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城已经没有路。推土机挖出的土道高低不平。这条路也将很快被废弃不用，没有人会回到这里。一对夫妻不断交换抱着他们的孩子，在这条路上走得很慢很慢，他们没有力气了，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孩子的脸裹在棉被里，只有一双灰扑扑的小脚耷拉在外面，随着路面起伏摇摆。 这是5月16日的北川，下午6时。我从各个角度跟拍了这对夫妻。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开始喃喃自语，“我要找医疗队，要找酒精，要给她消毒，要给她洗澡，给她换上最漂亮的衣服，送她上路……”听到这里，我终于明白，孩子已经不在。我也应该停止尾随了。在灾害现场，对逝者、伤者以及他们的亲属，应该保持最基本的尊重，即使是为了抢新闻，即使是为了一个不再来的珍贵瞬间，我们也应当学会让路。 在生命面前，一切显得微不足道。 出于职业习惯，面对灾害现场的采访，往前冲完全是一种职业的本能。有人说，记者或多或少都是偏执狂。理想主义、激情，不怕受伤害才能成为一个好记者。即使如此，冷静的头脑依然不可或缺，懂得往前冲的人更要学会如何取舍如何退却。有时候，一个从容静默的旁观者比一个头脑发热的理想主义者所做的一切更具意义。 同样在北川，我们遇到了一个72小时奇迹生还的现场。虚弱的女人被救援出来后放在废墟上的一张破椅子上，长时间埋在地下的经历让她惊魂未定。救援人员用口罩轻轻盖住她的眼睛，以免强光刺激。同时用棉棒蘸了水，涂湿她的嘴唇。女人的身体因为紧张，蜷缩在一起，微微地颤抖。有摄像机镜头很快对准她，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厂的人……这种不合适宜的现场采访很快被周围的人制止。对于一个刚刚被救出地狱，身体极其虚弱的女人，恢复体力争取活着，远远比接受某报某台的新闻采访要重要得多。此时此刻，她的要求就是那么卑微：活下来。 真的很难想象，这种时候她能说出什么壮烈的话语或者激动的感恩。但是多么遗憾，类似的事件，不止一次地发生在地震的救援现场。一位参与救助伤员的消防队员对这种相当敬业又相当不合时宜的行为表示了无奈：“我们没有办法推开记者，但是从内心讲，我们是多么希望他们多给伤者时间和空间，从救援上来的一刻，他们最需要的就是静养。我们担心过多地透支体力，让伤者进一步休克后难以恢复。” 随后的“陈坚事件”证明这份担心并不多余。26岁的陈坚在废墟下被掩埋了三天三夜，救援人员发现他时，精神状态良好。能清晰地表达思想，口齿清楚地说话。他告诉救援人员，妻子怀孕了我一定要撑下去，因为还有很多爱我的人在等我。摄像机跟踪拍摄了整个救援的过程。但就是这样一个求生愿望非常强烈的年轻男子，在真正被救援出来后，却停止了呼吸。在整个救援过程中，陈坚表现得非常乐观，接受记者采访，甚至连线直播室说话，在他死去之后，在场的人都还能清晰地记得，这个乐观的四川汉子用微弱的声音唱着电影《红高粱》里的插曲：“好酒，好酒……”很难说陈坚之死，新闻采访是否造成了直接或是间接的影响。但有一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他不说那么多话，不唱歌不连线，他就能多留存一点儿体力多撑几分钟。 凤凰卫视的陈晓楠就此专门在博客里进行了澄清，“陈坚营救现场不停提问的那个女记者并不是我。当时，我还在遥远的香港直播室，尽到作为一个新闻主播的职责。”事已至此，现场采访究竟是谁已经不重要。关键在于，面对一个生命垂危的人，是不是应该把话筒一次次递到他面前，即使他有那么强烈的表达愿望，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一个理性的克制态度？ 这里面涉及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问题。当新闻与生命放在一起，我们是否在职业之外保持着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我们可能只身犯险，为了新闻不顾一切，但是一切努力到了生命面前，都显得那么平庸与微不足道。从现场回来，翻阅了卡帕的战地摄影手记，惊奇地发现，这个曾经离现场最近的人拍摄的大量照片并非完全出自战争现场，他没有把所有的目光投向炽热的战场，反而花费大量时间拍摄了从废墟上蹒跚走过的老人，士兵的用餐时间，打毛衣的女兵……他似乎并不想告诉人们战场上除了残酷外别无他物，那些人性中最细枝末节的温暖或许比千万个大场面更值得我们记录。（作者为本报记者，曾赴汶川震区实地采访）[FS:P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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