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游思

2009-7-8 15:54| 发布者：| 查看：394| 评论：0

时隔30年，由摄影人徐勇牵头，召集了一场“四月影会”纪念研讨会。我欣然前往，并以“自由发言”身份特别谈到，“四月影会”在中国当代摄影中的重要性首先应由对“四月影会”现象的全面研究来做出史论。
    第一回的《自然·社会·人》摄影展虽发自北京，却代表着中国那一代民间摄影青年的共同心声，所以这个文化现象反映着特定的时代背景。作为一个参与过第二回《自然·社会·人》摄影展的外地青年，我尤其在意“四月影会”活动的非本地性质。我就是在1979年与北京的民间团体“星星画会”和“今天”的文艺青年接触中，结识了“四月影会”创会者之一池小宁。他不但邀请我参展，而且亲自把我邮寄去的底片放大成展出照片。第三回《自然·社会·人》摄影展则有广州的安哥等人的作品参展，也似乎只有“四月影会”组织的展览容纳过外地同好共襄盛举。
   我很遗憾当时无缘得见展览现场，致使此后在进行研究中难以把握原貌。在这次难得的“四月影会”30周年纪念研讨会上，我特别呼吁参与过总共三回展览的当事人，希望大家能够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携手收集全部的展出作品，力图尽量还原《自然·社会·人》摄影展的实际面貌。
    从严肃的学术立场而言，“四月影会”的意义及地位，必须经由充实的论述来评判。而学术研究的首要条件就是搜集史料、整理史料，进而具体分析特定事物的作品版本。就“四月影会”现象而言，严谨的学术研究首先就要求论者对三回展览的图本有比较全面的认知。仅从这次纪念研讨会来看，目前获得公布的三回展览作品图本仍有限，非但第一回展的作品数目无以核实，甚至连第一回展览的开幕日期都无以确认。
    正是由于涉及重要史料的认证尚且模糊，对三回《自然·社会·人》摄影展作品图本的搜集整理便无疑具有特殊意义。在这个不容忽略的问题上，我们需要认真做的，就是对这个中国摄影的当代事件进行充分的钩沉与梳理。在这个梳理研究的过程中。目前，很多事关“四月影会”的悬念和隐藏的问题，远未得以揭示。作为论据的展览图本的缺失，导致一些论点难以成立。例如“四月影会”发起人之一王志平认为展览里最重要的是第一回，第三回不再重要。尽管这可以成为一家之言的论断，但也非常有可能是因为作品数量最大的第三回展览更具其多样化的学术意义。如果所有的论述只能局限在至今仅公开发表的不足百余幅图本为论据（而且其中至少一半是第一回展览作品），得出的史论观点又如何能够取信于人？
我个人对“四月影会”意义的看法主要是其在“文化大革命”肃杀禁闭的历史阶段后的解冻效果，这关乎在文化萧条环境里的启蒙作为。“四月影会”的三回《自然·社会·人》摄影展实践，乃是其构成摄影史成就的图本依据。在图本充实的基础上，研究视野才可能从思想史、文化史、摄影史，以至于社会史和政治史的多元角度得以历史性地认识与理解。这次纪念研讨会上被津津乐道的“四月影会精神”之说辞，如果不能建立在具体的图本论证基点上，那么“四月影会”现象所实际蕴涵的宽阔而复杂的社会人文背景，便难以全面呈现。被王志平所一再特别强调的《自然·社会·人》摄影展之艺术性，显然只能靠对展览图本内涵的学术论证来认同。否则，所谓的“四月影会精神”，未免还未超越出其前身的“四五运动”摄影的政治性范畴。
    如果可以把上世纪80年代界定为中国社会文化的“新启蒙时代”，那么“四月影会”及其影响非凡的三回《自然·社会·人》摄影展所显示的历史意义，实际上是关乎那个特定时代的许多人文特质的综合反映。因此，“四月影会精神”复杂的潜在信息，都是蕴含于该事物的史迹中的。例如在“四月影会”成立之前，为这伙承担“新启蒙时代”使命的启蒙者履行了启蒙义务的摄影先驱狄源沧先生的事迹，无疑是构成“四月影会”成就的关键要素。遗憾的是30周年纪念研讨会的主题发言者们，大约都忽略了这个不该被忽略的人物的存在意义。
   我很乐见在这次活动中能够听到参与事件的许多当事人的现场说辞，从文本的角度给研究者提供重要参考史料。我仍希望获得曾经参与者的鼎力支持，也就是说应该由大家的共同努力，把三回展览的原生态做尽可能地整体性还原。我觉得这也是最基本的学术要求，对于以后的“四月影会”和中国当代摄影史研究至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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