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震灾采访手记

　　“在成都军区大院的帐篷里。”

　　“有吃的、喝的吗？”

　　“没问题，伙食好得很！”

　　“没紧要的事，就别乱跑了。”

　　“好，这几天我一直在这里。”

　　……这是6月8日傍晚，在地震灾区采访的第26天，我与远在江苏的母亲的通话，我不得不用一个个的谎言，宽慰老人紧张的心。

　　事实上，此时，我正在唐家山堰塞湖的坝顶上。就在通话前的5分钟，这里刚刚发生了一次强烈余震。如此大的余震很可能导致坝体溃塌或导致大的山体滑坡。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对坝顶的人员都是灭顶之灾。

　　我扶住铁杆，稳定了一下情绪。拿起早已校准了方向的海事卫星电话，迅速拨打编辑部电话，向编辑黄明口述快讯。走出帐篷，我看到葛振峰上将和其他几位将领正镇定自若地指挥着施工，官兵们并没有因为余震而停下手中的机器。自上坝施工以来，所有人都24小时连轴转。每人每天只能喝上一瓶矿泉水，能吃上一顿方便面，就算是“首长待遇”了。

　　“没什么危险！”“保障条件很好……”和我一样，几乎所有在坝上施工抢险的官兵，都对亲人撒了谎—谁忍心让自己的家人，为自己担心？

　　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范晓光中将，上坝抢险时压根没告诉老伴。他的夫人吴晓鸣是从我在大坝发回的报道中，得知了自己老伴的消息。老伴好不容易接通范晓光的电话，声音断断续续模糊不清：“……嘿嘿，没事……啊，小心你要当寡妇啰，哈哈！……”

　　端午节那天，范晓光给老伴打来电话：“坝顶又开辟一个直升机场，是‘第二国际机场’啊，每天都可以起降几十架次中国、俄罗斯的直升机呢！……挺好，我们还吃到粽子和鸡，哈哈！……”

　　“第二国际机场”，是大坝溃决时人员紧急撤离时的备用起降场；至于粽子和鸡，只是在咀嚼味道像蜡烛一样的压缩饼干时，心中的想象。

　　“女儿还好吗？”在灾区采访的一个月中，只要有机会给家里打电话，我的第一句话总是不变。“挺好的。可乖了，自己吃饭，按时睡觉。”妻子的回答也几乎每次都不变。

　　6月13日，当我返回北京第一眼看到女儿时，不禁吃了一惊—胖胖的小脸蛋整整瘦了一圈，细嫩的胳臂上还留着几个红红的针眼。

　　“你走了没几天，女儿就发烧，换了几家医院，也没查出什么原因，只能每天打吊针。北京又流行手足口病，可急死我了！”说到这里，妻子的眼圈红了，“怕你担心，就没告诉你。”

　　眼泪

　　我知道，作为一名记者，作为新华社军事记者，不应该流泪，应该坚强地、理性地、客观地记录和传播。

　　可是，从5月13日晚进入都江堰市新建小学救援现场采访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担心自己能否挺得住。

　　几百名孩子被埋在废墟下，守候在这里的家长已流尽眼泪，再也哭不出声来。在粉碎性坍塌的校舍四周，高高的居民楼无一倒塌。墙上的道道裂缝，似一只只眼睛，无情地看着这一切。

　　机器的隆隆声中，一具接一具孩子的遗体被抱出来。孩子的胳臂、身体，已经变青、变紫，有的手里还拿着课本、身上还背着书包……我仰头望天，天空一片漆黑。我努力不让眼泪流出，目光从上往下滑落，慢慢地……突然，一个红色的文具盒突然闯入我的眼帘—一个被挤压变形的、喷绘着米老鼠图案的、崭新的文具盒，静静地躺在我的脚下。同样的文具盒，就在几天前，我刚给女儿买了一个。

　　文具盒上的米老鼠仍在欢快地笑着，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也许是初为人父的缘故，在灾区打动我的、使我不能自已的总是孩子。

　　最后一次落泪，是从重灾区回到成都后，突然收到了一封父亲发来的电子邮件—

　　“在新华网，看了你部分抗震报导，得知你徒步走进震中映秀镇，我们为有你这样的儿子而骄傲。

　　在灾区采访，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保护自己。

　　……

　　家中情况，请放心。”

　　父亲是一个沉默、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他并不会上网，这封信一定是他写在纸上，请别人发到我邮箱的。因为电话联系不上我，他知道我只要发稿上网，就一定能收到他的邮件。我反复阅读父亲写给我的每一个字，只到泪水模糊了双眼。我坐在电脑面前，任凭泪水毫无遮拦地流淌……[FS:PAGE]

　　已经记不清了，在灾区到底流过多少次泪。每当滚烫的泪水从脸颊上滚落时，我觉得心灵又一次受到了净化和洗涤。

　　矛盾

　　我的心，从来没有这样处于矛盾之中。

　　在灾区采访的几乎每一天，我都不得不面对艰难的选择—是进，还是退？是采访，还是放弃？是尽一个记者的职责，还是努力去拯救生命？

　　这些问题时刻在折磨着我，相信也折磨着所有的记者同行。

　　走，还是不走？

　　5月13日夜，这个问题折腾得我一宿没睡。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入汶川！”可供我选择的路线有3条：搭载直升机、乘坐冲锋舟，或者步行挺进。搭载直升机或乘坐冲锋舟，受天气因素影响太大；相比之下，步行最为艰难也最为保险—只要我有足够的体力和意志，就可以和“铁军”的官兵们一起坚持到底。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我却陷入了矛盾—不是担心路上可能遭遇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而是担心自己成为部队的“拖累”。

　　“铁军”师长杨剑已经同意我和另一名新华社记者黄书波随部队行动。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纪律性和强烈荣誉感的集体，部队不可能中途丢下我们这些穿军装的记者不管。然而，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上行走，一旦一个人倒下，至少需要10个战友扛着他走，况且我们每人还背着30多公斤重的器材。

　　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我和黄书波强打精神，跟随部队上路。一路上，我们不断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倒下！千万不能影响部队行动速度！千万不能耽误部队救人……

　　12个小时后，当我们在夜色中抵达映秀镇时，看着胳臂和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时，竟然感觉不到疼痛。

　　打，还是不打？

　　我右手的食指放在海事卫星电话的拨号键上，迟迟决定不了是该摁下，还是该收回。

　　在映秀镇的7天7夜里，最难的是没有电。

　　每次写稿，都事先打好草稿或腹稿，再以最快的速度敲进电脑；为了延长笔记本电脑的使用时间，我把屏幕亮度调至最暗；海事卫星电话，除了发稿，绝不能拨打，编辑部的同事和后方的家人，是通过稿件的电头才知道我们的行踪……

　　可是，5月15日下午，当我用海事卫星电话传完稿件之后，一抬头发现周围站着七八个受灾群众。虽然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但他们的眼神和手里捏着的纸条告诉我—他们想打一个电话！

　　在通讯和交通中断后的“孤岛”映秀，有多少幸存者想向外面的亲人报个平安，外面又有多少人想知道里面亲人的下落！我们的海事卫星只剩下2/3的电量，帮他们打完电话，我就一条稿子也发不出去了。一边是做人的良知，一边是记者的职责—我该如何选择？

　　此刻，我多么希望我不是记者，而是一个纯粹的志愿者，我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样，我也可以不受内心的煎熬。

　　那样的眼神，让我无法拒绝。我接过他们手中的纸条，快速地帮他们拨打。可是，大部分电话都无法接通。偶尔接通后，拿着话筒的受灾群众也仅仅和亲人说两句“我很好！”“不要担心！”便匆匆把话筒递给下一个人。7天中，这样的电话，我拨打了100多个，接通的只有大约1/1，与亲人联系上的也就二十来个。虽然我们可能因此少发了几条稿件，但现在想来，并不后悔。

　　回，还是不不回？

　　我看着手机上一条短信，一会儿写好回复的内容，一会儿又删掉。

　　5月20日，当我离开映秀回到成都，打开手机，有一条短信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李记者，你好。我是你报道的那5个韩国留学生司机的妻子，你知道我丈夫的下落吗，他现在怎样？”

　　5月17日，在映秀救援的第三军医大学医疗队搭救了5名韩国留学生。地震发生时，他们正乘车赶往卧龙看大熊猫。从山上滚落的巨石将他们乘坐的车撞翻，司机不幸遇难。

　　我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一消息，只是没提司机遇难。一直在寻找丈夫下落的这名司机的妻子，看到新华社的稿件后，辗转找到了新华社总机，又通过总机找到军分社，又通过军分社找到了我的手机号码。在映秀，手机没有信号，于是，她就给我发了这条短信。[FS:PAGE]

　　我该怎么回？是告诉她事实的真相，让她彻底放弃；还是保持沉默，让希望在她心中继续生长？

　　直到现在，这个短信我都不敢回—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

　　在一处处废墟前，我恨不能扔下手中的采访本和相机，和救援队员一起抢救幸存者。在灾区的每一天，我都充满愧疚—为自己不能做得更多。

　　只到6月8日，水利部的工作人员给正在唐家山堰塞湖大坝上的我打来电话说：“我们是看着新华社的快讯，判断唐家山堰塞湖的险情的。”我的愧疚才有一丝缓解。

　　“用新闻拯救生命”，印在我们T恤衫上的这句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我所能做的，就是坚守自己的职责，以一个新华社记者的方式，拯救生命、抚平伤痛。(作者单位：新华社解放军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