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大家都是汶川人”

    在白天和黑夜，汶川县城有着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白天，街上人来人往，满眼都是橄榄绿色：军人、官员、志愿者，甚至骑黄包车的三轮车夫都穿上了绿色迷彩服。

    马路上各式各样的军车隶属不同番号的部队，它们来自全国各地：驻扎河南的济南军区铁军部队；北京的解放军三零二总医院和空军总医院；成都的武警四川总队医院和成都军区防化团；还有阿坝州军分区部队和武警水电总队。

    少数商店已经重新开门营业。农民们背着竹篓走进县城，在路边叫卖从地里抢救出的瓜果蔬菜。空旷地带里挤满了各省民政部门和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密密麻麻的“救灾专用”蓝色帐篷中间，几顶伊朗红星月会捐赠的白色帐篷看起来很醒目。

    帐篷里传来无线电广播的声音，告诉人们抗震救灾的最新进展。帐篷外面，妇女们在生火做饭。空气中弥漫着木炭和消毒水的混合气味。

    县城里的绝大部分房屋已经成为危房。岷江边的一些两层楼高的民居扭曲变形，呈现出恐怖的波浪形状。在建筑物、道路甚至山体的表面，刺眼的裂缝随处可见。

    “看着这些山遍体鳞伤，心里觉得很凄凉。”曾在汶川县委任职的老人陈贵安说。大地震发生的时候，陈贵安正在映秀镇。幸免于难的他拿起相机，摄下数百张照片，成为大地震和救灾行动的珍贵记录。

    夜里街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行人。地震后，汶川县城原有的四万居民已经走了一半，赶集的农民这时也已回乡，剩下的人此时大多在帐篷里，县城显得空荡荡的。有时候突然停电，路灯熄灭，整个县城一片漆黑，只有帐篷里的微弱烛光。举目张望，你才发现四周尽是大山的黑影。

    无论白天黑夜，余震在汶川县城已经司空见惯。在临时的新闻中心，有时会感到桌椅的摇晃，初来乍到的外省记者慌张得站了起来，四川籍的记者则是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继续稳坐在电脑前写稿子；半夜在帐篷里，地面的震动会把我们晃醒，过一会就能听见附近山上落石纷纷的清晰响声。

    最恐怖的余震发生在６月９日下午。当时我们正在采访县农业局长。他家所在的楼房在大地震中受损还不算太严重，白天可以使用。突然，由远及近地传来大地的沉闷轰鸣，接着墙壁、地面、桌椅和我们自己都开始抖动，眼前的世界变得模糊，不远处传来女性惊恐的尖叫。我们跟着当地人冲出房间，跑进院子中央的空地，那里早已站满了人。

    我们身边的一位中年妇女，眼神中充满了惊魂未定，不住拍胸膛喘气。待她缓过劲来，我问她这次余震算不算很厉害，她却摇头笑着否认，说这次余震不算什么，比它厉害的余震还有好几次。

    不断的余震，加上烈日的暴晒或大雨的浇淋，县城周围的山体逐渐松动，大小的石头常常轰鸣着滚向山下，掀起烟尘，群山像是燃烧的火焰山，县城上空弥漫着土黄色的沙尘。泥石流正时刻威胁着汶川县城这块群山之间的狭窄谷地。

    铁军部队驻扎的阿坝师专是汶川县城内最危险的区域。与铁军帐篷营地仅百余米距离的高大山体日夜不停地塌方，将石头倾泻在山脚下的岷江里。在铁军的帐篷里，每晚我们都能听见落石的声音，有时候像放鞭炮，有时候像毛毛雨。汶川县地方当局和铁军都已备好预案，一旦岷江被堵形成堰围湖，民众和部队将得到有效的撤离。

    来自广东的一支卫生防疫队也住在铁军营地里。中午休息时间，一位广东人给驾驶运水车的本地司机递烟。这位运水车司机的本职工作是机关公务员。地震后，他还学会了操作起重机，帮助清理房屋的废墟。 [FS:PAGE]

    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和汶川话开始了交谈。不远处，两名铁军士兵说着山东话从一旁走过。

    汶川人在表示赞同的时候，会对你说“喔”，后面跟着一个缓慢而有起伏的拖音，听起来显得从容不迫，让人感觉舒缓而闲适。

    “我们四川人是很乐观的。”一位四川籍的记者对我们说。

    一位火锅店老板自置了柴油发电机，在马路边架起电视，供市民观看。数十名观众正观看四川电视台在重播“赈灾募款晚会”。一名中年男子的眼睛渐渐有些红润，他身边的小儿子边看边抹眼泪。

    夜深了，帐篷里传来打呼的鼾声。

    王飞是来自重庆的志愿者。他为我们驾车在成都通往汶川的千里生命线上走了一个来回，共同经历了许多惊险的路况。在送别王飞的时候，我们遥望汶川击掌：“从此大家都是汶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