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年，随着数码技术的迅速发展，摄影又掀起了高潮，摄影界公认的最高水平的全国22届摄影艺术展览成井喷状态，来稿量创下了历史新高，超过了10万幅，记录类的摄影作品也达到空前的纪录。纪实摄影越来越受到重视，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摄影的主要品种之一。真是可喜、可贺。心潮涌动，不免感到喜忧参半，喜的是有如此大好形势；忧的是中国纪实摄影与社会发展差距甚大，任重道远。 画意摄影沙龙起家 1843年，我国首次用照片进行外交活动的官员是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耆英。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摄影术开始传入中国就被烙上了厚厚的沙龙印记。当时经济和摄影比较发达的英国，基本上是王公贵族在玩摄影，以至于后来成立了英国皇家摄影学会，若能加入这个学会，既是身份的象征也是高水平的体现。到现在，该组织仍是世界上沙龙摄影最高水平的组织，许多人为此梦寐以求，以参加该组织为荣。而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润育了国画和书法，成为国人敬仰的国粹，山水园林、花鸟鱼虫等成为人们表现社会的主要内容。当然，摄影这个舶来品也是从画意起家，以画派摄影向人们传递着这一新的艺术形式，它的艺术水平高低自然得由国粹大师们以国画的水准来评判。 台湾世新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陈学圣先生在中国摄影史学研究中，是掌握资料较为全面的专家。他的《1949年前的中国沙龙摄影》研究比较透彻，他说，当时在中国比较权威的报纸、刊物上发表的照片，基本上是以国画临摹或者体现国画一派的。当时中国文人对摄影的描述是一种画肖像的技法，因而还出现了宫廷摄影师。20世纪初，国人提出了美术摄影的提倡与教育，《良友》、《时代》、《大众与美术生活》等刊物也积极提倡，刊登的照片都是人物肖像、风光、花草等照片。摄影的纪实功能并不是重点，表现山水画意境的题材高于其他题材。摄影的艺术特色基本上是中国文人国画的延伸。后来，中国画意派摄影与国际沙龙接轨，参加国际沙龙比赛，获得了较好成绩。以至于涌现出了如郎静山这样的世界知名摄影大师，他的集锦摄影在世界摄影界独树一帜，世人称叹。但是，沙龙摄影的同质化倾向，雷同化效果并没有引起摄影家们的重视，也许是当事者迷吧。摄影史学家陈学圣在研究沙龙摄影资料时，发出了感叹：沙龙摄影作品如果不看出处，很难看出是30年代还是40年代拍的作品，因为它们太相近了。 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以后，延续了这一传统，沙龙摄影主导着摄影的方向，影响着一批批加入到摄影队伍中来的发烧友。纪实摄影游离于艺术摄影之外，尽管新闻界不遗余力地在新闻、纪实摄影上做着不懈努力，年年荷赛震惊着世界，但是，我们摄影界对此漠然，继续玩着高雅的沙龙。改革开放以来， “4·5”运动产生的四月影会，在纪实摄影上走出了划时代的一步，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但似乎在摄影界尚未成正果。新加坡、香港、日本等地的摄影家的作品大量涌入，人们认识了陈复礼、简庆福、林光霖、李元、竹内敏信等大师，对他们的作品推崇有嘉。各级摄影组织热衷于风花雪月的沙龙摄影，成天在光影、构图、创意上进行着周而复始的研究探讨。他们讨空腰包，花钱买来摄影器材，远途劳顿，吃尽千般苦，守日出日落，拍出了美轮美奂的风光作品，养了国人眼球。于是，后继者蜂拥而至，走西部，上高原，甚至远赴非洲、南极摄影创作，出了不少佳作。国展一届又一届地为繁荣创作推波助澜，尽管每届国展似曾相识的作品让评委和读者审美疲劳，但人们始终没有跳出圈子，最终还是让义无反顾地在沙龙创作上跋涉着、拼搏着。 纪实缺失历史遗憾 本文不是有意识地批评摄协、贬低沙龙摄影，而是感到纪实摄影没有引起摄影人重视深感遗憾。纵观百年摄影，除了在红色根据地出了沙飞、吴印咸、石少华等有纪实作品的少数摄影家外，中国几乎没有纪实摄影大家出现。世界上布列松、萨尔加多、卡帕、尤金·史密斯、马克·吕布这些纪实大家，中国摄影家是难望其项背的。中国摄影百年，纪实摄影成了一大硬伤，留下了很多遗憾，为中国留下历史照片的外国人不少。费利斯·比特在中国一年，留下很多有历史价值的作品，《失陷的大沽炮台》（1860年8月）、《联军占领下的广州镇海楼》（1860年4月）、《北京联军驻地》（1860年10月）、《北京城墙的东北角》、《安定门附近的雍和宫》等。云南省从1896年到1949年的半个世纪中，有6个人拍云南的代表人物，这六个人都是外国人，我国目前掌握的他们拍的片子有2400幅，最为出名的当算法国驻滇总领事方苏亚，他反映的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的照片令人震撼，企业家殷晓俊耗资上百万元买回650张的使用权，在全国一些大城市展览时，引起强烈震动：当年留着长辫的男人、穿长衫的人们，戴枷锁的罪犯，茶铺市井等一一再现，比我们在文字、绘画的描述中去体会不知强了多少！二战时期来中国的战地记者、医生、飞虎队员都用相机记录了我国当时战争、民俗和地理，成为我国重要的图片资料。象著名记者斯诺，为我们留下的共产党八路军图片文献至今仍是最重要的资料，如脍炙人口的《毛主席在陕北》。尽管摄影大师吴印咸在瑞士摄影沙龙获得“荣誉奖牌”，出了《饥寒交迫》、《呐喊》、《负重》、《田螺》、《暴风雨来了》、《白求恩大夫》等有纪实味的作品，但免不了留下很重的沙龙痕迹。当时我国的一些后来被尊宠的大师们，却不闻战火纷飞的枪炮声，在书斋里鼓捣着一件件沙龙作品。象郎静山大师整天在暗房里钻研着他的集锦摄影，一幅作品甚至可以在暗室里移花接木地创作数十天，创作出了不少佳作。如果那些大师们以当时水平拍些记录些抗战前后方的作品，对于今天来说真是一件天大的幸事。只见沙龙作品，不见记录的真实历史照片，这，不能说是中国摄影界最大的遗憾。 [FS:PAGE] 笔者在四川省绵阳市建市20周年征集改革开放以来的照片时，费劲千辛万苦，就是找不到几张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政治文化生活发生变化的照片。农村承包责任制、工人下岗和再就业、股市狂潮、招商引资、春运、民工潮、首次用上了黑白电视、“大哥大”等几乎无人记录，唯一找到的几张片子都是90年代中期的旧城改造以前的建筑老照片，看不到人物的社会活动。当影友看到外地的照片记录的同类事件时，感慨地说，当时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呀！遗憾的是当时他们拿着相机，不是到处赶大会，就是轰轰烈烈地到外地拍风光，玩沙龙去了。现在看来，真是意识不到位。 大势所趋渐成主流 纪实摄影是摄影最基本的功能，他的功劳不纯粹是记录，而是超过了摄影本身，甚至改变了一个世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红旗插上硫磺岛》、《胜利之吻》宣告了二战的结束，鼓舞了全世界多少人们！日本摄影家尤金·史密斯的专题摄影《水俣》发表后，引起社会和政界的震动，导致了政府修改了政策，使环境保护提高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使当地人们不再受污染，减少了疾病的发生。美国记者里斯的《另一半人怎样生活》如实揭露了纽约贫民窟的生活实际，震撼了美国人的良知，终于使国会通过了立法，进行了改革。 国内的纪实摄影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比较迅速。“四月影会”是记录“四·五”运动骨干而成立的以纪实为主的摄影团体，他们开创了新时期中国纪实摄影之风，出了不少当今摄影界的大腕人物。80年代中期，在北京举办了《十年一瞬间》影展，再现了中国人卷入改革大潮的风貌及特定环境中的生存状态。由陕西摄影界发起并主办的“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和由此编辑的《中国摄影40年》大型画册，主要展示了中国40年的历史瞬间。这时期，国内出了不少偏爱纪实的执着的摄影家，如侯登科的《麦客》，胡武功等人的《四方城》，朱宪民的《黄河百姓》，吴家林的《云南山里人》，焦波的《俺爹俺娘》，黑明的《走过青春》，徐勇的《胡同》，陈锦的《茶馆》，卢广的《艾滋病》。2000年春节，四川省摄协在人民公园举办了绵阳三个影友的《难忘沧桑岁月，回忆广阔天地知青摄影展》，每天观看展览的上万人，很多人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后来西昌、云南的知青展也附在后面展出，轰动了成都。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业余爱好者、现在已经进入中国摄协工作的解海龙拍的《希望工程》系列纪实照片，反映了农村教育落后的现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国家为此制定了希望工程相关政策，全国开展了兴建和拯救贫困学校的轰轰烈烈希望工程系列活动，成为中国纪实摄影最成功的典范。 最引起摄影界强烈反响的莫过于2003年安哥、胡武功等人策展的《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摄影展览，共展出了了250名摄影师的600余幅代表作，记录了不同时期中国民众的生存状态，再现了50多年来中国社会生活朝向人性化与个性化嬗变的进程。展览横空出世，引起社会共鸣，参观者络绎不绝。与展览同名的画集出版后，多次上了畅销书排行榜，不得不再版发行，称奇的是买书人大多数居然不是搞摄影的。至今，国外大学摄影专业讲中国摄影时，几乎是拿着这本书作为范例教材。但是，更多的摄影人是没有入流的，他们各自拿着相机孤独地、苦苦地挣扎着。 历史推动了摄影，人们在实践中认识到了摄影的本质。中国摄协高层意识到了纪实摄影不能游离于摄影界之外。摄影理论界进行了专题研究，中国摄协改革了传统的评奖方法，将纪实摄影纳入了议事日程。从20届国展开始，分设了记录类摄影，将纪实类的作品第一次推上了中国摄影界的最高舞台。摄影界为中国摄协跨越的历史性大步给予了很高评价，尽管是来得太迟，毕竟是开了先河，让人兴奋。三届国展下来，记录类的作品成倍翻番，对于引导全国摄影人的创作方向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2006年，在中国摄协成立50周年之际，举办了《岁月如歌20人纪实摄影联展》安哥、胡武功、贺延光、朱宪民、邓维、吴家林、于德水等人的作品让人大开眼界，显示了中国摄协对纪实摄影的空前重视。一向以沙龙、商业摄影为龙头的广东省摄协审时度势，于2006年成立了新闻纪实委员会和理论委员会，强化纪实摄影，通过强化理论和纪实，来实现协会提出的变摄影大省为摄影强省。摄协主席李伟坤的纪实作品《大款回乡》入选22届国展，这幅作品记录了一个外出打工发财的老板回乡，手下的人帮他背扛着箱子，他昂首阔步一副骄傲的样子，这个时代的精彩瞬间被作品凝固了。广东的摄影家们，扛着相机到贫困山区采风，记录那里人们的生存状况，用镜头呼吁和力求改变那里的贫穷面貌。 [FS:PAGE] 现在基层很多影友也意识到纪实摄影的重要性，记录着飞速发展的城市，即将消亡的平房旧宅，到农村记录曾经儿时童年记忆的历史现象，以及各地的民风民俗等等，各个行业，各种题材都有人在拍摄记录，他们成为记录社会影像的一个生力军。四川绵阳的牙科医生杨朝茂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到郊区农村去采风，记录了基层的火热生活，他的《一决雌雄》入选20届国展，《看秤》在22届国展获得了银奖，展示了影友面向基层、深入实际的优势。 我们为中国摄影界的纪实摄影蓬勃发展而感到欣慰。中国的传媒也为纪实摄影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很大空间。 凤凰涅槃任重道远 尽管纪实摄影有了长足发展，也得到了包括中国摄影权威的中国摄协的重视，毕竟起步太晚，历史的惯性使得很多人将其排在艺术家之外，不屑一顾，眼睁睁地看着历史的瞬间从身边溜走。摄影家虽然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历史的原因，文化素养的欠缺，当风起云涌，变幻多端的社会现象呈现在面前时，却无法记录和反映这个大变革时期，更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最多是浮光掠影的记录表面现象。据悉，纪实摄影大师侯登科去世后，其留下了上万张底片无法整理，因为当时他没有整理归纳自己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摄影界的一大遗憾。大师都如此，一般的纪实摄影发烧友可想而知。多年来外界指责摄影人文字功底差、综合素质不高的软肋，在纪实摄影中暴露得更加明显，他们不仅无法由表及里地看待、记录和拍摄实情，而且更不能为专题摄影配写文章了。还有的摄影家已经意识到了纪实的重要性，成天都找些土老破旧现象拍摄，要么就是每到周末四处赶集，记录农村的种种现象，片子拍了不少，但千篇一律的纯客观记录，缺乏深度和广度。 很多摄影家或影友苦苦地寻找着题材，下岗工人、进城民工、大学生、老年人、环境污染、艾滋病、自行车、理发店、合作医疗、民俗活动、即将逝去的民间艺术等等。王闻澜推出了《自行车王国》很多人不敢再拍自行车；陈锦出版了《四川茶铺》，人们似乎又不知道该不该拍茶馆。大家迷茫着、困惑着，不能超越别人，更不能超越自己。其实，别人拍过的题材不是不可以拍，要看你怎样去拍。著名摄影家贺延光说过，你对社会认识多深，你就能拍摄多深。2005年4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与国民党主席连战会面，这是两党最高级领导人60年来首次会见，世界瞩目，现场拍片的人都是国内外的高手，对摄影人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按常理，抓拍到两人热情握手，或者紧紧拥抱的镜头是最好的。而贺延光却拍下了两人相距一步，伸出手急切想握手的瞬间，并《以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点题，将两党相隔60年，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双方向前迈进的历史瞬间定格下来。这幅作品，成为记录此次活动的佳作，也是两党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试问，我们的摄影家和爱好者谁在摄影之余和专题摄影之前做了案头工作？谁对要拍摄的地点、题材、社会宏观背景有详尽深刻的了解？我们到农村去拍片子，自己的想象总是落后贫穷，当看到农村小孩背着书包上学，农民笑着收割粮食，你知道农村已经取消了学费，取消了农业税吗？你对国家的三农政策了解吗？不了解农村医疗保险，想如实记录农村合作医疗是不可能的。泱泱中华大地，百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当今社会飞速发展，气象万千，需要多少摄影人去记录和挖掘！但是，我们的摄影家们准备好了吗？ 数码摄影技术的兴起，后期制作将摄影人从昏天黑地的暗房解放了出来，带来了很大的便捷，但同时又为造假提供了机会。有人为了得奖，不惜在照片上任意修改，甚至添加影像，利用电脑后期制作的纪实照片被曝光的不少，这，对于每个摄影家尤其是那些急功近利的人的道德是个严重考验。而我们一般人的手段，是不容易鉴别数码后期制作的，只有靠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来记录历史，反映真实。路透社对记者拍的照片要求不能做任何修改，只能有限的调整亮度和对比度（胶片时代暗室里也是允许的）。他们的原则是，“不添不减”，在任何情况下摄影记者都不能通过使用伪造的元素，包括过分修改图片的色调、颜色，或窜改图片拍摄的背景关系来误导读者。这，对于我们搞纪实的摄影家来说，是个很好的借鉴。 [FS:PAGE] 纪实摄影是客观记录社会现象，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摄影家的综合素质高低、现代技术的发展对纪实摄影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条艺术之路漫长而崎岖，摄影家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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