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该守住的

1957年，开弦弓的养蚕室里。蚕儿已二眠，食量正旺。张祖道 摄

1982年1月，开弦弓的集体豆腐坊，共建两所。张祖道 摄

路泞作品《寻常》之一

在京期间的经历和感想

    现在的人胆子太大了，什么都可以写可以拍，太快地把经验变成作品。现在的人都想做艺术家，什么神来之笔、无迹可求，其实艺术家同时就是工匠，而工匠就得有一定的程序，要技术熟练。

    到北京的第一天，我和几位青年摄影家见了面，付羽、路泞、卢恒，中间还去了798和草场地。
    我没有去过草场地，798也是去年9月某晚参加连州摄影年展在那里的新闻发布会，前后大概一小时吧，然后就离开了。这次我参观了好几家画廊，随带观察了些海报，和我预料的一样，没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既猥琐又无聊，不想多说了。
    付羽告诉我路泞最近正在建设他的暗房，那天路泞说有6平方米，他家在四环附近，6平方米的暗房是一种奢侈，更是一种态度。我在论坛发言时讲了这件事情，我说这说明了暗房的主人知道了摄影是有局限的，摄影面对世界面对人的态度应该是谦逊的，有许多事情是摄影做不来的，或者是不必要去做的，那么就守住该守住的。路泞给我看了他过去一年做的作品，我蛮激动的，想看看他回归暗房前最后的撒野，即便如此，还是看出小心和谨慎，那是对图片的敬畏。尽管形式大不同，但这些图片与他之前的作品是有勾连的，同时，也预示着他的将来。他内心深处的东西很难走样，外面的环境没有对他产生多大负面影响，倒是他的材料，这是做好事情的基础。我高兴的是，路泞具备了这样的基础，我曾担心过他走不出来。付羽说话的用词非常有意思。他说路泞的“建设”就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他说的这个“建设”包含着砖头、水泥、放大机以外的东西。这些天的接触，我觉得付羽有着不同寻常的观察和提炼能力，我一直觉得他的文字好，短促、干燥、平淡、散漫而有筋骨。比如他说起自己喜欢的照片，反复说了“迷人”这个词，我就想不到，真是好极了，那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迷人的照片、迷人的画册，结合他的暗房，他对于基本功的追求，甚至他工作室很舒适的沙发，经典画册和自制的香烟，在王元化先生认为“已不再迷人”的时代里，就有这样微弱而踏实的笃定，真好。无论怎样，付羽、路泞、卢恒，这些都是有派头的年轻人，他们是中国摄影未来的希望。
    什么是我所谓有“派头”的人呢？一种当然是荣辱不惊；一种是把自己废了，完全有能力赶时髦趋潮流，捞取现世的好处，但是觉得累，不值得，把自己废了；一种是吃过、喝过、玩过、红过、看过、热闹过，腻了，然后过简单率性而不失精致的生活；另一种是优秀的中文写作者，他晓得并尽情享用着中文那无边无际的美；还有一种，是说出来、写出来或者拍摄出来的，永远比知道的、明白的要少，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或者事情，即使全都了解也装傻说不懂，不想累着自己，留白是人生的美学，知白才能守黑。尤泽宏，上海人，当年“北河盟”真正的大哥，彻底退出江湖，过上了非常世俗的生活，可惜是别人的，冷暖是自己的。张爱玲，1937年17岁在《霸王别姬》里写虞姬自杀时，对怀抱着她的项羽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比较欢喜这样的收梢”；1944年，24岁，就写出“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中文用到这样冰冰冷，真是天人。鲍昆老师的博客，最近有两个篇幅，《旺角》和《19日什刹海傍晚》，没有任何文字，只是照片，恰巧他拍这两组照片时，我就在他旁边。《旺角》是今年5月去香港参加连州摄影年展的巡回展览活动，晚上在旺角逛街时拍摄的；《19日什刹海傍晚》就是这次北京摄影季组委会邀请我们到什刹海小王府吃饭时，在进去的半道上拍摄的。两个活动也是热闹的，也是有场面的，尤其是去什刹海那阵儿，他的心里边一定是不平静的，殚精竭虑，甜酸苦辣，可他偏偏呈现了这几张照片，我觉得这就是境界。[FS:PAGE]
    选择什么进入脑海、选择什么拿出来，确实是考验。第五届全国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的前身，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初吧，在北京办的，班里面出过些名作家：蒋子龙、叶文玲、张抗抗、叶辛。后来有人在书中回忆，有个贾大山，是非常聪明的人，就是写得很少，后来信佛，又去做教育了。回忆的作者始终在怀疑贾大山是否对于文学没有信心，不是才华的问题，而是觉得这东西无用，因为他来自农村，经历了很多，可能在想这有什么意义呢？再后来生肺癌死了。那个回忆的作者感慨，有时和他们这些底层来的作家在一起，包括后来的路遥、邹志安，会觉得生活是那么沉重，写作真是很轻薄的。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什么可以进入自己的作品，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才过去20年，恍如隔世。看看我们的现世，真是个没有教养的时代，教养是什么？教养是懂得自省和节制。工匠做东西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他很肯定：“我就是要做一个椅子”；艺术家从来不说他要做一个什么东西，而是要强调他的心灵受着什么样的思想迫使。著名的日本文化学者加藤周一，他说古代的艺术家——在14世纪以前，那时的艺术家，他们做东西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表现我的个人风格，他只是要做一个活计，可他的个人风格却形成了。现在的“艺术家”哪肯承认自己同时也是个工匠啊，王宁德都说他看不起摄影了，觉得自己是艺术家，他对于除他之外所有人智力的轻侮真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也不看看自己那些“成名作”，那些死狗模样的人，如果他觉得中国人就是这个模样，那他就应该先身体力行做给全世界看。
    第二天早上到了张祖道先生家，一直待到傍晚，主要是为了筹划他回顾展的一些具体事宜。我们聊起1956年底到1957年初张先生陪伴潘光旦老师赴鄂西南、川东南地区考察的情形，张先生回忆说，他们到了汉口，政府方面安排住最好的饭店，他为了照顾老师就同住一个房间里。刚睡下就发觉有问题，原来是床垫太软了，潘老师只有一条腿，起夜什么的非常困难，张先生就想让服务员换一个房间或者换一张硬板床，潘老师不答应，说已经是晚上了，不要麻烦人家了，结果师生俩就睡在了地板上，早晨起床以后还把被褥照原样放好。而潘光旦老师当时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和校图书馆馆长，中外闻名的教授。挑选好了回顾展的照片，张先生低头沉默着，然后眼圈红了，拉住我的手说：这些还够格吧？我的眼泪差点落下来，我很少很少有自卑的时候，当时我才觉得自己活的是那么狼狈不堪。6月18日晚，我去接他参加明天艺术中心举办的连州三年回顾展，张祖道先生是第三届的特别贡献奖获得者，是当然的嘉宾。穿戴整齐临出门，他还在找东西，原来是找纸笔，问他，他说如果看到了好的作品和作者，他得记下来，我就在想，他年纪这么大了，又不是什么记者、评论家、策展人、画廊老板、拍卖行经理，一辈子的谦逊和诚恳，看来是变不了了。送他回家的路上，遇见路虎车，张先生就说，1956年他和潘老师的考察，一路上县政府都是给他们派的路虎车，他还知道路虎最近被什么公司收购的，还说原来不叫路虎，根据英文原意，曾经叫过漫游者，还说其实这个“虎”字用在车名上并不好，风轻云淡几句话，什么都知道。可时代变了，漫游者没狠劲，其实还不如叫“虎！虎！虎！”就好像我喜爱古典音乐是因为喜欢享受美、想象和秩序，但我家附近某大俱乐部的广告赫然标明：你想被音乐摧毁吗？结果人头涌动趋之若骛。时代已老得不成样子，而张祖道永远年轻。

我对现时中国摄影的看法

    仔细排一排，想一想，中国的纪实摄影，这么些年了，是不太有商量的语气的。摄影家绝不应该是“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他们不在“现场”，而且以此为荣。

    北京摄影季会议期间，有记者和我聊天，提及《江村纪事》系列，记者说看了以后，没有觉得在形式语言上有什么精彩之处，比较平淡，大意是这样。我说张祖道先生的照片，用一个朋友的话来讲，就是有着无“我”之境的。看看五代北宋的山水绘画，那都是无“我”的，可那也是中国绘画无与伦比的高峰，难怪刘国松先生看到台北故宫展出《溪山行旅图》真迹会热泪盈眶。“我”是不一定可靠的，今天的深刻，很可能到了后天就显得浅薄了，而无“我”是长远的，因为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低的位置，像一张白纸，始终有谱写的可能；“我”会老，无“我”却可以保持年轻单纯的心情。看那些五代北宋的山水画，真的是非常青春，中国的壮丽青春，老的是我们。[FS:PAGE]
   但事实上，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不可能所有人都去筑无“我”之境的。摄影毕竟有着攫取的本能。多年来，我一直在推广纪实风格的摄影作品，随着时间而越来越深入，感觉到中国的纪实摄影还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是早发现、早解决为妙。王安忆写道：“上海这个城市，在屋顶底下的城市，都是苟且的人生，不好看的，只有在屋顶上看你才会有略微壮大一点的感情，我是这样子看的。小市民的生活——这就是我写上海时经常会感到的，你要把它剥开来看，里边没有什么太好看的东西，但是我自己还是可以和它们商量的……”几年前了，我对路泞讲过，我讲我一直在大厦上面看这个世界，处理和这个城市的关系。我路过爱丁堡公寓时，一定要抬头看看张爱玲常常站过的那个阳台。其实不仅仅是上海，不仅仅是城市，日月底下，大多是苟且的人生，不好看的。回到摄影方面，多数情况下，照相机的镜头其实是需要一个高度的，只有站在一个高度看见一整团的生活，这些人的生活不是一个人的，他们是有许多许多的生活，累积起来，以量来说明他们存在价值的时候，我觉得或许还可能称得上宏大。但是，这样一个高度并不是让摄影家面对世界去当判官，而应当是“和它们商量的”，也就是说，有智慧的高度，并不需要让人看见。还有一个问题，张爱玲曾写过：“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她所说的情形，在现时中国的纪实摄影中，是大量存在着的。摄影是有可能轻薄的，没有底子，那就真是浮沫了。
    至于中国所谓的观念摄影，也真是无知者无畏。景泰蓝、清末的雕花家具，别人看是繁花似锦，我却看见一个民族的筋疲力竭，人在末世时候对前朝的想象就枯乏了，只有回到自己的心境里做文章，格局自然就局促了。现代社会，资讯发达，每个人都受到那么多集体暗示，还有什么个别的特质？除非一个人有特异的禀赋。这个特异的禀赋真的很难产生，现代出现精英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一个人只有在和外界不怎么接触的环境下才能发展自己的个性，接触的面太大就合流了，中国的教育背景、社会提供的视野又不宽阔，所以现在的时代是越来越单一了。这样来看，那些个从主观孵化出来的观念，其实资源是非常少的，是没什么底子的。从人的性格上说，年轻人总是在反叛传统的，问题是反叛什么？我就觉得没有顺从的积累的时候，就施行反叛——这不叫反叛，而是任性。反叛是处在一个需要挣脱的状态，这东西把你束缚住了，所以你需要挣脱一下。可是现在，百无禁忌，在这样放纵的状态下，还有什么需要反叛，反叛还有什么革命的意义？现在，反叛只剩下一个广告姿态了，最后，就是一个无聊的笑话了。
 那些“观念”影像最为触目的是世俗生活与精神生活、现实与言语之间的断裂。作者把观念当做诗，由光滑的语言滋养和维持，而真实的观念有无可回避的、粗糙的生活质地，它不可能彻底抽象和提炼为“精神”。但恰恰在精神之外，作者是冷漠的、无能的，他们的问题始终是不会生活，不知道怎样确立一种由道德、责任、爱以及耐心维系着的平衡的生活，于是他们敌视生活、超拔于生活之上，他们的“观念”需要牺牲，他们“观念”中的人——如果还有人的话，将成为生活中的祭品。
    这是极不自然的。某种程度上，这是艺术创作的常见现象，艺术工作者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些“不自然”。但是，在中国的那些“观念”摄影作者中，这种不自然并不仅仅是艺术心理的个案，它还是这个时代大多人群的精神症候：人们失去了“生活能力”——这个词指的不是吃喝拉撒、挣钱工作，而是指生活世界的干旱枯竭，在父母与子女、男人与女人之间，在朋友之间，在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他们都不知道如何商量，如何安居。这是痛苦的、令人惶恐的，所以只能矫揉造作，只能不自然，只能假惺惺的冷漠或放纵。正是这种面对生活的无力感使那些作者将摄影弄成了“观念”。 [FS:PAGE]
    此种局面自然离不开某些专家学者的推波助澜，我们的专家学者，以为只要彻底干净的抛弃传统，就能迎来中国摄影进步的“当代性”，我说好听点，这种想法是他们一相情愿的浪漫幻想，同时我也不排除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有意胡说八道。他们是真的“言必称希腊”，所有的材料筛选、文法构思、推理逻辑、语气语调方式都来自于西方，惟独丢了中国。我非常乐意与这样的“理论学术”相距甚远，我理解的“当代性”是和中国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密不可分的，这里边有许多基础的工作可做，而不是凌空蹈虚尽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废话翻译话。我至今依旧认为：一个出色的摄影家总会忍不住意识形态和理论话语所派定、左右的角色，直觉地进入广阔的“现场”，因此，在中国文化真正走向当代性的过程中，保守主义立场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6月19日晚上，我和中国传媒大学的陈卫星先生喝东西聊天，他说：“你的发言我听了很激动，但恐怕改变不了多少现实，10个你可能都没有用啊。”我也诚恳地对他说：“我明白，100个也没有用的，有时候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尽责吧。”我是绝望不到底，希望不过头，做好自己能做该做的事情。
   坦白地说，我不管如何努力还是觉得眼下这个时代颇为陌生——尽管这个时代比过去富裕也有更多选择，尽管这个时代有航天飞机、空调、宜家、伽马刀、F1、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开发区，是一个我能够接受但说不上喜欢的时代。而中国近一二十年以来的情况非常的幽深复杂，非常特别，许多方面已经超过了我们已有的认知经验，任何对于中国摄影的探讨，都应该建立在此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