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硝烟的眼睛———巴格达采访手记

 2003年12月6日至2004年9月23日，作为新华社驻巴格达的摄影记者，我经历了战后伊拉克弹雨的沐浴和爆炸的洗礼，采访了60余起爆炸、袭击、枪战、火灾和葬礼现场以及伊拉克签署临时宪法、中国人质获释、联军向新政府交权等重大新闻事件。我自豪，我是这段时期中国（包括港澳台）在伊拉克唯一一名摄影记者，也是除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之外唯一为通讯社工作的常驻摄影记者。新华社在战后陆续派出摄影记者前往危险丛生的伊拉克报道，本身就显示了其作为世界第四大通讯社，参与国际热点地区新闻角逐、扩大在国际新闻竞争中影响力的魄力和努力。

新闻偏爱勇敢的心
 战后一直动荡不安的伊拉克，是焦点新闻的热土，一直牵引着世界传媒和全球受众的眼球。在暴力肆虐的古老两河平原上，作为外国摄影记者，在血腥味里拼抢现场新闻，首先需要的是胆量和勇气、临危不乱的坚强和冷静。
 “拍摄现场新闻事件要求摄影记者头脑冷静，要求他们能够在压力和逆境之中进行工作。你不需要特别的设备或技术,只需要坚强的神经和不受干扰的情绪。”（美国新闻摄影教程）
 2003年12月14日晚，在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抓获的第二天,我与文字记者李骥志前往萨达姆支持者的聚居区、战前萨达姆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阿兹米亚广场采访萨达姆支持者的反应，不慎遭遇了伊拉克警察与萨达姆支持者之间的枪战。
 我和李骥志坐到出租车上时，巴格达已经夜幕四合。司机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居然会说几句英语。他先按我们的要求带我们去了市中心的广场，庆祝的人群早已散去。我们有些不甘心，要求再到别处看看。好心的出租车司机一路打听，将我们带到了阿兹米亚广场。司机告诉我们这里很不安全，采访结束就赶快走，不要多停留，之后一溜烟跑了。
 阿兹米亚广场是萨达姆战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地方。我们下车时一名伊拉克青年正向天鸣枪。得到允许之后，我拍摄了他鸣枪的画面，这名青年甚至还因为我的拍摄有意多放了几枪。此时１０多个孩子拥上来要求拍照，并主动“邀请”我到一处挂有萨达姆图片的水泥柱前拍照。这些10岁上下的孩子在萨达姆的画像前挥着小拳头喊口号，其中一名少年还拿着尖刀。一名小男孩不知从何处找到一幅有萨达姆头像的海报，狂热地亲吻画像上萨达姆的脸颊，表示他对萨达姆的热爱。
 拍照结束后我回到广场，一名少年正向李骥志展示一枚手雷。这时一名七八岁的小男孩手中拿着我的闪光灯罩向我要小费，我猛然警觉，伸手到摄影包中一探，发现包中的对讲机和一只１７－３５mm的尼克尔头已不知去向。旁边一位十五六岁的男孩提醒我应该把相机收起来，以防有人抢劫。
 我和李骥志觉得此地确实不可久留，准备打车离开。
 就在此时，警笛大作，几辆警车从广场东侧的一条大路上急速驶来。车门一开，警察立即鸣枪示警，一时枪声大作，人群立即散去。我本来并不相信警察会向人群射击，乱枪之中只好随着人群跑了几步，但很快发现李骥志已经不见踪影，便暂时躲到距大路约五米远的一个卖油炸食品的铁架后面，想暂时避避风头，没想到被夹在了双方火力之间。我面对着警察的火力，蹲在铁架后将相机的闪光灯和镜头卸下来装到摄影包内，以便在行动时跑得快些。
 过了片刻，我发现现场只剩下我一个人，枪声却一直持续不断。我判断警察并未瞄准确定的人开枪，但子弹确实朝我所在的方向打来。大约１０分钟后，枪声暂时停止。
 我盘算如果跑掉被射中的可能性更大些，便从铁架后慢慢站起来，向警察挥手求助，立刻有几名警察将枪口对准了我的方向继续射击，我只好再次躲到铁架后。
 子弹似乎离我并不是很近，警察只是用它们封锁了我向左右前后移动的方向，我没有穿防弹衣，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躲在一个薄铁架下当然不是长久之计，看来生路只有一条，就是向警察“投诚”。我第二次站起来，举着双手向警察高喊“Help”，用阿拉伯语喊“Suini”(中国)，我十分后悔没学会用阿语喊救命。一名警官似乎听懂了，他叫周围的警察停止射击，并穿过大路向我走过来。这是一名穿着防弹背心，全副武装的十分精干的警官，后来我知道他叫伊赫森。我用阿语和英语说我是中国记者。伊赫森抓住我的手，把我带到警察一方。[FS:PAGE]
 伊赫森把我带到一辆尼桑皮卡警车旁，让我躲到车中的副驾驶位置。我不停地说我要离开，我必须回家。伊赫森安慰我说：“警方正在与支持萨达姆的武装分子交火，战斗还没有结束，你无法离开。”伊赫森又示意我躺在车座上，不要露出头来。
 我很庆幸我及时地“投诚”加入了警察的队伍，因为我离开约10分钟后，萨达姆支持者投掷的一枚手雷在我藏身的铁架前爆炸。
 我意识到警车绝非安全岛，但情急之中也没有别的办法。枪战还在继续，武装分子零星地回击，警方又是一阵强势射击，警方的火力明显高于武装分子。一名年轻的警察就在我藏身的警车左侧车窗旁向广场方向射击，子弹壳像放鞭炮时的纸屑一样落在地上，甚至有一枚还跳进车里，钻进了我的摄影包。后来我知道，这名警察叫阿里·拉姆斯，只有22岁。天色漆黑，只有广场上的几盏路灯发出隐约的光亮。我装上一只80－200mm镜头，把头探出车窗外拍摄，由于不敢打闪光灯，照片效果不佳。但是闪光灯会照亮警车和警察的位置，可能会给我和被拍摄的警察带来致命的危险，也只好将就了。
 突然从广场东侧大约500米的地方传来一声巨响，可能是武装分子发射的榴弹炮。我立刻缩回车内，担心警车若遭到榴弹炮袭击，我就绝对跑不掉了。枪声时断时续，伊警方从广场的警车旁、椰枣树后、附近的清真寺柱子后射击，武装分子则在不知何处的黑暗中还击。大约过了３０分钟，３辆美军装甲车和坦克前来增援，十多名美军士兵从装甲车和坦克上跳下来，加入了战斗，警车的后侧，我听到了增援的美军军用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由于枪战并不激烈，大概20分钟后，美军装甲车和坦克从广场东侧的大路离开。
 我用简单英语夹杂着阿语词和警察阿里交谈，要求他带我离开此地，寻找我的朋友，或者借用手机与分社联络。他只能听懂很简单的几个词，只是示意现在不安全，无法离开，他们没有手机，不可能和外界联络。阿里仍然继续参与战斗，斗志正浓。一直是时断时续的交火，大约半个多小时过去，枪声终于停止了。
 伊赫森过来开车，告诉我先去附近的阿兹米亚警察局，并安慰我：“我肯定你的朋友没事，那些坏家伙不会为难他。”警车经过我曾藏身在铁架后的路口，我发现６辆美国装甲车和坦克在路旁严阵以待，才相信我大概安全了。
 阿兹米亚警察局距发生枪战的广场只有不足１０００米，入口处有两道几十米长的水泥隔离矮墩和铁丝网。到达警察局后，一名中年警察指着警车上的弹孔气愤地咒骂武装分子，原来他的尼桑皮卡的后挡板被两颗子弹打穿，留下了两个弹孔。
 警察局内的办公设备十分简陋，我所在的办公室内只有两张桌子和一张床。几名值班警察对我这名中国记者十分好奇，经过一名警官的同意，他们热情地请我为他们拍照。只有一名坚决拒绝，他绝对不想让自己的形象出现在任何媒体上。伊拉克警察一直是反美武装袭击的对象，我想他的小心也是情有可原。
 在警局大约停留了１小时，伊赫森中校、伊玛德中校、阿里和另一名警察驾两辆尼桑2400皮卡警车将我护送回分社。警车穿行在巴格达漆黑的夜里，即使市中心底格里斯河两畔，也难得见到几点灯光，我不禁怀念起埃及首都开罗尼罗河畔和平的夜色和法老船上的阿拉伯歌舞。同样是曾经孕育人类古老文明的大河，却是如此的迥然不同。
 经历了枪战的洗礼，远远看到分社的灯光、听到分社狼狗巴特拉的叫声，我内心涌起了一股暖流。分社负责人邵杰还在工作，李骥志还没有回来，我的心又绷紧了。我向邵杰讲了我经历的枪战，邵杰十分担心，但并没有责怪我，还亲自煮了伊拉克茶招待客人。
 大约１个小时后，小李也打车回到分社，原来他与人群一起跑远，由于警察火力封锁一直未能离开，居然在附近居民家中看了一场足球赛，事后又因试图到现场附近找我而耽搁了时间。看到李骥志平安归来，我深刻地感受到一种乱世之中同事与朋友之间真挚的亲切。[FS:PAGE]
 大约晚间１１点钟，我们终于结束了这场“被迫”卷入的噩梦般的巴格达枪战经历。这一次，我在警车上拍到了双方交火时伊拉克警察射击和美军增援的画面。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在战后伊拉克工作的摄影记者而言，很少能够如此亲身经历和采访枪战的场面。
 作为在战乱地区采访的摄影记者，要拍到最逼近战争的真实画面，必须勇敢地面对各种危险和威胁。经受了弹雨的沐浴，我告诉自己，只有勇气和冷静，才能让人在危险与绝境中抓住一线生机。当然，前提是，死亡的概率并非100%。
 当然，我还得到了一件纪念品，是阿里在我藏身的警车旁射击时钻入我摄影包的一枚子弹壳，可惜的是，这枚子弹壳在经约旦首都安曼前往埃及时被安曼海关没收了。虽然我和海关的警察吵得面红耳赤，也没能留住这枚珍贵的纪念物。可以慰怀的是，我还有照片和永远也抹不掉的记忆。

有危险　就有机遇
 如果说美女作家是用身体写作，战乱地区的摄影记者就是用身体拍摄，用生命拍摄。那些惊心动魄的精彩瞬间，都是以对生命的直接威胁为代价。对于摄影记者来说，最遗憾的是生命只有一次。同样是踏入险境，有人被死神撞了一下腰，有人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美军第一次对巴格达西部的费卢杰发动军事行动期间，半岛电视台埃及籍记者艾哈迈德·曼苏尔在战火开始前进入了费卢杰，当曼苏尔在美军的炮火和轰炸中作现场报道时，美军的炮弹就落在他的汽车附近，由于三脚架被震得颤抖，电视画面中的曼苏尔在硝烟中摇晃，曼苏尔以自己在炮火中勇敢而真实的报道而被誉为阿拉伯的民族英雄。9月12日，美军的坦克在巴格达市中心海法大街遇袭后，阿拉伯电视台的记者托麦希前往现场报道，正在摄像机前出镜的托麦希在混乱中不幸中弹，在电视画面中突然消失，观众看到的是一片模糊的血迹。
 不断看到同行倒在血泊中，没有人知道下一个会是谁。战火与险境会令懦弱者却步，也会勾起勇敢者勇探骊珠的欲望，没有人抱着必死的信念，却深知其中的危险。但是，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有危险，同样就会有机遇。

流血的节日
 阿舒拉节本身就是一个流血的节日，虔诚的什叶派穆斯林用刀剑砍自己的头顶，任鲜血流溅，以示对伊玛目侯赛因的遇难感同身受。这是一个摄影或摄像记者最不受欢迎的场合，虽然在前一天前往清真寺了解情况时的宗教人士一再告诫我最好不要来，否则在情绪激动的群众之间，挨揍的概率很高，但我还是不愿放弃目睹这一重要节日纪念活动的机会。
　　我和司机阿布·锡南驱车前往清真寺，距清真寺5公里时，主要路口已经被封锁。当天清晨在附近巡逻的美军与伊拉克警察发生冲突，美军对空鸣枪，造成短时间混乱。后来知道，预谋爆炸的恐怖分子就是趁乱混入了清真寺。阿布·锡南抄小胡同，汽车七拐八拐终于靠近了清真寺。
 在清真寺的门口，我拍摄了聚集在一起用双手捶胸的妇女，这也是什叶派穆斯林在阿舒拉节的纪念方式之一。我站到一个平时用来卖零食的桌子上，以拍到俯角的画面。片刻，从大道上过来一个整齐的长队，前面有人举着已故的大阿亚图拉萨德尔的画像，队伍中大部分是青少年和小儿童，他们手持十来条铁链组成的链束，随着宗教音乐的节奏用链束击打自己的胸部和背部，这也是最常见的阿舒拉节的纪念方式之一。我赶过去抓拍。队伍缓缓地进入了清真寺的大门。这是当天进入清真寺的最后一支纪念队伍。

爆炸就在身边
  在纪念队伍的队尾还没有进入清真寺门口的时候，清真寺内传来接连两声巨大的爆炸声，之后两股黄烟从寺内升腾而起，人群一阵骚乱，寺内的穆斯林纷纷涌向出口，夺路而逃。
  我在巴格达拍摄过许多次爆炸，但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次看来危险真的来了，安全固然重要，但作为摄影记者亲身经历如此险境绝不能没有照片。就在这人人求生的混乱之中，我用短镜头拍摄了逃生的人群奔跑的画面和背景正在升起的黄烟。就在我将镜头对准清真寺和人群时，清真寺的大门外又响起了一声巨响，我在镜头内看到碎片乱飞，黄色烟雾升腾，但并不大，后来从照片上看，爆炸物不是黑火药，但威力却很强。[FS:PAGE]
 拍到照片后，我马上找个墙角蹲下来用手机向分社简述爆炸情况。枪声还在继续，后来我知道这是伊拉克警察在向天鸣枪。我看到所有的人都俯身低头往前跑。当时不知道这次自杀性爆炸并不是汽车炸弹，因此看到到处都是逃命的人群和汽车，真的不知道哪里会更安全些。从清真寺前的小广场穿过十字路口，到了卡兹米亚大街上。卡兹米亚大街大约有10多米宽，周围全是两三层的老房子，我本能地想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暂避，却发现大路两旁的店面中早就挤满了先跑出来的人。
 这时我距清真寺大概有50米，枪声渐息，大部分找不到躲避场所的人还是顺着卡兹米亚大街不知所措地跑，惊魂未定的人们开始哭泣，或许他们有亲人或朋友当时在现场，还没有下落。一名男子靠在路边的一个铁棍上，不由自主地瘫了下去。许多人回过身，向着爆炸发生的方向挥手、喊叫，抗议这残酷而血腥的暴行，现场一片混乱。这些都被我摄入镜头。在混乱的人群中，我试图寻找阿布·锡南的影子，却不见他的踪迹。由于阿布·锡南当时在我附近，距离爆炸现场很近，不由得为他担心起来。
 警察迅速封锁了爆炸现场，很快警车载着遇难者的遗体和受伤者驶向医院。红新月会的救护车和消防车则从相反方向开往爆炸现场。街上的行人迅速闪到两边。我一边抓紧拍摄，一边抽空给分社打电话报告这里的情况请他们发稿。

逃离混乱现场
 这时，美联社记者约翰·摩尔飞快地赶到现场。当他把镜头对准悲伤的人群时，却遭到了人们愤怒的抗议，几名男子用手指着摩尔说，美国人，走开。每次爆炸发生，当地百姓自然将矛头指向美国人，因为目前主要由美国人负责伊拉克的安全局势。很快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就在我拍摄人们在路边垂泪时，两名彪悍的男子怒目相对，问我为什么要拍照片，试图抓我。我解释了两句，急忙掉头想溜，没想到身后另一名青年拔剑相向，像一座金刚一样挡在我面前，刀剑是阿舒拉节纪念活动的必备品。我不懂阿拉伯语，我想他是在质问我为何要拍摄这样悲惨的画面。同时有三四个人围了上来，有人动手抓我的衣服。
 我正无法脱身之际，旁边几名中年男子厉声将他们喝止，其中一人和蔼地拉住我的手带我走。少数人在灾难后对摄影记者的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绝大多数伊拉克人对中国人是友善的，我们坚持多年的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为我们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在巴格达工作短短的三个月间，我曾多次得到陌生人无私的帮助，我想这也是我多次遇到危险情况而总能安全脱身的主要原因。
 我们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来挤去，走了约20米，他将我交给了一位持手枪的男子。后来我知道，这名男子叫艾哈迈德，是当地德高望重的阿亚图拉阿里的保镖。没过几分钟，我们发现美联社摄影记者约翰·摩尔的处境和我当时差不多。艾哈迈德冲过去拉过摩尔，带着我们进入大街左侧的胡同，左拐右拐来到一座小楼前。艾哈迈德让我们在门前歇息，自己转身俯在墙上抽泣起来。刚才他还是那么坚强地带我们脱离险境！我当然不忍心在这时按下快门，此时我的泪水也要往外涌。门前其他几名持枪者见到艾哈迈德的情形也禁不住泪流满面。很快艾哈迈德止住眼泪，示意我们进入小楼。楼内进门右手是连接的两个厅，厅内挂着几张伊玛目的大幅照片。一位和善的黑衣老人正忙着用对讲机联络，见我们进来，示意我们先安坐片刻。我看了一下墙上的挂表，正好是10点40分。

邂逅伊玛目阿里
 　黑衣老人就是伊玛目阿里，艾哈迈德与门口的持枪者都是伊玛目的警卫。后来分社报道员沙澜告诉我，伊玛目阿里是什叶派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在卡兹米亚清真寺的代表，十分受人尊敬。另一位老者为我和摩尔各倒了一杯白水。我并不口渴，但一杯凉水令我镇定了许多。
 伊玛目并不讲英语，碰巧一位前来暂避的姑娘娜达略通英语，为我作简单的翻译。伊玛目阿里告诉我们外边仍有枪击，情况十分凶险，希望我们暂时不要出门。[FS:PAGE]
 娜达爆炸时也在现场。我把相机内的照片调出来给她看，她在画面内指出她当时所在的位置，当时应该十分危险，她能安全离开真是万幸。娜达希望能在我的照片里找到她的朋友，但结果令她十分失望。为伊玛目工作的人不时来通报外面的消息。

安然返回分社
 大概11点20分左右，娜达离开了伊玛目的家，但伊玛目仍不准我离开。近10名为伊玛目工作的人聚在厅内席地而坐，讨论局势。伊玛目突然站起身来，到内厅墙边换下外套，静卧在墙边。一名助手让他吸上氧气，另两名助手为他按摩手脚。我想突如其来的严重爆炸肯定对伊玛目精神打击很大，导致他旧病复发。看着氧气瓶内的气泡升腾，工作人员在一旁不住地啜泣。我帮不上忙，只能干着急。
 过了一刻钟，伊玛目情况基本稳定，他的助手大部分离开，他们走之前仍示意我不要出去。大约到了12点，我实在按捺不住，提出要回分社，艾哈迈德犹豫片刻还是同意了。向所有的人道过谢，我在艾哈迈德等6名伊玛目的警卫的护送下穿小胡同离开。穿过卡兹米亚大街，人已经少多了，但爆炸现场还聚集着许多人，几名记者刚刚赶过来。
 出了卡兹米亚清真寺附近地区，4名警卫返回伊玛目处。艾哈迈德与另一个警卫又送我走了大约3公里。在那里我找到一位朋友，他开车把我送回分社。碰巧的是，艾哈迈德居然认识我们的分社，几年前他曾为分社的客厅做过窗帘。在分社门口，久久等候的同事们热情地和我拥抱，让我感觉到战友般的情谊。
 庆幸的是，司机阿布·锡南早已回到分社，这让我终于松了一口气。阿布·锡南告诉我，并不是每个记者都像我这么幸运，他当时在寻找我时，目睹了一名摄像记者的摄像机被砸到地上，人也被暴打了一顿。
 我确实感谢上苍对我的眷顾，让我在几次遇到危险的时候都能够化险为夷。事实上我确实是在伊拉克工作的同行中比较幸运的一个。2004年全球遇难记者共57人，其中23人在伊拉克殉职，记者伤亡百分比超过驻伊美军。这些悲剧提醒我们，在读者和观众看到的贴近现场的图片或电视画面中，同样也可以嗅到记者自己的血腥味。就像生活在盛世的士兵一样，在和平中住得久了，我从来没想象过记者会意味着这么多的危险和死亡，血腥的现实让我逐渐认识到“无冕之王”这四个字背后所意味着的责任和使命。一个好的记者，未必在拿起笔或相机的时候就做好了献出生命的准备，只是，在危险和死亡来临时，他们选择的是责任，而不是做逃兵。
 对记者来说，危险与机遇是一对孪生兄弟。危险越大，机遇往往就越珍贵。只是在大部分战地记者的眼里，更多地看到了机遇。

萨德尔城的诱惑
　　对于摄影记者来说，危险往往也是一种诱惑，因为危险背后常常有值得探索的新闻处女地。
 “萨德尔城”是巴格达市内最混乱和危险的城区之一，大白天也多有抢劫和枪击事件发生。目前驻伊美军与萨德尔武装频频在这一地区发生武装冲突，萨德尔城更被常人视为禁区。我几次萌生到城内看看的念头，都被分社当地雇员劝阻。去年底我在巴格达的逊尼派聚居区阿兹米亚被掠走一只镜头，以前为我开车的阿德南告诉我，如果是在“萨德尔城”，他们不只抢镜头，还得抢相机，没准连我都得搭进去，分社报道员贾迈勒也随声附和。
 以拍摄切·格瓦拉而闻名的马格南图片社摄影师雷·贝利说：“我记得卡帕告诉过我，要拍到好的战争照片，得一早起来决定做什么事之后就立即去做。因为你总是在对自己说，别去了，别去了，因此如果你能控制自己，去了那儿，就能拍到好照片。”
 4月6日，司机阿布·锡南刚到办公室，我就告诉他，我已经决定了去萨德尔城采访。迫于我强硬的态度，阿布·锡南硬着头皮陪我前往。
 20岁的巴格达大学学生阿里·迈赫迪可以用英语交流，自告奋勇带我们过去。远远看见两个阿拉伯式帐篷，在帐篷内操办丧事是阿拉伯的传统。帐篷内传来断断续续的抽泣声，许多孩子围在帐篷外面。帐篷旁有一座狭窄的两层黄砖楼房，前侧顶部有两个大窟窿。巴格达市内大部分居民区都是两层楼房，住在楼里的也并非富裕人家。阿里请一位男子为我打开锁，进门是一个四五平米的小厅，两辆破旧的童车半埋在碎砖和墙皮中。阿里叫过14岁的男孩阿巴斯，阿巴斯一家六口住在这座狭窄的楼中，他的母亲于前一天晚上在家中被炸死。[FS:PAGE]
  我想拍几张亲人哀悼的照片，埃勒扎克以不符合他们的风俗为由婉言拒绝了我的要求。我想在萨德尔城，还是谨慎些好。走出阿巴斯的家门，许多孩子手里拿着拣到的炸弹碎片，站在门外让我拍照片。拍完照片还不依不饶地追着我，直到我们的汽车开上大路，依然不停地向我挥手。
  附近还有几家被炸的民房，但阿布·锡南拒绝带我去其他地方。他很郑重地告诉我，刚才采访时有个胖子说要把我抓起来，他反复解释说这是中国记者，中国和美国不是一伙的，胖子才说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其实真的是个玩笑，哪有抓人还提前打招呼的。但阿布·锡南有他的理由，萨德尔城到处都有危险，在萨达姆时期他也很少来，最近一次到该城还是90年代初陪一位荷兰记者前来采访。阿布·锡南的工资为每天10美元，让他为10美元冒太多风险确实有点于心不忍。我只好意犹未尽地向萨德尔城内张望了几眼，听任阿布·锡南驱车离开。返回时正值路透社的电视记者在萨德尔城的入口———萨德尔广场出镜。
 分社工作繁杂，客厅门口挂了一块写字板，上面列出计划要完成的任务。分社负责人聂晓阳在空白处写上“有容乃大”，鼓励记者工作要任劳任怨。我在下边写了“生亦何欢　死亦何悲”，这就是我采访时看到伊拉克人生存状况的感受。过了一段时间，晓阳说这句话太不吉利，征求我的意见把它擦掉了。实际上，如果抱着“生亦何欢　死亦何悲”的心态，就会真正解放自己，自由地行走在各种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危险之中采访和拍摄。

巴格达不相信眼泪
 经历了多次身履险境的磨练，我已经逐渐适应了采访中的枪声、硝烟和血腥味道。第一次在巴格达采访爆炸现场，我无法控制地想要呕吐，几个月之后，我在拍摄爆炸之后被烧焦的残骸和肢体的残块时已经没什么心理障碍，虽然我从来没有将这些血腥的画面公之于众的打算；在采访中遇到神经质的美军士兵们几支枪口对准我的时候，我不会感到特别的紧张，只是对这些小题大做的行为产生强烈的厌恶；伊拉克士兵和警察经常在爆炸现场鸣枪示警，以保护现场，现场的伊拉克群众会激动和愤怒，我已经能够以平常心来理解他们的冒失，毕竟这是他们的工作，况且伊拉克士兵和警察一直是武装分子袭击的对象，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紧张和不安；在武装分子出没的地区采访，有人威胁要绑架我，也不曾让我感到过畏惧。因为我一直相信，我一定会平安地完成采访任务，而我的采访经验就是在爆炸声中和枪口下积累下来的。
 但是这些历练和表面的坚强的背后其实是情感的越来越脆弱。面对爆炸现场和医院中失去亲人后悲痛的面孔，看到记者同行们不断倒下的消息，记忆中自己危险的经历不断地闪回，甚至只是听到一句关怀的温暖话语，我都忍不住地热泪盈眶。在夜晚赶写完稿子之后一些无眠的夜里，泪水会莫名其妙地奔涌而出。
 在这个相信武力而不相信眼泪的城市，眼泪其实释放了现实采访中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持续紧张和焦虑，给了我坚持继续工作的毅力。我也开始检讨自己应该正确地对待巴格达的现状和采访中的危险，并为自己在最初几次遇到危险却全身而退之后浅薄的自我庆幸感到惭愧。
 6月14日，我在巴格达解放广场采访遭到袭击的美国人车队，由于袭击造成美国人伤亡较大，许多市民挤在现场看热闹。一名西方摄像记者在两名保镖的贴身保护下挤在人群中拍摄，而我的司机把车停在距现场100米的地方看护自己的汽车，我只能一个人在现场采访。就在我拍摄被炸毁的汽车时，汽车残骸发生二次爆炸，爆炸不大，但是我当时离汽车残骸最近，一股热浪喷到我的胳膊上，转身看到的是四散逃开的后脑勺。采访结束后，司机告诉我，他刚才听到里面传出爆炸声，十分担心我的安全，其实只是一句宽慰的话，却让我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
 在动荡的战后伊拉克，爆炸、袭击、死亡、哀痛每天都会发生，小爆炸的袭击甚至已经引不起读者的兴趣。但身处其中，时时刻刻会感到紧张和压力。在巴格达连续工作了9个多月，我成了伊拉克摄影记者中“资深”的外国记者。CNN、CBS等电视摄像记者一般在巴格达工作一个月就到附近国家休整一周，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的来自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摄影记者一般在伊境内连续工作时间为六周。我在开罗工作时的朋友，法新社摄影记者马尔旺在采访中碰到我，知道我在伊拉克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对欧洲图片社的当地摄影记者阿里打趣说，黄冒着危险在你们这工作这么长时间，你们新政府应出台一个法律，要给这样的记者伊拉克国籍。[FS:PAGE]
 我们在采访中国驻巴格达的武警中队时，副队长李亚光有两句话说得很形象，“在枪声中入眠，在爆炸声中惊醒”。作为摄影记者，还得加上一条，惊醒之后拎上相机就得去现场采访。恐怖分子几次发动大的袭击都是在清晨，比如联军总部爆炸、两次新军招募站爆炸都是，我都是被炸醒之后赶紧出门采访。这就是一个摄影记者在巴格达工作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