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慧镜头中的花之性与人之情
| 东西方文化审美特征的一个重要区别，折射在现代摄影中，无非是向外拓张的征服意识和内敛深藏的天人合一的差异。大凡优秀的摄影作品，人的个体欲望将成为支撑整个画面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方摄影家的作品往往具有更多的拓展意识，以个体的精神状态直逼宇宙万物之空间灵性。相反，对于生性不好外露的中国摄影家的作品来说，内心的隐秘意识往往和天地间的一草一木融为一体，悄然折射出生命的哲学观念。然而如果能将两者交融在一起，将会诞生出什么样的“奇花异卉”？这里将通过一个典型的个案——中国旅德女摄影家王小慧的花卉摄影，进行一番激情与理智的梳理。 没有人能够说出小小的花卉之中究竟包含着多少秘密——艺术史上无数艺术家对花卉所倾注的激情，尤其是视觉艺术家对花卉的钟爱，可以串起一段或柔美凄婉、或鲜艳夺目的历史。花之美艳动人而朝生暮死，将生命的灿烂和短暂全都浓缩在艺术家刹那的灵动之间。其实对花卉的成功描绘，并非真正源于花卉本身的魅力，重要的在于艺术家敏感的心灵。否则这么多年来艺术家眼中的花卉常看常新，就会失去深层的意味。因此在花之性和人之情的漫漫缠绵之中，同样可以通过东西方的文化比较悟出“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的别样情怀。 一、回溯历史：女性摄影与花卉的不解之缘 女性与花，向来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尤其是在摄影诞生以来短暂却又精彩的岁月里，许多摄影家都将花卉的拍摄作为人生探索的莫大乐趣。然而真正在花卉摄影上成其大业者，却不多见。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和花卉本身的特征与局限有关。然而一些出色的女性摄影家镜头中的花卉，却往往“开放”得或妖艳无比，或伤感多情。 美国女摄影家伊莫金•坎宁安（Imogen Cunningham，1883－1976）对花卉摄影就情有独钟，她有一个奇妙的哲学观念：将摄影的空间想象成一个浅浅的盒子，里面充塞着各种形式构成并且在表面呈现出来，因此具有双重性——既是具体的材料又是装饰性的。在坎宁安的眼中，构成形式几乎就是一切的可能，从而在表面得以明确的表现：包括一个人的躯体，或是一块圆石，或者是植物的叶子。这一被称为“直接摄影”的方式，在20世纪20和30年代是一种创意的实验，影响了以后的许多摄影家的创作。遵循这样的观念，坎宁安所创作的花卉摄影，尤其是通过大特写所表现的自己家中花园的花卉作品，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在当今的拍卖市场上价格一路上扬。1998年，美国斯沃恩画廊获得其第一笔100万美元的拍卖收入，其中由坎宁安在1925年拍摄的摄影作品《木兰花》就达到了211500美元的价格，成为这位女摄影家作品拍卖的最高记录。 另一位女性摄影家蒂娜•莫多蒂（Tina Modotti，1896—1942）出生于意大利，这位美丽的女性曾经是默片电影时代的演员，在一些好莱坞的影片中担任过并不太出名的角色。莫多蒂还是一个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和革命活动家，1927年加入过墨西哥共产党，即使是在被流放的岁月中，她也一直在法国、西班牙等地投身革命运动，直至突然去世。于是，作为一位艺术摄影家，她在静物尤其是花卉的拍摄中注入了政治的象征符号，并以独有的激情而成为典型的女性形象。 莫多蒂在传统的花卉摄影中展开了自己的想象力。但是她不是去简单纪录其经典的美丽形态，而是更多地注重其恣意放荡的观念形态。比如在一丛玫瑰中，以图像的傲慢和无力的形态，暗示着一种无可避免的颓废。她还常常以一些人们不太注意的植物，构成了对贫民阶层的同情。甚至她在花卉摄影中所展现的关于人类性爱的暗示，远远早于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摄影家梅普尔索普的花卉摄影，以及画家奥吉夫相同类型的花卉油画。 她的代表作《玫瑰，墨西哥》在1991年的秋季拍卖中价格高达165000美元，刷新了当时的照片拍卖记录。1993年，收藏者以18950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莫多蒂的白金版照片《两朵马蹄莲》。尤其是《玫瑰，墨西哥》，画面上四朵玫瑰以雕刻般的造型出现在摄影的平面空间里，这就是20年代纯粹主义者经典的作品，它要求观众更多地关注画面中呈现的微妙的影调结构，从而产生相关的联想。女性的柔情和强烈的政治激情，在花卉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回过头来审视王小慧的花卉作品，在她好几年前的作品中，似乎都已经有了对这些前辈作品的超越意境。 大约是在四年前，王小慧因为一次偶然，开始了花卉摄影的创作。“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拍花拍得如痴如狂，为了拍这些花真没少牺牲吃饭睡眠的时间，几乎快到夜不成寐的地步……”。这样的一种感情的投入，甚至到了“所以我都怕朋友们再送我鲜花了，因为唯恐看到花又没法克制自己的拍摄欲望”。这样的拍摄是从1999年7月她补过生日的那一天开始的，而在这以前，她或许没有机会一下子接触如此多的、如此艳丽的鲜花，或许因为以往生活中的重大挫折还没有使她心灵得以充分的恢复，从而能有这样一份心情面对花的魅力。然而创造力的突然爆发，就像火山熔岩一样，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而造就的，一旦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就会转换成一种控制不住的艺术创作激情，以致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FS:PAGE] 接下来的问题是，王小慧的花卉摄影之所以与众不同，也正是得益于她所经历的独特的人生历程。读她的花卉作品，或许也会连想到上面提到的优秀女摄影家拍摄花卉所展现的那样一种神采飞扬、飘逸俊秀的神韵，但是一旦试图将目光在她的花卉作品中多停留一些时间，就会体验到隐藏在背后的一份忧郁甚至是伤感的情怀。尤其是她的镜头距离花卉是那么的近，切入的角度往往又是那样的奇特，使人几乎在一瞬间会忘记她所拍摄的是花卉，而是一群来自遥远的天国、舞动着不属于我们能理解的视觉语言的精灵。花瓣和叶片缓缓地旋转出奇异的舞步，让敏感的观赏者一时间看到了生之灿烂和死之不可避免。这也许就是东方文化的积淀所致，也是她那些积聚已久的生命体验给她带来的“恩赐”。 二、杜鹃啼血：生存与死亡的花卉意念 说到生与死，这使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位花卉摄影的高手，著名的美国摄影家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1946—1989），尽管这是一位男性摄影家，但是他对花卉的热爱，甚至超过了任何一位女性摄影家的投入。尤其在他去世以前，拍摄了大量的花卉作品，以异常精致的手法，将纯净的美感发挥到了极致。“瓶中的花朵”，“满瓶的郁金香，大多数直立的，一朵枯萎”，“鸢尾花”……这些花卉的拍摄无论从用光上、背景的安排上、以及创意的构成上都达到了后人几乎难以企及的高度，成为梅普尔索普所有作品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位摄影家死于艾滋病，也许在面临死亡的威胁下，梅普尔索普正是通过他的作品转移了他对死亡的恐惧和忧虑，并以此重新创造更多可以令人赞叹的生命现象。但是他所选择的那些生命本身就比较短暂的花卉，并且以异常精美的形式加以体现，恰恰透露出他对生命“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叹。道理很简单——生命的个体一旦发展到她最辉煌的一刻，接下来就是无可避免也是无可挽回的衰亡。美的极点正是死亡降临的前奏，这样象征性的比喻也许有人读懂了，但是人们却不愿意承认而已。因为人们无法忍受美丽的消亡，无法承受个体生命终将逝去的悲哀。而梅普尔索普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镜头中重复他的故事，直至故事还没有讲完，他就比凋谢的花卉先一步离开了这个世界，完成了他对艺术创造最后的欲望。因此读梅普尔索普的作品，那些几乎完美无瑕的影调和结构，那些对生命形态近乎绝望的构成方式，以及他所使用的中画幅照相机可能带来的视觉冲击力，都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然而作为一位女性来说，王小慧的花卉摄影在生与死的强烈冲击之间，并不逊色于梅普尔索普的惊心动魄。面对王小慧的花卉，在那些顽强舞动的花瓣中，所有抗拒诱惑的企图，也许都只能是一句空话。当然，和梅普尔索普的作品相比，王小慧的创作空间可能更为广泛，袒露的叙述语言可能也更为丰富多彩，更为细腻。比如梅普尔索普仅仅展示美到极点的、或者是濒临死亡的花卉，而在王小慧的镜头中，她不仅展现了花卉的生，花卉的死，甚至一些在中国传统理念中无法理喻的生存状态，也一并被她收入光影形色之中，常常令人大惑不解。比如她可以面对冰冻的花卉，提炼出一种抽象的凝固的幻觉，仅仅用“冰清玉洁”来形容其中的意境，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又比如她可以坦然地面对已经发霉的花卉，寻找到生命形态发生质的变化过程中所有的暗示，尽管在古典的意境中，已经有了“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类比，然而古典的意境仅仅还是一种唯美而已……这样的一种无论是对东方文化还是对西方文明的超越，展现出摄影家无所顾忌的创造欲望和极其天真的童年心态，唯其达到这样的一种超越生死的境界，才可以进入“出神入化”的妙境。 于是在这样一个个定格的瞬间，却又让我想起了许多年以前的那一场车祸，想到了王小慧所经历的生死离别。然而，一个在建筑、电影和摄影领域卓有成就的东方女性，在经历了肉体和心灵的双重打击，在死亡的边缘领悟了生与死的真谛之后，又充满自信地站起来了，手上依旧紧紧握着她心爱的照相机，缓缓地举到了眼前。此刻，我们也许无法看清王小慧那双充满灵性的眼睛，但从金属片撞击的快门声中，所有的故事又立刻有了可以继续下去的理由……[FS:PAGE] 这些镌刻在心灵深处的滴血的痕迹，无一不在她日后的花卉摄影中体现出来，从而构成了与众不同的生命体验。这些发自于内心的灵感闪现，恐怕不是谁都可以模仿和替代的，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三、看与被看：女性主义艺术的波澜不惊 假如我们跳出摄影的空间，从其它艺术样式比如和摄影最为相似的绘画等艺术中，寻找花卉视觉艺术的踪迹：一条惊人相似的轨迹，将花卉绘画作品和王小慧的新作无形中连接在一起，越发启迪我们对东西方文化探究的兴趣。尤其是一些女性艺术家对花卉深蕴其中的性意识的发掘，不难理解女性对花卉钟情的另一层心理上的原因。 和前面提到的女摄影家坎宁安同时代的乔吉亚•奥吉夫（Georgia O’Keeffe，1887－1986），是著名摄影家斯蒂格里兹的妻子。她在花卉绘画艺术上的探索，留下了独特的思维痕迹。这位出生于美国的女画家，以描绘大自然的半抽象的绘画著名，同时以其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将视觉的目光延伸到了新的空间。尤其是她从1924年开始创作的大幅花卉作品，以其干净、简洁的形式，天真的意境，不落俗臼，从而成为美国新现代主义的开拓者。 在奥吉夫的大幅花卉作品中，罂粟、玉簪、蝴蝶花、毽子花、喇叭花等花卉反反复复出现，她所选择的这些花形不仅与女性的生殖器官明显地相似，而且花大色浓，更强化了性意识的强大冲击力。花卉在她的作品中往往充满了整个画面，带有明显的向外扩张的倾向，花心则刻画得细腻、清晰，富有挑逗甚至是挑战的意味，形象地构成了女性的性解放宣言。这样一种把传统观念视为羞耻的女性生殖器官表现得如此辉煌和强有力的意识，给后来70年代的女性主义艺术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于是在70年代女性主义艺术达到高潮的时期，一大批女性艺术家在开拓属于女性自己空间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创作方式。其中美国女艺术家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1939—）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她所创造的类似花卉的女性生殖形象，以更为大胆的方式，直接模糊了花卉与女性生殖器官的界限，让观众在似是而非的审美意念中，感受到了女性非凡的创造力。如果说古典艺术中随处可见的男性生殖形象通常是雄伟的，那么，芝加哥则将女性生殖形象创造得异常灿烂，这种灿烂的、类似花卉的形象在传统艺术中是不可能找到的。她从本质上对男性生殖及其由此象征的男性等级制度提出了挑战，提示出女性生殖与男性生殖同样强有力和具有象征意义。她把自己的奋斗历程，包括其中的甜酸苦辣，都写进了《穿越花朵》一书中。芝加哥在这些作品中试图表达这样一种女性艺术家的观念：“主动地看自己和被看是不同的，这种力量的产生来自于你对自己性别有认识，对女性自身有了解。”正是这样一种看与被看之间的强力反弹，使女性艺术和花卉之间的关联，就有了深不可测的时空张力。在她另外一幅代表作“穿越花朵”中，我们仿佛通过女性强烈的拥抱，旋转着进入子宫湿润的深层，或是升腾着向着无垠的太空翱翔——花卉所构成了强大魔力，在这里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 然而当你面对王小慧最新呈现给我们的花卉摄影作品，一定会惊讶生命的奇观竟会和花卉如此关联，如此让人着迷。我们同样看到了花卉在王小慧的镜头中自由地绽放成人类华丽的性灵空间，给人以纯净却无法抗拒的生命诱惑。这些花卉的客观瞬间形态已经产生了异化，尤其是微距镜头的逼近，加上特殊的光线效果的烘托，所有的花卉都似乎将其最为感性的一面，甚至将人类千百年来一直崇拜的生殖文化样式，尽情地舒展在王小慧的镜头面前。那些流动的叶片，舒展的花瓣，摇曳的枝干，往往会因为出人意料之外的切割或构成，或者是不同寻常的光线氛围，使观众在似与不似之间徘徊不定——我们明明知道艺术家给我们展现的是花卉，但是往往我们又不忍简单地将它们作为花卉来欣赏，因为生怕这样一来会使艺术审美的空间局限化和单一化，失去了和艺术家多重空间对话的可能。甚至我们会一时间无法看出这些作品就是我们所司空见惯的花卉，在几经认同的辨认之后，才会感叹艺术家的魅力和造物主的伟大。尤其是那些如同生殖器官的美丽幻影，将生命无可抗拒的活力和华丽柔美的形态巧妙结合在一起，每一触光影形态，都可能是激情喷涌的结果。许多造型和画面，几乎和前面提到的奥吉夫、芝加哥的作品如出一辙，但是从摄影本体的创造特征分析，就会发现，王小慧的这些新作，却具有更高的难度和更为神秘的意境。[FS:PAGE] 理由也许很简单：尽管画家和摄影家都是从花卉中看到了生命的活力，但是对于可以虚构的画家来说，将花卉变形或是重构成生殖器官的形象，也许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对于手中使用照相机的摄影家来说，向来受到以纪实为第一特征的摄影写实空间的限制，要想从微小的花瓣甚至花蕾中提炼出生殖的力量，一定具有相当的难度。这不仅是一个观察和发现的过程，还有一个以物理和化学的方式重构世界的能力。 其实王小慧通过摄影对花卉的再创造，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惜花常恨春归早，更何况落红无数”，从一开始拍摄花卉，王小慧的冰箱里除了胶卷就是花，那些来不及拍摄的花卉被她珍藏在冷冻的空间里，试图更多地保留对美丽的记忆。王小慧开始的花卉作品，多少还带有一些写实的意味。但是随着她对花卉的深入观察，越来越抽象的，或者说越来越带有自由感的构成样式逐渐占据了画面的空间，使人在似与不似之间，使人在情感与哲理的错位之中，有了更多理解花卉的可能……读王小慧早期的花卉作品，你始终会处于一种迷乱的矛盾时空之中，恍惚间让人失去了时空的对照路标，所有的古典、现代甚至后现代，都会成为一种可能。 然而到了今天，迷乱的矛盾时空突然间凝固在一个新的视觉坐标上，那些酷似生殖器官的花卉作品反而一时间令人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定位。如果说面对画家的作品，我们会惊叹他们想象力空间的奇幻，那么面对摄影家的作品，尤其是面对王小慧的这些新作，除了在想象力之外，我们也许只能发出一声惊叹）一花一世界”，面对的是微观世界中的我们自身的本体，还有什么比这更为神奇和微妙的吗？ 相对画家来说，王小慧通过花卉对生命形态的挖掘，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王小慧太忙了，她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她很少有时间在一个地方安静地呆上一段时间。她的拍摄都是在紧张的生活空隙完成的。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幅图景：王小慧一手拿着照相机，一手举着花卉，在镜头与花卉不断逼近的过程中，还要选择不同的光线角度，调整光线的不同穿透力，从而在一个最合适的瞬间，按下手中的快门。双手的平衡，脚部的移动，视觉的紧张注视，以及心灵的敏感拓张，全部汇集到数十分之一秒的瞬间最后定格——可以想象难度之高，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体验过程！ 尽管对于这样一种人类生殖文化的提炼和升华，在我前面提到的一些摄影家的作品中也已经有所显示，但是王小慧的这些非同凡响的作品，一方面以其真实的力量征服着观众的视觉，同时又以其神秘的意境撩拨着观众的心绪，一种介乎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强大张力，维系着人类最为神秘的底层意识，突破了似与不似的简单逻辑定理，这也许就是一个生活在东西方文化空间中的摄影家最好见证。 五、男女平权：冷静面对艺术的再创造 如果我们再将王小慧的新作和前面提到的女性艺术家如奥吉夫或是芝加哥进行深入比较，还可以洞察到王小慧作品的过人之处。 正如前面所论述的，不管是奥吉夫还是芝加哥，她们对女性生殖器官的灿烂描绘，以前所未有的穿透力所希望展现的，就是恢复女性的自信和欲望。的确，许多年来女性艺术在男性的强权话语的制约下，在女性面对以男性为主导的环境中，自尊和自信遭到破坏的程度相当严重。于是这些艺术家旗帜鲜明地举起了女性主义的大旗，甚至以女性的强权取代男性的强权。我们透过奥吉夫的大画幅花卉作品，看到的是女性潜意识中的美丽梦幻，使男性的习惯性思维受到了重创。我们透过芝加哥的《穿越花朵》，感受到一种真实、坦率、执著的艺术精神，尽管在艺术本身，也许会显得有点霸道。然而我们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审视这些作品，在被这些女性主义艺术所激动的同时，也体会到了她们急于得到社会认同的欲望，从而展示出的偏激甚至是焦虑的心态。然而回头阅读王小慧的作品，却发现她的作品在显得较为温和的背景中，其实注入了更为复杂的东方人文因素，从而不再简单地局限于女性主义的孤独和冲突之中。[FS:PAGE] 的确，60和70年代的女性主义艺术已经尘埃落定，激情过去之后的艺术要求更为冷静的思考和突破。当王小慧将镜头逐渐深入花卉核心的过程中，她不仅看到了女性的情怀，同时也看到了男性的力量，她是以两性平权的视点，找到了对人性最为直接却是平衡的选择。或者说，她在整个异常投入的拍摄过程中，以天生的敏感和直觉，对人性的形态外化，将女性和男性一起放在了同等重要的视觉空间，完成了以“性”的魅力为主导的花卉摄影。 其实这些作品的出现并非偶然，是王小慧视觉目光不断深化过程中的一次大规模集中的爆发，只是来得如此强烈和精彩，从而使人不知所措。还记得王小慧那幅在摄影界引起巨大反响的《行走的男人》吗？那一朵看似柔美无骨的花朵，在淡淡的色彩和飘忽的线条下，却踏出了男性坚实的步履。人们在惊讶摄影家奇特的发现目光和完美的造型构思的同时，是否想到了王小慧在她以后的探索中，会走得更远…… 芝加哥曾经这样说过：“人们认为女性主义艺术是20世纪70年代的东西，早已成为过去；但我认为女性主义艺术正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着。当女性艺术家开始享有自由权，并且以女性的身份表达他们自己时，那才是女性主义艺术的开始。”也许没有必要将王小慧的花卉摄影一定划入女性主义艺术的范畴，但是从女性主义的个性凸现到男女平权的大胆探索，王小慧的花卉摄影也许早已突破了某一种观念、某一个流派的局限，她所找到的是完全属于自己的艺术空间——应该确切地说，是自己的生活空间。她所希望表达的，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女性艺术家的生命体验，也许这其中还寄托着对某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纪念，对生命中曾经震撼过自己的生死契阔抉择的追忆——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角度论证，我们也许仅仅看到了冰山浮出水面的三分之一，还有更深层次的三分之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深处，也许连王小慧自己也无法真正清晰地意识到。但是生活本身留给她的或深或浅的痕迹，总是一点一点在她的作品中间顽强地表现出来，这是谁也无法预料、谁也无法抑制的——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原本就应该如此。 其实，平衡的本身，也许就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焦点。向外拓张也好，向内收敛也罢，一个优秀的摄影家只要不断吸收优秀的文化营养，她就会出现在一个更高的制高点上。往返于东西文化之间的王小慧的花卉摄影，也许对于中国摄影家的创作是不无启迪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