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植：我在二野唱了两次独角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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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司令员在庆祝南京解放的大会上
在开封，我一人编辑《中原画刊》 弥足珍贵的《中原画刊》创刊号 向江南进军
1949年初，因为要配合平津战役的开展，淮海战役还没宣告最后的胜利。但经过前边阶段的战斗，国民党在淮海地区的有生力量已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包括国民党嫡系精锐部队的黄维兵团。有一张著名的照片，拍的就是黄维和其他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坐在一起。我当时主编的《中原画刊》登了，但不记得具体是谁拍的了。 那时候就我一个人在开封编辑《中原画刊》，在二野的军区宣传部。前线我跑得不多，搜集点儿材料，然后在那儿编辑编辑就印，印了就发。那会儿因为我在开封，在比较稳定的地方嘛，所以除了收集来的照片和文字，还有不少来稿，包括第六纵队的袁克忠和他的学员拍的照片。当时我在开封还搞了一个图片展览。我们那时候有鲁西南战役等好多战役的照片，还有挺进大别山的照片，主要这两个内容，在那儿搞了这么一个展览。 当时中原军区已经重建，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察冀军区合并成华北军区，原来分属两大军区的《人民画报》和《晋察冀画报》也合并成了《华北画报》。这样二野部队需要一份全军摄影刊物，以配合淮海战役的开展。 《中原画刊》是为宣传报道淮海战役创办的。1949年，《中原画刊》已经出到第五六期。这个画刊是怎么搞起来的呢？这还得从《人民画报》说起。其实这可以说是在《人民画报》基础上办起来的。1946年2月，应晋冀鲁豫军区政委邓小平要求，按照晋察冀军区安排，我调离《晋察冀画报》摄影科长一职，带着一些人跟高帆一起从张家口到了晋冀鲁豫的驻地邯郸。我带了制版技师、摄影记者、暗房人员和制版机器过来。有了出画报的条件，就出了《人民画报》，反响不错，特别是当年12月的第二期影响很大。 那期画报可有点意思了。当时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解放区，他们对外宣传取得了辉煌胜利，结果我们的画报一出来就揭穿了他们的谎言。很快，按照周恩来同志指示，上海《群众》周刊在1947年初转载了定陶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嫡系部队整三师师长赵锡田、鄄城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一一九旅旅长刘广信等蒋军军官的照片，在蒋管区散发，有力地戳穿了国民党制造的蒋军在前线胜利辉煌的谎言。 此前，因为军调部（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简称）的关系，我们《人民画报》社添置了一大批相关器材。军调部是履行停战协议的机构，受由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领导，设立三委员。三委员是军调部的最高领导，都有否决权。当时国民党跟共产党还在和谈，在美国人的支持下，三方就成立了一个军调部，有国民党的代表，有共产党的代表，也有美国的代表。美国代表就是马歇尔，他作为中立国，敦促国共两方面协调，不继续打下去。结果呢，一边军调部搞停战，另一边蒋介石暗地里就调兵遣将，准备继续打内战。 那会儿军调部驻北平，底下还有很多分支组织。北平总部办事机构就在现在东城区东安门大街的翠明庄，军调部的工作人员就住在这里。另外在北京饭店还有招待处，三方比较重要的领导或者说代表住在那边。我当时是跟着薄一波到北平的，他好像是来参加军调部会议，我在宣传部工作，借薄一波的光，被派来买东西。当时，军区对摄影工作很重视，加上内战很快就要打起来了，我们得提前备些材料。[FS:PAGE] 薄一波当时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工作，是二野的副政委。我们1946年四五月份的时候从邯郸出发，中间在安阳等了两三天，然后一起坐飞机到北平。他住北京饭店，我就住在翠明庄。那个时候就买了很多东西，照相机啊，胶卷啊，器材啊……哎呀，买太多了。因为很快仗就要打起来了，要做准备。我提前买了一批带回去，薄一波又让手下按我留下的单子又买了一批。记得我当时单子上写的是买15斤海波，就是定影液，结果可能是他们给看成150斤了。这样他们足足给运回来两大麻袋，用好几年都用不完。 后来，部队北出大别山以后，发现剩下的东西还有很多，我就留了一些在开封。当时部队里的人也带了一些下去，但在一段时间里有这些就足够用了。那次钱真花了不少，这算是部队对摄影工作的一次重视吧。《中原画刊》就是用这些东西办起来的。 就像《晋察冀画报》当初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的大力支持一样，《中原画刊》得到了中原军区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他们都看到了摄影的重要作用。有了上级的重视跟支持，《中原画刊》的组稿、编辑、版式、监督印刷等我一个人就都办了。再后来渡江战役开始，圆满完成任务的《中原画刊》就停了。在南京，我参与了军事接管工作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江北已经没有力量了，就固守江南。不过江南也没什么有战斗力的部队，蒋介石也知道顶不住了，所以就想“划江而治”守在南方，这样把南方守住，他安下心来就可以再缓一缓力量反攻。但毛主席说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1949年4月，渡江战役正式开始。当时《中原画刊》已经停了，我们摄影科在江北重点采访拍摄了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从河北、山东、山西南部到长江北岸整个江北地区都在积极准备向江南进军。部队动员、训练、找船、修船、造船、学游泳，解放区老百姓给准备干粮、做鞋，忙忙碌碌两三个月时间就过去了。当时我也是，东跑跑西跑跑，拍点儿照片。可惜这些照片都不知道去哪里了。不过，我对那会儿的准备情景印象很深，当时我还写了一首小诗，叫《刘邓大军誓师南征》，里面是这么写的： “南征大军气吞虹，万马千军誓远征。 旌旗如云兵如海，百万雄师下江陵。 彭贺挥师夺川陕，刘陈兵马逼沪宁。 林罗矛头指武汉，直捣金陵取寇京。 长驱直入通南北，驰骋东西任纵横。 席卷江南擒匪首，神州处处朝阳红。” （彭贺即第一野战军又称西北野战军彭德怀、贺龙部队；刘陈即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又称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刘伯承、陈毅部队；林罗即第四野战军又称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部队——编者注） 这首诗算是对当时局势的一个反映吧，我那会儿很有感触。 南京被前方部队攻克后，我受命参加南京军事接管委员会。当时接到通知很兴奋啊，想想参加接管国民党的首都，那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那天（具体是哪天不记得了）我们是跟着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刘伯承任主任，但军管会的很多具体工作都由宋任穷负责）一起坐舰艇过江的。当时大家在甲板上列队欢迎他，他亲切地跟大家打了招呼，还嘱咐了几句军管会任务艰巨，大家一定要做好工作的话。 到了南京我们直接坐车去军管会驻地，就是原来的国民党行政院。在那里，我们先开了一个组织动员和接管工作部署会。我参加的是军管会文教委员会的接管工作，是负责文教系统接管的军代表，联系的就是学校、出版单位、印刷单位。当时大家都认认真真地登记造册，配合军管会的接管工作。我记得接收了一家设备相当齐全的印刷厂，我就想，这以后可以用来印画册或者出画报。[FS:PAGE] 记得当时军管会经常开会，就是总结前一阶段的接管工作，对下一阶段做出部署等等。当时宋任穷给大家强调最多的就是工作中要注意接管关系，要像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扎实工作，尊重对方，谦虚谨慎，不许出纰漏，不许搞特殊。就这样，这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了大概一个月左右就结束了，然后我就回到了宣传部摄影科，接着做我的摄影科长。不久，南京解放庆祝大会在南京市中心的新街口举行，刘伯承、宋任穷等很多领导都参加了庆祝大会，并检阅了部队。 南京解放庆祝大会那是万众瞩目啊，群众、步兵、炮兵、工兵、坦克部队都参加了。那会儿新街口的街道中央是个环形岛，游行的部队和群众还绕着环岛走了一圈儿。当时我就在环岛中央拍照，我们科其他几个人，像资历老一点儿的袁克忠、张哲、王中元和好像是新来的周鸿也都分散在会场的不同地点，为的就是把整个庆祝大会拍摄好报道好。向江南进军，我包办了一本画册在南京，条件好了很多。回到摄影科后，按照宣传部的安排我又主编了《向江南进军》和《襄樊战役》画册。 当时我们自己也提出建议，我们有材料，基本可以编点儿东西，然后宣传部就点头了。我们科分头行动，我负责主编《向江南进军》和《襄樊战役》；王中元负责主编《千里跃进大别山》。当时我们还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反映领导人活动的册子。 我在二野唱过两次独角戏，一次就是独自编辑《中原画刊》，另一次就是编辑《向江南进军》，这可以说是我一手包办的。从收集照片到编辑排版，再到文字撰写，包括封面美术字都是我一个人担任。这里面的照片主要就是反映渡江战役，包括渡江准备、渡江过程、渡江后的一些战斗，还有接管工作、庆祝南京解放，好像还有进军大西南准备的。可惜现在很多照片没能保存下来，这个画册也没有了。不知道现在军事博物馆是不是可能有，原来我有一本，但搬家不知道怎么搞掉了。 1949年八九月份，按照党中央部署，第二野部队开始向大西南进军。我一直在二野，当然得跟着。那个时候组织上照顾我，没让我到部队去。随军的主要是王中元、袁克忠，还有高帆。高帆这时也离开《华北画报》南下了。袁克忠拍的东西非常多，后来到西藏他拍的也很多，我是做后勤工作比较多。 那会儿国民党主力部队已经消灭殆尽，我们就是天天追呀，一天追一百多里地。其实当时所谓的战斗没打响，敌人就跑了，然后就是追击战。当时袁克忠他们拍的照片都是先拍下来留着。我那会儿还是在宣传部，我顺长江坐船走，部队打仗，我都没沾边儿，不像袁克忠、王中元他们切切实实下部队拍照了，在摄影上我根本成了逍遥派。话说回来，那会儿天天在路上，也不可能出什么刊物了。 当时，打下一个地方之后还有很多事，群众工作，增强建设，不是很容易的。特别是在西南那个地方，有很多少数民族，这些工作都要做，这样我就没怎么拍照片了。 当年11月底，重庆解放，我们进驻重庆，西南局和西南军区成立后，1950年我和高帆再次搭档，一起创办了西南画报社。这会儿条件就好多了。 除了保存下来的进军大西南的照片，我们还报道了剿匪、部队训练、地方建设等情况。我自认达不到60分我今年91了，腿脚不像当年那么利索，但眼不花耳不聋，神智也还算清楚。 2005年8月，在我们国家体育总局抗日老战士座谈会上，我就发言说：“我们是抗战老战士，可我们仍然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我们已经七十几、八十几岁了，年老体衰，今天要求我们仍像中青年那样拼搏，已不太现实。但我们过去是革命战士，今天仍然是共产党员，我们都应该对自己有点要求。我认为我们应该保持一种精神，一种昂扬向上的革命精神和坚定正派的政治品格。要继续学习，与时俱进，争取还能做一点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发挥一点可能发挥的光和热。”这算是我目前精神面貌的一个反映吧。[FS:PAGE] 我这辈子有几大喜。抗战胜利是第一大喜，新中国成立是第二大喜，四人帮倒台是第三大喜，北京奥运会是第四大喜，现在又赶上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就是第五大喜。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我很有满足感。我是怀着感恩之心、崇敬之心的，我感谢和怀念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做出英明决策的先辈和流血牺牲的战友们。 回想在革命摄影方面的工作，如果给自己打分的话，我达不到60分。1946年血战大杨湖的时候，我去给一个连队拍照片。那个连队本来有150多人，但一战下来连队就剩了二三十人。当时二野政治部让我去给连队的幸存者拍了合影，以示部队对他们的表彰和奖励。但是最后这张合影照片还是没有能够保存下来。这都是我的失误啊。还有很多战场上牺牲的战士，其实当时我应该拍下来的，但是最后还是没拍。所以说啊，在摄影工作上，虽然我也做了一些事，但这还很不够，我不算是个合格的摄影工作者。 做了一辈子的摄影工作，我对摄影也有点感悟，摄影工作者（主要是新闻摄影的工作者），用自己的头脑和镜头观察社会，思考世界，用瞬间的捕捉反映现实，书写历史。他们是真的传播者，美的开拓者，历史的记录者、见证人，是时代和人民的眼睛。（中国摄影报郑丽君采访整理 裴植供图） 裴植 裴植 裴植简历 原籍山西运城，1918年生于北平（现北京），国立北平医学院肄业。 1938年7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平西八路军部队任指导员、总务科长，1941年调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印刷所所长，并和沙飞、罗光达一起进行晋察冀画报社的筹建工作，1942年5月晋察冀画报社正式成立后，任党支部书记、总务股长，1944年起又兼摄影股长，1945年10月任摄影科长。 1946年2月和袁克忠等一起调晋冀鲁豫军区工作，任摄影科长，和高帆、艾炎共同创办《人民画报》，并开办摄影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摄影干部。 解放战争开始后，随野战部队到前线采访，参加了出击陇海路、定陶、张凤集、豫西、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的摄影报道，并随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 1948年，在紧张的战斗中创办了《中原画刊》，渡江后在南京主编了《向江南进军》、《襄樊战役》等摄影集。 1949年11月随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1950年在重庆与高帆一起创办《西南画报》，任社长。 1955年调国家体委做体育出版领导工作，历任人民体育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体育报》副总编辑。主编过《第一届全运会》、《体育摄影》等20余本摄影画册。 作品曾入选全国影展、国际影展和全国体育影展。战争年代的摄影佳作，被收入多种大画册，并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博物馆陈列收藏，是曾对解放区新闻摄影和画报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摄影家和领导者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