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民工，其实是拍自己的故事”(组图)

　　拍摄进城民工及春运潮多年的摄影师张新民一直强调，他企图记录的是“真实”。而裁判“真实”的，除了意识系统，还有时间。“由照相机的四条边框住的，永远是摄影师个人认为重要的东西。我自己说我认同的生活，我经历的真实，我不能由他们胡说。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张新民说。

　　1990年-2000年之间，张新民用镜头记录的是《包围城市》，“至今，我们每年依然在冬天回家，春天出发，乡村改变了，山林不见了，我们从农民变成了城市边缘人，而我们的习俗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没有改变。”张新民说。早报记者徐佳和

　　早报：选择拍摄进入城市的农民，与你自己的经历有关吗？

　　张新民：1988年的春天，我离开了四川去了海南岛。当时的海南岛刚刚由广东省的一个地区行署脱胎，要从反帝防特前线转为中国最开放的大特区。那个时候的我背着照相机，成天混在淘金者堆里，吃着蒜蓉通菜和咸鱼干，心里却想着如何把照片拍得艺术和美轮美奂。建省之初的海南是动荡的，我亲历了这些动荡，我感受了精彩。非常可惜，由于摄影理念的不确定，我没有拍下多少和记忆相互对应的胶片。

　　早报：用摄影的手段表达，是你最自如的语言吗？

　　张新民：整个社会都在试图摆脱贫困，而最渴望摆脱贫困的是农民，他们是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他们和我一样，离乡背井来找出路。置身于这样从未有过的流动大潮，我心里有一种不安，一方面是对未来的不可知，一方面则是对失忆的恐惧，我觉得应该把这些东西用胶片记录下来。

　　早报：1990年至2000年，“包围城市”的精神内容有改变吗？

　　张新民：我从1990年开始记录深圳打工妹，进而扩展到关注这场独特的迁徙。我拍摄流动的农民，也拍摄他们涌入的城市。拍进去以后才感觉到，我们所谓的农民问题实际上大多只是挂在嘴上的问题，城市对农民是蔑视的，民工潮带给我的启示不仅仅是生存的艰辛，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城乡关系的巨大冲击，这冲击将改变现存的城乡格局。

　　到1994年，我猛然发现，这些年我一个接着一个地拍摄，其实，拍摄的都是同一个故事，那就是我们多年不变的城乡关系正在面临的崩溃。农民“包围城市”，是中国国情的必然，我拍摄他们，根源在于我对农民们不顾一切也要改变命运的体验，我拍摄的，其实是自己的故事。

　　“包围城市”作为拍摄题目，自然而然凸显了出来。1996年我突然问我自己：“包围城市”？为什么不从“包围”的源头开始拍？农民进城，改变了城市生态，那么乡村呢？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乡村现在还有没有？如果有，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我开始寻找一个乡村，需要“寻找”，是因为我视线所及的乡村已经非常城镇化，甚至非常城市化了。

早报：你觉得摄影是一种权利吗？

　　张新民：农业国要转型为工业国，农村农民转向工业工人，这个过程是很惨烈的，要牺牲好几代人的幸福，我有幸是接触到了，我没有脱离那个时代的生活。摄影就是一种语言，人不能总是沉默的大多数，与我自己有关的话我会说得比较实在，不忽悠。但现在，话语权已经不在摄影师手里，有多大的权利，说到什么程度已经不是摄影师可以把握的。

　　摄影师简介：张新民，1952年生于四川，《蛇口消息报》视觉总监、知名摄影家，现居深圳，1990年开始拍摄大型专题《包围城市——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