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汶川影像(图)

1933年，被淹没的汶川叠溪镇

汶川道旁吃午饭

2008年三月的第十二届休斯敦摄影节上，世界惊讶地发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西南地区——活跃着一个中国年轻摄影家的身影。这个名叫庄学本的摄影家，在这个地区往复迂回，历时十年，为后世留下了数以千计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生活、习俗与民风的底片。1934年庄学本的川西青海之行，所经灌县、汶川、茂县、理县、松潘、阿坝，就是此次地震重创的震中所在与附近地区。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震中位置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的灾情刻刻牵动人心。那一带风景秀美，也是旅游胜地，而今经过地震的重创，已经面目全非，满目疮痍。曾经的秀丽，如今只能在过去的影像中去找寻。1934年，那里曾经留下过一个名叫庄学本的上海摄影家的身影与足迹。

庄学本出生于上海浦东，他父亲是一个既种地也教私塾的农民。庄学本的求学经历并不顺畅，只念了两年名为“寻源学塾”的初中就因交不出学费而辍学。1931年他到南京做职员谋生。其间由于他所供职的公司与一家照相馆为邻，有机会习得必要的摄影技术。受时代风潮的影响，1930年，关心国事的庄学本与几个青年组织了“全国步行团”，从上海北上展开社会考察，并访问教育家陶行知等人。此次北上之行在北京因直奉战争发生而告结束。可能正是这次旅行使他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那就是发现“奇事”与“趣事”。而当时频频告急的国事，也令他生出考察边地了解民情以报效国家民族的探险精神。

以庄学本的整个民族志摄影实践看，当时开发西北这个国家目标，其实成了他的摄影考察的最大动力。因为日本侵华日显紧迫的民族危机，对于庄学本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青海果洛，他的向导有畏缩之意，庄学本晓以大义，使他同意继续深入。他在自己的《旅行日记簿》中记录了说服经过：“吾告诉他，吾们能够发现这个‘野番’的全部秘密，这种工作在现在的国家极属须要，如果吾们为国家而牺牲，那不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吗]，而且吾们一路都是同人家结好感，这样的联络过去，决不致出什么危险……”这段文字透露，国家民族观念甚为强烈的庄学本，在摄影考察途中，已有为国家献身的精神准备。

1935年，庄学本以“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的摄影师之身份，向西藏进发，但因九世班禅喇嘛在青海玉树圆寂，入藏计划落空，加之内地抗战军兴，结果事情演变成他孤身一人在西南漂泊十年，以摄影和文字记录当地各少数民族的生活与文化，最终自成一家。从1934年开始，他足迹所到之处，包括了今天的青海、四川、甘肃(旧称川康)，拍摄了藏族、蒙古族、羌族、土族、彝族、纳西族摩梭人、傈傈族、苗族、撒拉族等的生活与习俗。

不过，庄学本的一生梦想是进入西藏，但命运似乎总与他作对，无法如愿。为此，他甚至加入过在印度与西藏之间进行贸易活动的公司，只身来到印度加尔各答，希望能够伺机从公司开辟的路线进入西藏。从1942年到1945年，他滞留印度三年，因无法获得印度政府的签证而无法实现进藏夙愿。更令人无法相信的是，如果说以前无法入藏是因为有其他因素的阻挠，那么他在解放后进入了《民族画报》社后，仍然没有获得机会去西藏采访，这就有点令人费解了。是不是当时的极左路线早对“历史复杂”的他有所防范而不给他机会?事实证明，1965年，他就是因“历史问题”而被开除公职的。终其一生，没有踏足西藏，是民族志摄影大师庄学本的人生大憾。

羌族被认为是较神秘的少数民族，文化独特，羌族聚居的汶川、理县、茂县等地，是他着力考察的重点之一。庄学本在当地拍摄了大量有关羌族生活、生产与节庆的照片。羌族人曾经在1933年经历过一次大地震。在岷江峡谷地区，庄学本在一个叫叠溪的地方见识了一年前的这场大地震的破坏力。这场地震发生于8月24日，烈度为七点五级，叠溪城在地震中沉没不保，沦为湖泊，城中三千余人全部遇难。他记录下了这次地震的威力与余威：我们就顺岷江南下经过叠溪，这是个二三百户人烟的山城，为茂县、松潘之间的重镇，往来客商多以此为宿地。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的晚上，岷江峡谷中忽然轰隆一声，发生了天崩地裂的大地震，山中数百里内羌人、戎人的土房很多受震而倒坍，人畜伤亡极众，土地都震成裂痕，远在三百里外的杂谷脑，有一座一百零八扇门的大佛塔也被震毁损，这一次大地震的震中即在叠溪镇，第二天早晨发现这座山城已全部陆沉在岷江底下，它的上面已变成一个二十里长的湖沼。据说这次历史上罕有的大惨剧发生时，叠溪镇没有一人一犬一鸡幸免于难，后来只有路人神乎其神地说，湖下时有鸡鸣犬吠之声。当我们走过叠溪时，晚上宿在湖北端的镇南关，隆隆的地震还是一夕数十次，不免惊心动魄。第二天清晨，我们坐着木船驶过诞生才一年的叠溪湖，凭吊着千余生命陷入水底的地质大变动，不幸我们中一个骡夫在湖边翻山时，被一块受了震的飞石击伤了头部，同时还击落一匹骡子。[FS:PAGE]

在庄学本拍摄的照片中，地理名词“叠溪镇”就只是那露出在湖面上的几根树梢。

在庄学本开始自己的边地考察之时，正是中国因外敌入侵而引发国族身份危机之时。民族身份认同，以及民族调查，都进入到许多人的视野。庄学本照片中的少数民族人物，其雄健饱满的形象，肯定坚毅的神色，想来给予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中国人以某种鼓舞，而这种形象同时也寄托着他本人对于中华民族的想象。1935年，庄学本在南京举办第一次个展时，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看了他的展览。其时正值中央研究院成立人类学组，因此他马上选去部分照片，并介绍庄学本到人类学组学习人体测量技术。他也因为自己的成就，在1941年成为顾颉刚发起的 “中国边疆学会”的一员，被选为理事。

1941年，庄学本在重庆、成都、雅安三地举办《西康影展》摄影个展，参观者居然有二十万之众。这个记录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恍如神话。在西南十年时期，庄学本共拍摄了五千多张底片，其摄影作品的质量，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与同时代的、甚至是之前的国外民族志摄影家相比，都毫不逊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庄学本北上，于1949年11月到达北京，任国家民委参事，曾经先后受到过朱德与毛泽东的接见。庄学本后被安排在民族出版社任画刊编辑室副主任。1955年，他到新建的《民族画报》任编辑部副主任。在1957年鸣放期间，章伯钧派来小车要接他去参加鸣放，当时接他的车子已经到了楼下，但庄学本似有预见，居然让人告诉司机说庄学本出去了，因此躲过一劫。不过，在避过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风暴之后，他还是在“文革”将要爆发前的1965年，因“历史问题”被处分。1975年，因萨空了复职并出面干预，庄学本获得平反，但此时他已经中风偏瘫。1984年，病逝于上海浦东家中。

（据《书城》顾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