青年学生中，就有15岁的高帆。高帆出身贫寒，这时正是他人生最美好的青少年时期，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早已让他和他的同学们难以静静地坐在课堂里听老师讲读传家的蚕桑之事了。何况全国人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掀起的抗日巨浪已然跨过钱塘江潮，浩浩之势不可阻挡。他要奋勇地投入全国人民的抗日大潮中去。 从1931年后，高帆早就已经看到了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和无耻，并悄悄地投身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中，他四处演讲，散发、张贴抗日的宣传品，参加演出活动，甚至化装到陆军监狱为被捕的进步教师传递有关信息。1937年，高帆和同学们在师长带领下，走长沙，经武汉，跨长江，越黄河，穿过层层封锁线，闯过道道盘查关，终于在1938年到达陕北高原，亲近了革命圣地———古城延安，也从此与黄土高原结缘，开始为革命奉献自己的“青春之光”。 《西行漫记》中的照片最让他珍惜 1938年，刚满16岁的高帆，已经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可以想象，得江南之灵气的年轻“书生”高帆身着军装是多么英姿飒爽。在延安，高帆积极学军事、学政治，学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和光荣传统，参加各种活动，磨练自己，提高自己。 来延安途经武汉时，高帆有幸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得到一本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著作《西行漫记》。这不仅成了高帆最初了解延安，了解人民军队生活、学习、工作、战斗和各种人物的指南，而且对他后来以摄影为武器、做抗日宣传工作的人生道路也提供了很好的教导。 1938年底，高帆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部分同学一起响应号召，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在这次行军路上，同学们争着阅读高帆当做宝贝似的随身携带的《西行漫记》。人多书少，大家伙儿就把全书拆开来，每人拿几页，分头传递着阅读。虽然书被“肢解”，但细心的高帆却特别喜欢书中的人物，尤其是经常反复阅读那些表现解放区各种活动的照片和插图，不管书页怎么传阅，书中的照片和插图高帆都保存得好好的。对于斯诺拍摄的毛泽东戴着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的照片，高帆觉得无论是人物的着装、神态、姿势、光线，还是该书的制版等各方面都非常好、非常精致，于是他就特别珍惜地保存着这些图片。也许正是由于他特别珍视照片和图案中的形象，以至于在后来的战斗生涯和革命工作中，高帆与摄影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最让高帆得意且当时很难想到的是，他自己特别珍藏的斯诺拍摄的毛泽东照片，后来成为太行革命根据地整修、印制大型张贴印制品的珍贵参考资料。 [FS:PAGE] 经过长途行军，辗转跋涉，高帆和抗大的同学们渡过波涛滚滚的黄河，到了华北抗日前线———太行山区。巍巍太行，沟壑纵横，在大山里活跃着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之一的129师，他们在太行山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晋冀豫（后扩大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年轻的高帆被分配在这个温暖的集体里，成为129师抗日先遣支队的宣传干事，并跟随部队活跃在平汉铁路线上。 缴来的相机成了最好的武器 高帆的摄影知识来自于战地摄影训练班，这样的训练班如同我们今天的通讯员培训班。当时与高帆同在129师做宣传干事的刘备耕，至今说起高帆来还为他对摄影的执着敬佩不已。刘备耕向记者回忆说，1939年初，129师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的桐峪村举办了一个摄影训练班，当时虽然有懂摄影的教员，但很可惜没有摄影器材，结果培训班只办了个把月，因没有更多实践机会等多种原因就解散了。刚刚接受了摄影启蒙教育的高帆虽然面临着与大家一样没有实践机会的尴尬，但当时学习的一些基本摄影知识，却使他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一直保持终生。这次短暂的摄影启蒙教育也成就了高帆一生的辉煌。 《游击队之歌》中唱道：“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敌人也给热爱摄影的高帆制造了一次获得相机的机会。在一次战斗中，前方部队缴获了一架照相机，最终由组织上分配给高帆使用。这是高帆本人的第一部相机。有了照相机，就有了更好的宣传工具和战斗武器。高帆手持相机，更加热情地深入到火热的战斗生活和宣传工作中，用自己拍摄的照片为军队服务，为战斗服务。 1939年冬到1940年冬，日本侵略军对华北抗日军民加紧“扫荡”，大力修建公路、铁路，挖壕筑堡，三里一个岗楼，五里一处据点，在华北敌后实行严酷的“囚笼”政策。此时，八路军总部组织华北地区各部队，发起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进行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弱冠少年高帆手中的相机已用得很娴熟了，他和根据地的广大军民一起，参加了对敌的大规模破袭战。正是因为手中有了相机，他也有更多的机会亲临战争一线，拍摄了大量根据地军民破袭日军的照片。从1941年起，敌后的斗争形势更趋严峻，日本侵略军大肆进行“强化治安运动”，为粉碎日寇阴谋，太行山区的广大军民大力组建和加强敌后武装工作队，吹响“敌进我进”、“向敌后的敌后进军”的号角。高帆也敏锐地记录下了《到敌人后方去的黎城县大队整装出发!》、《拆炮楼》、《涉过河流，向敌据点奔袭》等珍贵场景，大大鼓舞了太行军民的抗战热情，其摄影事业也渐入佳镜。 在抗日战争中，高帆参加了不少战役。刘备耕说，他记忆最深刻的是自己亲自参加的1945年的安阳战役，当时在战场上多是步兵接触，高帆他们所用的照相机也不像现在相机这样先进，不用说拍好照片，仅仅是拍清楚一项，就必须得向前线贴近再贴近。要想拍得第一手的照片，摄影师确实冒着很大的危险。高帆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在我军与日军的战斗中，冲在最前线拍摄。刘备耕说：“他很勇敢，很机智，很有毅力，镜头中的场景也选择得比较好，他还懂美术设计，这样拍出的照片自然更具感染力。” 别着手榴弹完成“有照片”的作业 据朱霖回忆，1943年，太行军区成立。时任太行军区副政委的黄镇分管军区宣传部的工作，他看到晋察冀军区的《晋察冀画报》办得不错，决定“依葫芦画瓢”，在太行军区也创办一份能印有照片的画报：“正好高帆喜欢摄影，这个‘作业’就交给他了。” 由于日军的扫荡，国民党的封锁，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资源极其匮乏。1943年，《战场画报》创刊，但采用的是单张石印的方式，不能采用照相技术进行制版，因而也只能刊登木刻和线条简单的美术作品，“印有照片”的愿望尚未实现。即便这样，拍照片出身的高帆照样做得尽心尽责。牛畏予老人给记者展示了高帆同志参与编辑的部分《战场画报》封面影印件，1943年五六期合刊的《战场画报》的封面是木刻画《保卫夏收》，画面上可清楚地看到“高帆绘”的字样。据朱霖介绍，高帆当时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有的时候，一些反映战争的场面如果画得不像，他都会再去作战的现场看一看，然后修改。他的这种慎重不少时候是很危险的，好在我们打的是人民战争，敌后工作做得好，才没出现意外。” [FS:PAGE] 后来，随着抗日战争大环境的改善，根据地的条件也渐渐好转，军区领导决定正式推出“有照片”的摄影画报，于是特派高帆前往晋察冀画报社寻求技术支持，邀请他们协助制版。刘备耕回忆说：“当时敌人占领了正太（石家庄至太原）铁路，晋冀鲁豫军区在正太路以南，晋察冀军区在正太路以北，要通过敌占区并不是容易的事。为了完成好这项任务，高帆化装后，腰里别了两颗手榴弹，在武工队员的护送下，小心地越过正太路和重重封锁，到达晋察冀军区，这一趟往返，高帆共花了40天时间。 40天往返的路程所要经历的危险是难以想象的。刘备耕感叹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背着制版材料突破敌人的封锁，没有超强的勇气和毅力是不可能的，好在高帆腿快。”在当时的太行军区政治部，高帆的腿快是出了名的，这一点也得到朱霖的证实。朱霖说：“高帆甚至还因为腿快得了一个外号叫‘跳蚤’，大家当时起这个外号，主要意思还是要说明他是个上进的青年。” 因为如跳蚤般腿快的高帆成功地完成了任务，《战场画报》从此也得以崭新的面貌出现，高帆成功带回的摄影制版的材料，赶上了1944年8月出版的第12期《战场画报》，从此，照片也成为《战场画报》中的主力元素。这时，任职129师政治部主任的蔡树藩将一台苏联产的仿徕卡相机借给高帆使用。高帆和另外一位摄影记者熊雪夫一起，一边拍照，一边做画报的编辑工作，乐在其中。 从抗战开始的画报工作生涯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际，高帆再次到晋察冀画报社考察学习，又得到兄弟单位人力、物力的大力支持———高帆不仅带回了制版等方面的设备，还带回了晋察冀军区支援的摄影师裴植、袁克忠以及一些制版工人。高帆一行带着这批物资先是乘汽车，再用毛驴驮，最后用大马车拉，从晋察冀军区的张家口经冀中军区，最后返回晋冀鲁豫根据地的首府邯郸。此后不久，《战场画报》改名《人民画报》，高帆成为画报社实际负责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帆又奉命参加了晋冀鲁豫军区组织的上党、邯郸等战役，与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反动派战斗的场面也长留在他的镜头中。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同志指示刘邓部队要及时把国民党进犯解放区的罪行和我军的胜利报道出去，于是高帆又火速下了前线，组织人员在第一时间把前线拍的照片制成画报、画片等，发送到上海和香港等地，向全国民众说明真相，此举后来受到上级嘉奖。 解放战争时期，高帆参加了多场战斗，拍摄了大量战地摄影作品，其中报道战斗英雄王克勤和其所在班事迹的照片，被评论家誉为战争年代人物专题摄影的杰出代表。他总结的“动势强、威势壮、气氛足、感情真”十二字诀，作为宝贵的实践经验，至今对于我们摸索纪实摄影的美学特性仍有指导意义。 红色经典感动中国 熟悉高帆者，都说他是个不爱张扬的人，这一点连他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夫人牛畏予也丝毫没有否认。因为文本的缺乏，记者试图从牛畏予老人那里了解一些高帆同志以往的工作经历，但她的回答很让我们吃惊：“我们认识时已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地方，他在部队，各忙各的，他很少提以前的事，我知道的并不比你们多。” 这样一位淡泊名利的人，在后来的摄影生涯中，参与组织过无数次摄影展览，也编辑过多种画册，并为许多摄影界同仁的作品集题名作序，但没有想过给自己办个影展、出本画册。一直到新世纪即将到来时，在很多老同志的多次劝说下，他才以《他从太行来》为题，举办了个人以战地摄影为主的作品展，后来结集出版。《他从太行来》这本被杨恩璞教授称为“战地摄影红色经典”的集子，是高帆同志在太行山战斗十余年的战地摄影精华，它多侧面地记录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风貌，不仅对后人研究和学习邓小平、刘伯承等革命先辈的治国、治军思想提供了形象的佐证，也成为一份非常厚重的重现历史的摄影遗产。 [FS:PAGE] 身后成就《天下之脊》 2004年8月，作为刘邓大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征程全面记录的大型图文书《天下之脊》在北京隆重首发。而此时，作为总编辑的高帆却已离开大家一月有余。 这部四卷八本的浩浩卷帙，运用了百余万字、3200余幅照片，全景式地展现了刘邓大军从初创晋冀豫革命根据地开始直到解放大西南的丰功伟绩。编著这部以军史为线的大部头著作的想法来源于1987年举办的《太行山-大别山-喜马拉雅山———第二野战军战史图片展》，此书经过多年酝酿，终于在新世纪之初敲定了方案。无论从名望还是资历上来说，高帆任总编都是实至名归。尽管他年老体衰，仍坚持参加了多次编委会，与当年的战友们一起遴选入书照片，校正史实。2004年初，修订完毕的书稿摆在了高帆的病床前，他丝毫没有推脱，同样热情地与大家一起商讨封面的设计等细节，就连印刷细节的问题他都一一过问。惟一的遗憾就是自己没有见到最终面世的这些精美书籍。 这部高帆付出巨大心血的书籍正如《他从太行来》一样，是他晚年摄影生涯中的又一座丰碑，更是对革命战争年代史料的一次大规模梳理。翻看着全面展示抗日敌后战场的战斗历程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发展的第一卷《长城内外》，我们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再一次接受全面的活泼生动的历史教育，再一次为那些珍存的历史影像而赞叹。 高帆奉献毕生心血为太行、为摄影铸起的“天下之脊”将会永远地感动新一代，激励后来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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