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一个场景的体验》，宋永平、宋永红，1986年
1986年11月，在山西太原的第二届现代艺术展上，宋永平、宋永红分别穿上红色和白色的衣服，把暴露出来的皮肤也涂上相应的颜色，在这个展示陶艺的展厅里进行了一场行为表演。表演者并没有赋予这个过程太多的阐释，当时也并没有想到要将这个行为过程记录下来，只是将之命名为“一个场景的体验”。“体验”的要义在于使艺术家感受独特的生命经历，它是短暂的，也是私人的、不可复制的。至于这个“体验”是否需要记录、是否是中国的第一个当代行为艺术、是否具有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在当时的艺术家看来都不重要。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艺术家事先准备好道具，进入场景开始表演，却没有想到要对这次表演做个影像记录。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关于这次表演的照片，是当时观看表演的观众拍摄的。后来，《美术》杂志发表了这组照片，当时行为表演这种艺术形式还不普及，有人干脆就把这组照片本身当作摄影作品看待，甚至还有人对怎么把照片中的两个人物分别拍成一红一白十分不解，认为这是高超的摄影技术使然。
如果说此时的镜头还只是作为无数观众中的一个，有意无意地记录了艺术家的表演过程，那么，到了九十年代，镜头就真的变成了许多艺术家的表演对象。随着国家对前卫艺术的戒严，行为表演失去了合法的展场，八十年代曾经轰轰烈烈的前卫艺术运动从“地上”转移至“地下”或“半地下”，艺术家作为独立职业者在北京郊区和大学周边组成了画家村。尤其是失去了公共表演场地和观众的行为艺术家，开始在镜头前进行表演，这种艺术变成了艺术家“圈子”里的艺术活动，有时候镜头是艺术家的唯一观众。在九十年代初，位于北京东部的中央美术学院附近出现了一个与圆明园画家村这个“西村”并立的“东村”，聚集了一批以行为艺术为主要方式的艺术家。当时也生活在“东村”的艺术家荣荣和邢丹文，以及他们手中的相机，成为这些行为艺术的直接观众。
照相机镜头作为艺术的直接观众，在九十年代前中期的行为、装置艺术中承担着观看者和记录者的双重角色。之所以强调“观看者”的角色，是因为此时的照相机已经不仅仅是躲在角落里“抓拍”艺术过程的一个无名观众，在很大程度上，它成为艺术家面对的唯一欣赏者，行为表演以最佳的位置和角度呈现在镜头面前。1995年，摄影师吕楠拍摄了北京“东村”艺术家集体创作的行为艺术作品《为无名山增高一米》。这张照片以第一观众的身份记录了这次集体的行为艺术，使这次短暂的艺术行为得以通过图片传播开来。荣荣和邢丹文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有意识地以摄影为媒介进行艺术创作，“东村”的其他一些艺术家也在近年越来越关注摄影和艺术的融合。
图4.2 《我们：朱冥、马六明“第三类接触”》，邢丹文摄
图4.3 《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吕楠摄
除东村外，全国各地的许多行为艺术家在这一时期都不得不将行为艺术变成镜头前的表演，通过这些记录照片传播他们的艺术行为和艺术理念。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照片更加脱离了单纯的行为艺术记录功能，而成为艺术构思的题中之义。留美艺术家艾未未在九十年代初回国后，拍摄了《透视研究》系列摄影作品。1994年6月，艾未未在天安门广场拍摄了女艺术家旁若无人的撩起裙子的照片。1995年，艾未未又拍摄了一组摔瓷器的照片，这三张在一秒钟内完成的照片不仅记录了摔瓷器的行为过程，同时也放大和延长了行为表演的时间，使这件昂贵瓷器的破碎过程作为一件艺术作品得以保存下来。
1995年，郑国谷拍摄了《我的新娘》系列照片，虚拟了他和照片中“假设新娘”的婚纱照和蜜月生活，在郑国谷看来，生活的真实是可以虚构的。这在黄岩的作品中也得以体现——1996年黄岩制作了数码照片《艺术家黄岩卧轨自杀》，虚拟了自己的死亡，1997年黄岩又制作了《中国克隆技术在1949》的数码作品，这已经完全是“观念摄影”意义上的照片了。
九十年代后期，艺术家借由摄影的形式将艺术观念表现出来的手法已经超越了摄影的技术性和传统定义，陈旧的摄影分类和名称已经不能满足这种新的摄影形式了。这首先引起了艺术界的关注，在九十年代后期举办了几次相关展览，比如1997年在亚运村北京剧院由岛子等人策划的“新影像：观念摄影艺术展”和次年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画廊由朱其策划的“影像志异——中国新观念摄影艺术展”。与此同时，摄影界也有学者发表文章使用“观念摄影”的概念，但是却引来摄影界的口诛笔伐。学者刘树勇1997年9月在香港《现代摄影报》发表摄影作品《权力》，将摄影名作重新命名，赋予它们新的含义，同时发表的《权力——有关摄影观念的对话》一文也被《中国摄影报》转载，引发了摄影界长达半年的持续讨论。
此外，九十年代前卫艺术的传播离不开一些民间发行的小册子，比如艾未未在九十年代后期主编出版的实验艺术刊物《黑皮书》(1994)、《白皮书》(1995)、《灰皮书》(1997)，以及1996年至1998年间，刘铮和荣荣编辑的摄影刊物《新摄影》。另外，和这些小册子一样将艺术作为照片形式传播的，还有贯穿于整个九十年代的五届“中国当代艺术文献资料展”。这些小册子和文献资料虽然发行量很少，受众也仅限于艺术家的小圈子，但一方面这些照片资料使一些国外艺术策展人和画商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了投资的兴趣，使一部分中国艺术家得以在国际艺坛上扬名，继而鼓励了国内的前卫艺术发展;另一方面，前卫艺术以照片的形式刊印，也成为摄影和艺术最早的融合方式。尤其是只出版了四期的《新摄影》杂志，其中推介的刘铮、荣荣、庄辉、邱志杰、蒋志、安宏、洪磊、郑国谷等十六位艺术家基本构成了中国当代“观念摄影”的先驱团体。
图5.1 《被缚的观音》，刘铮，1998年
在工人日报社工作的摄影师刘铮,从1994年前开始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流浪”，他用纪实摄影的手法拍摄了中国当时的景象。然而在纪实镜头下，进入照片的现实显得有些诡异。他拍摄唱戏的人、断臂的乞丐、垂死的乡民、棺材里的人、犯人和僧人。随着拍摄的进行，刘铮镜头下的现实越来越显得超脱现实，而他拍摄丰都鬼城的“鬼”塑像、博物馆里的蜡像——这些人为制造的假场景——却在照片中栩栩如生。1998年，刘铮拍了一张泥菩萨的照片，这个被放置在山西五台山上的观音菩萨四周被木架子支撑着，刘铮将这张照片命名为《被缚的观音》。照片的名字赋予普通生活情景不同寻常的含义，这个在乡间常见的泥菩萨也变成了关于神性隐退的某种隐喻。这一系列源自生活现实的照片，逐渐模糊了现实的真假、虚实，也启发了刘铮逐渐脱离传统纪实摄影对记录客观现实的兴趣，转而开始着手发现和制造来自于现实的幻梦和超现实。1996年刘铮和荣荣创办了复印杂志《新摄影》，从中实践着他们非传统的摄影理念。这一年，刘铮开始创作他的《三界》系列作品，此时的作品与纪实摄影完全背离了。刘铮试图创作出一个关于中国人的“三部曲”，涉及现实、文化和历史，可以分别与他的系列作品《国人》、《三界》和《四美图》、《革命》相对应。
也许是受了《国人》系列中对戏曲演员和鬼怪塑像拍摄的启发，在《三界》中，刘铮让戏曲演员化着浓艳的戏装或带着凶恶的面具，裸体在舞台上表演着妖精诱惑唐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传奇故事。刘铮在这里扮演了导演兼摄影师的角色，他镜头下的妖精和戏曲脚本上描写的一样妖艳，但这种直观的视觉表现却极大地挑战了观众的视觉承受力。无论天堂、人间还是地狱，“三界”无一例外地都是魑魅魍魉混杂的鬼怪世界，现实和超现实在《三界》中毫无界线可言。这种对色情和暴力的迷恋，在刘铮后来的《革命》、《四美图》系列作品中一再显现。刘铮仍然扮演着导演的角色，《四美图》重述了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在历史中的生活场景，虽然仍旧是穿戴着古装的女性裸体，刘铮的摄影从来不会显得娇弱无力，相反，“四大美女”在这里毫无娇贵之美，他们只是政治阴谋和暴力的凄惨牺牲品。这些裸体质询着历史的真相。在刘铮看来，历史并不是人类文明谱写的悠长牧歌，也从来不是抒情而唯美的传说，它是一个个政治阴谋下的色情交易和暴力征服，刘铮对历史的这种反思在《革命》中更明确地表现出来。在《革命》中，剥离了革命的意义和宏大叙事下感人的革命激情，剩下的只有情欲和暴力。2004年刘铮的新作《幸存者》是一组肖像作品，这些经过化妆的外国人头像，好像刚从坟墓中出土一样。这是为纪念“9.11”死难者而做的。在刘铮的作品里，生死、真假、现实和虚幻变得不再重要。
韩磊早期的镜头中充满了各色各样的戏曲演员、残障人、年轻人等在小城镇中生活的人，这些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纪实摄影实践和后来刘铮拍摄的《国人》系列很相像。韩磊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举办的《疏离》摄影个展上展示了这些照片。此后，韩磊曾拍摄过一组中国画意的风景作品，且用中国传统团扇的裱饰方法将照片裁成圆形的画心，以手工着色的失焦画面，呈现出虚实相间的朦胧感。韩磊将之命名为《虚构的风景》，然而与题目形成对比的是，这些风景的确是从现实中取材的。另一组照片《虚构的记忆》，也以同样的传统样式裁切成团扇状，画面上的人物模糊不清，手工上色使它们看起来有了老照片的历史感，与这一系列作品题目中的“虚构”和“记忆”暗合。之后，韩磊再次回到关中民俗中寻找素材，2005年展出了赤沙镇系列作品(《killing legend》)。这组看上去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的、且仍然以“传奇”命名的摄影作品，其实是对陕西关中一种民俗的忠实记录。十三张照片展示了民间流传着的十三种对恶人死后的刑罚，经由民间秘传的化妆术使这些在活人身上的表演显得格外血腥而逼真。韩磊并不像刘铮那样十分注重场面的表演性，他的作品没有特意的舞台布景和特殊的服饰，一切都是从现实中直接拍摄。这些表演者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表演者，韩磊只是记录了他们的表演，然而，这样的现实却也和刘铮的作品一样看上去是超现实的。
图5.2 赤沙镇系列之一，韩磊，2005年
图5.3 《叫魂》，曾翰、杨长虹，2006年
同样是对于表演的记录，近年来出现了一个十分惹眼的题材：拍摄COSPLAY爱好者。COSPLAY是英文“化装游戏”(Costume Play)的缩写，它随动漫的流行而出现，是一种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活动。他们将自己化装成动漫人物，并模仿动漫人物摆出各种造型。COSPLAY的精髓在于“模仿”，一些商家还赞助了这种模仿秀式的比赛，参加者的服饰、化妆、表情、姿势与动漫人物的相似度是评分的主要标准。许多热爱动漫的年轻人沉溺于这种游戏中，不惜重金购置服装和佩饰，并不遗余力地在现实生活中模仿他们喜爱的动漫人物。年轻的摄影师曾翰和杨长虹，在2006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展出了作品《叫魂》，拍摄对象就是正在表演COSPLAY的爱好者们。“叫魂”在中国古代民间被认为是一种偷取他人精气的妖术，在十八世纪的清朝曾出现过“叫魂罪”的恐慌，同时它也是一种朴素的催眠暗示疗法，通过夜间在家门口大声呼唤小孩的名字，可以治愈孩子的一些疾病。摄影作品《叫魂》，在题目上暗示了对这些沉迷于虚拟世界的年轻人的担忧，摄影师试图唤回这些孩子们走失的灵魂。对同一题材，2004年，曹斐拍摄了《角色》(Cosplayers)系列，这是同名录影作品的派生产品。曹斐让这些扮演动漫人物的年轻人从单调的展示台上走进日常生活，现实和虚拟生活场景融为一体，有时还和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共同出现，他们生活在一起，却互不关心。
对于当代年轻人的特殊生存状态，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引起艺术家的关注。从1994年开始，广东阳江艺术家郑国谷一直跟踪拍摄当地一个疯癫的流浪汉，郑国谷称这个街头疯人为“我的老师”。1995年他拍摄了《我的新娘》，同时开始拍摄他的重要摄影作品《阳江青年的生活和梦幻》。郑国谷并没有像一般纪实摄影师一样接近拍摄对象，然后抓拍有趣的瞬间。他将阳江青年纠集起来，让他们在照相机镜头前表演各种现实生活中的情景。类似的题材和拍摄方式也出现在杨勇拍摄于1999年的《青春残酷日记》中。杨勇在深夜时分，纠集深圳的“都市酷女孩”在地下通道里摆出各种姿势供他拍摄。这些照片都不是对真实生活场景的忠实记录，但这些非现实的摆拍照片却真实地刻画了都市年轻人的生存状态。
同样生活在广东的艺术家陈劭雄在1996年创作了《风景》系列作品，他拍摄都市的风景，并在这些照片上涂鸦，现实的风景和想象中的图像融合在一起，如同我们有时眼睛看着照片心里却想着其他图景的心理活动一样。之后创作的《街景》再次将现实进一步抽离，艺术家建立了一个展示城市街景的“小人国”。他从照片中截取行人、路标、广告牌、楼宇等街景的独立元素，将这些微缩的影像符码合成，然后置于真实的街景中再拍摄，最后的照片中就出现了真实的街景和一张合成的照片，现实的还是超现实的问题在这里又成了问题。华裔摄影师梁思聪对中国城市建设和新旧城市的变迁产生兴趣，这一题材也在中国当代艺术中频繁出现。施新的作品《城市山水》是对城市中人造假山的拍摄、曾力的《愚公的时代》拍摄中国的建筑工地，汤海涛《平静的盲视》系列作品中油画般的宽幅中国现实风景、亚牛拍摄形形色色的立交桥……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和古怪的建筑景观，构成了一个在西方人看来巨大的超现实空间。
图5.4 《木木》，蒋志，1997年
图5.5 《天使》，崔岫闻，2006年
1998年郑国谷让几个玩偶在东京上空飞舞，拍摄了《东京上空的故事》。将玩偶拟人化为现实的一部分，在艺术家蒋志那里逐渐发展成一个系列的作品，至今仍时有新作。1997年蒋志创作了作品《吸管人》，他请模特叼着吸管吸各种各样的物体，这是他最早的一组摄影作品。之后，蒋志就开始用他买来的木偶做模特进行拍摄，并给这个木偶起名“木木”，还确定了木偶的女性性别，从此这个虚构的木偶变成了真实的模特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后来，“小木木”这个题材又逐渐发展成真人扮演的“大木木”，她继续在世界各地游荡，继续着艺术家理想中的诗意叙事。1999年刘瑾制作了讽刺消费社会的摄影作品《不爱武装爱红装》，此后，在2005年他又使用真人扮演的天使拍摄了《天使系列》摄影作品，虚拟了一个男性天使在当今社会中的无奈死亡。邢丹文的作品《复制》拍摄了玩偶组装厂里一堆堆芭比娃娃的“残肢”。这些千篇一律的娃娃来自于同一个模型的“克隆”，它是理想化女性的象征，经过组装和化装而成为“合格”产品，艺术家感到这些娃娃的境遇正如同人类自身所遭受的各种规训。女性艺术家崔岫闻也在2006年创作了《天使》系列数码作品，一群一模一样的系着红领巾的女孩子盲目地走在红墙下、广场前，表情茫然或惊恐万状。翁奋在2004年也拍摄了名为《天使》的系列摄影作品，照片中反复出现一个带着黑色面罩和黑色领巾的女孩，她的身后是城市的高楼大厦，女孩和城市的组合延续了翁奋自《骑墙》(2001-02)、《鸟瞰图》(2002-04)、《看海图》(2003-04)等作品以来的一贯视觉符号。虚拟的玩偶和天使都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但他们所隐喻的问题却来自实实在在的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生存的现实就是一个硕大的超现实。
翁奋更早的一组摄影作品《家庭愿望》(2000-02)拍摄了一个“三口之家”的爱国、读书、婚姻、健康、时尚等现实诉求，描绘了消费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全景，“理想”在现实中物化成了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欲望。这种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在翁奋2005年的行为装置作品《累卵计划》中延续着。如果说在九十年代以前，中国摄影师还在用镜头寻找真实，那么在当下的许多摄影师眼中，摄影的任务并不是还原现存的客观可见的真实，而是通过对超现实的描述，还给观众一个比现实更加真实的生存观感。艳俗艺术家王庆松的《里面的人》(1998)、《思想者》(1998)、《拿来千手观音》(1999)、《我能和您合作吗?》(2000)、《另一次战役》(2001)等作品中常常出现麦当劳、可口可乐这样影射消费社会的物品。这种对现实进行超现实的再现，已成为艳俗艺术存在的一个合情合理的符号。
曾拍摄过纸人、纸马的颜长江，近年来又在夜间拍摄动物园，将夜间无人的现实表现成一个仿佛出现幻觉的梦境，延续了始自《纸人》的对现实场景的超现实记录。这种超现实感在薛挺拍摄的《动物参考》中也十分强烈地显现着。对于动物题材的摄影处理得最具隐喻含义的，是李小镜的数码作品《夜生活》，动物穿上了人的衣服，义正词严地流露出人的特有神情，人性和兽性不分彼此地相依相存。阎实的数码作品《献给未来之神》，则是把剥了皮的鱼、羊、兔、蛇、鸭等动物，逐一还原到它们的自然生存环境之中。
图5.6 《纸人》，颜长江，2002年
图5.7 《动物参考》，薛挺
5.2 宏大历史叙事与多元解码
庄辉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拍摄集体合影，他和三十个人侧身合影的三十张照片组成了作品《一个和三十个》(1996)，刊登在《新摄影》上。之后，庄辉把集体合影的题材扩大化，他似乎变成了一个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想方设法和各个单位、村庄联系，组织成百、乃至上千人拍摄长卷式集体照。这种集体照在1949年后曾十分流行，在这样的照片中，无论是工人、农民、军人、教师还是其他身份的群体，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万众一心的“人民”，个性淹没在集体无意识的千篇一律中。与密密麻麻看不清每个人面目的集体照不同，庄辉的集体照尺寸十分巨大，他试图把个体的“人”从群体的“人民”中还原出来，仔细观察会发现每个人的身上与众不同的一些小细节。庄辉的作品，唤起了人们对于国家历史和个人生命历史的追忆和反思。这些历史，还残留在当今一些中老年人的记忆中，国家的这段历史也是他们生命的组成部分。像电影导演给自己分配一个小角色一样，庄辉将自己也变成这些群体的一部分，他的这些作品大都由助手按下快门。庄辉从不义正词严地宣称自己对历史结构和重构的意图。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一种“好玩儿”的实验。2003年，他举办了“十年”摄影个展，展出了他用傻瓜相机在现实生活中抓拍的一些风景和人物，一以贯之地延续着他对于现实生活的戏谑式观看。然而，无关宏大叙事的戏谑也好，充满人文精神的批判也好，他们都是对于集权时代的反应和反思，生命和历史的痕迹在这一代艺术家身上隐现着，“集体照”不仅是这一代人的生命记忆，也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时代的视觉符号。
王劲松在1992年曾画过一张油画《天安门前留个影》。“天安门”这一意向因其隐含的中国独特的历史和现实指涉而在当代艺术作品中频繁出现。“和天安门合影”在文化意义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旅游纪念，它包含着存在中国人潜意识中的历史文化感受和国家形态的影射，在艺术家那里，这一形式又构成对历史文化反讽的符号。画家张晓刚从九十年代早期开始，借用中国六七十年代家庭合影照的形式创作了《大家庭》系列油画，画中的男女老少表情单调而一致，许多艺术家都使用这种“标准照”的模式作为独特的“中国符号”。九十年代中期，王劲松开始拍摄作品《标准家庭》，这一整张照片由二百张“三口之家”的彩色合影照片组合而成。“三口之家”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中国当代独特的家庭景观，也是中国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二百个家庭被统一排列在一起，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式奇观。此后，王劲松一直继续着这种大量统一模式照片组合的制作方式：以二十余张退休独居的老年夫妇照片组成的作品《双亲》(1998)，一百余幅写有“拆”字的墙体照片组成的《百拆图》(1999)，108张中国光头男性上半身裸像《气血图像》(2005)以及最近用高倍望远镜抓拍的国人系列《国字A号》(2007)。与庄辉将集体照中每个个体的放大不同，王劲松将这些照片排列成一整张照片，百余张彩色照片密密麻麻地排布着，个性特征再次泯灭在宏大的集体照片组合中，花花绿绿的照片突出了各自所属主题的震撼效果。
图5.8 《她们》，海波，2000年
海波对于旧式合影照片的利用更将人引向时光蹉跎、物是人非的历史沧桑感。他将六七十年代黑白照片中合影的人重新召集起来，让他们站在与数十年前拍照时相同的位置上，旧照片中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在新照片中都已经步入中年或老年，虽然年轻时的容貌在他们的脸上隐隐显现着，但时间使他们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新旧照片的并置、相同的空间和场景，使“时间”这个作品中唯一明确的变量成为可以感知的历史痕迹。在作品《桥》(1999)的两张新旧照片中，曾经的小男孩长成了年轻人，桥上曾经的游人如今已经寻找不到了，剩下的只有那个长大成人的男孩在同一个地方眺望风景。经历了时间的雕琢，作为物的风景发生了些微的变化，而岁月流逝在人身上不仅仅是作为物的生理表象，更是难以言传的对心理的塑造，这在《他们》和《她们》新旧照片人物的对比中传达出来。
慕辰和邵逸农2000年的作品《家族图谱》利用中国传统家谱的形式，配合每个人的照片，组成了一张视觉家谱，肖像照上呈现的家族生活变迁也暗示着国家的社会历史变迁。艺术家李海兵也思考着将个人历史和对自我的追问融入民族历史变迁的主题。在1999年的作品《一样的我，一样的目光》中，李海兵给自己穿上了中国百年来的各个不同时期的服饰装扮，从长辫子长衫到平头短袄，再到梳着分头穿西装和时下流行的运动装，李海兵的表情始终如一，然而不同历史时期的叙事却在这件作品中急剧变化着，这一手法也出现在女艺术家王小慧扮演不同时期女性的作品中。在《谁是我》(2001)中，李海兵扩大了对历史的追忆视角，他分别扮演成兵马俑、被束缚的奴隶、唐僧、罗丹的思想者，每一个形象都是具有特定文化含义的视觉符号，艺术家从古今中外的历史脉络中寻找着“谁是我”这一问题的答案。女艺术家枫翎拍摄了一组和父亲的合影，枫翎夸张地穿戴着绿军装和红领巾，同样将个人生命历史投射到中国的一段独特历史时期中去思考。在作品《宁德年间》中，王宁德为他的摄影装置拍照，将国人的历史回忆与艺术家自己的生命记忆重叠。何崇岳《镜像——红色遗迹》(2005)系列摄影作品，更像是一组对革命历史痕迹的纪实摄影，与传统纪实摄影不同的是，摄影师在拍摄宽幅“革命遗迹”时，常常在照片中放置一面小镜子，镜中映出了正在拍摄的摄影师本人，个人的生命和历史遗迹在照片中重合。
对于中国“革命历史”的戏仿和反思，一直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思想资源，它既是中国一些当代艺术家独特的生命经历，也是受到国际艺坛欢迎的“中国符号”的一部分。早在八十年代，活跃于海外的香港艺术家曾广智就身穿中山装与西方各种标志性建筑物合影;在这些行为摄影作品中，曾广智的表情严肃而古怪，“中山装”和这种中国式装腔作势的表情成为艺术家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反讽符号。徐一晖在九十年代后期拍摄了一系列模仿“革命历史”时期的照片，在《驾驶员手册》(1997)中，艺术家复原了文革时期流行的一张雷锋照片中的人物和场景，但将雷锋手中的《毛主席语录》被换成了《驾驶员手册》。徐一晖无疑对历史的真实产生怀疑，也许雷锋是一个英雄，但它首先应该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驾驶员。高氏兄弟作了一系列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作品，在拍摄于九十年代的和天安门合影的照片中，艺术家举起的双臂和红色手套恰恰跟天安门城楼上的红旗构成了一个红色的十字架，身边引来的两个警察也正好维持了画面的平衡，后来的摄影作品《天安门装置》则对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头像进行了倾斜不同角度的拍摄，仿佛隐喻着对历史和伟人的不同层面的读解。2004年，曾在九十年代拍摄“狗眼”照相的莫毅，也和他的异国女友一同创作了一系列“红色闪光灯下的风景”，带有明显的政治和民族指向性。
梁越的数码作品《相见恨晚》将不同时期同一个人的脸拼接起来，和海波的并置作品相仿，他们同样从自己身边朋友家人的照片开始创作，但不同的是，梁越后来的作品越来越明显地超脱个人的生命叙事，而转入对国家和城市历史变迁的关注。在《相见恨晚》系列的后续作品中，梁越将毛泽东、刘少奇、鲁迅等历史人物年轻和年老时期的肖像照片拼合成一张脸，对历史人物符号的利用在《主席走遍全国》系列作品中更具历史指向性。梁越将毛主席的黑白照片置入“新北京”、“新上海”的彩色照片中，后来这组照片发展成《新北京》、《新上海》系列，主席的形象不见了，艺术家将不复存在的历史建筑还原到它们原本存在的城市环境中，但这个城市却是现代的彩色都市，与色彩单调的历史建筑形成对比，在这个系列中照片的政治性完全被历史性取代。
将历史人物置入现实场景的摄影作品，往往暗示着历史对现实的质询，或将现实引入历史语境中的反思。缪晓春的《过去对现在的访问》(1999-2003)系列作品中，就反复出现一个按照艺术家自己形象翻制的古代文人雕像。这个褒衣博带的清瘦“文人”与现代都市中的各种景物合影，从而表达了艺术家对于当下社会中历史文化价值状况的担忧。缪晓春在2006年又推出《虚拟末日审判》系列数码影像作品，结合3D技术的立体效果和音效展出，赋予现实问题神性的思考纬度，同时也将现实和历史引入人类未来的存在中。
图5.9 《三线·水城》，陈家刚，2004年
陈家刚的《三线》(2004)系列作品以中国的“三线”城市为主题。“三线”这一概念本身就承载着中国六七十年代独特的历史背景，它主要指中国西部和西南部远离国境线的偏僻山区，是六十年代备战期间积极进行工业建设的战略基地。直到七十年代末，“三线”建设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攀枝花、十堰、六盘水等城市在深山中转眼间拔地而起，无数充满革命激情的年轻人迁徙到这里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三线”的城市现状如同这个名称一样渐渐被人们所淡忘。陈家刚的照片重新把“三线”带进了现代人的视野，写有革命标语的厂房、断壁残垣，都在诉说着对那个历史的记忆。陈家刚在这些照片中引入了一个女子的形象，虽然这个穿着旗袍的女孩身影几乎出现在每一张照片中，但她时常模糊不清的身影并不是照片的主体，女孩更像是贯穿这些照片的一首忧伤的挽歌，昭示着艺术家对这些城市逝去的历史和激情的伤感追忆。
5.3 传统文化符号的再利用
“江南”往往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寄托着一种柔软的、易碎的唯美情怀。常州艺术家洪磊坦言对南宋院画的喜爱，他在1996年将自己制作的一件装置作品拍摄下来。这件名为《中国盒子》的摄影作品，充满了异国情调的优雅和凄楚：一个精致的红色木质妆奁里摆放着珠宝、假花、死鸟和泛黄的花鸟画。这种哀艳的唯美风格，在洪磊以后一直以来的摄影作品中延续着。
洪磊最初的代表作《紫禁城的黄昏》(1997)拍摄的，是一只躺在故宫回廊中披戴着珠宝的死鸟，死亡和盛世末日的感伤萦绕在作品中，生命的消逝艳丽如同盛装新娘的啜泣，造成一种世纪末的悲剧美。之后的《中国风景》(1998)系列将中国园林制作成血腥的超现实幻境，天空和水景都被染成了通透的红色，苏州园林红色的倒影在水中依稀隐现，而水上真实的园林也是血迹斑斑。《仿宋宫廷院画》系列作品，将现实的景物拍摄成华丽的宫廷院画，然而，画中的动物在洪磊的照片中全部变成血淋淋的尸体。2005年的作品《说吧记忆》，依然是对中国画意向的模仿，优雅的松竹梅兰四周充斥着悬在半空的死苍蝇。洪磊的这些作品渗透着凄婉的江南情调，死亡的动物和衰败的园林在唯美的表象中维持着它们尸体的优雅，有如后主李煜的词一般使人感伤，却在视觉上更多了撼人心魄的暴力色彩。2000年开始拍摄的《黑白山水》系列更具中国水墨画的唯美格调，韩磊《虚构的风景》(2002)系列作品与之相仿。而题为“我梦见……”的系列作品更像是科幻电影的剧照，艺术家梦中光头的新娘、裸体的渔夫和外星人等奇异形象取材自童年生活经历的影响和对现实的想象，画面的形式感却来自于传统的中国画。
图5.10 《紫禁城的秋天（太和殿东回廊）》，洪磊，1997年
图5.12 《我梦见我迷失在了潇湘画卷里》，洪磊，2003年
2007年洪磊的新作《现代竹林下的七贤》，将其作品中一贯的对美和残酷的迷恋从中国画转移到对魏晋文人生活状态的复原，洪磊找来中国模特界的七名美女扮演性格各异的“竹林七贤”。这件作品可以从很多角度阐释，然而其中所指涉的女扮男装的中国南方戏曲传统、模特凄艳而各具特征的装容以及竹林七贤与魏晋风度的意向，都透露出中国式的美艳与凄凉。
上海艺术家马良擅长艳丽而夸张的场景摆布摄影，他镜头下的历史和现实同样充满着残酷的美和生命的压抑。“草船借箭”中被箭射中的不是船而是裹着透明塑料布的人;赤裸的墨菲斯特在痛苦中被捂住双眼，墙壁上却安静地绘着风景画小桥流水;仲夏夜沙滩上的死鸟、贝壳、干枯的骨头和一滩血迹;《黄鹤楼》的诗词配着被脱了毛的公鸡和披着斗笠的骷髅。中国式的暴力和美艳在这里制造出一幕幕视觉震惊的观感，生命既是绚丽缤纷的华景也是令人恐惧的压抑(这种风格很像中国当代的某些大制作电影)。对“文革”意向的使用，出现在马良的《上海妈妈的好孩子》(2005)系列作品中，作品主人公服饰鲜丽，而表情却与王宁德的黑白作品同样单调。这些人要么闭眼，要么带着厚重的面具。王宁德2004年的作品《某一天》虚构了闭着眼睛的年轻人和家庭合影，人们在“盲目”中生活，军装、旗袍、裸体的儿童都指向中国人的历史记忆。田太权的《年代》系列摄影，将红卫兵女孩的虚幻形象放置在重庆红卫兵公墓的场景中。这些女孩有的穿着绿军装，有的裸体躺在地上，有的从地里露出半截身体。她们像鬼魂一样出没于红卫兵曾经武斗的地方，强烈的视觉效果使人感受到那个年代里生命的恐怖气息，也构成了对这些女孩生命消逝的挽歌。
图5.13 《绝缘》，邢丹文，2002-03年
和生长在常州的洪磊一样，一批熏染着浓重江南气息的艺术家也在诗意地拍摄水乡风光和苏州园林。这些作品中又往往透露出暴力和荒诞，比如常州董文胜的《后花园》在恍若神秘幻境的苏州园林里常常出现两个扭打在一起的男性裸体，无锡汤国的“水”系列在静静的水波中透露出鬼魅的倒影，《生·老·病·死》系列把生活简化成平静得令人窒息的必然死亡。北方艺术家黄岩则似乎对虬劲的北方青绿山水和健硕的人体情有独钟，他的作品《中国山水纹身》(1999)系列是一组拍摄在人体上绘制的中国山水画的照片。此后黄岩一直以“山水纹身”为艺术创作符号，2004年又开始制作《中国山水纹脸》系列作品，这次艺术家在人脸上绘制中国山水画。周啸虎的录像作品《蜜糖先生》(2001)也使用了这种在皮肤上画画的手法，“中国山水”变成了妖艳的比基尼女郎。
安宏在1997创作的《中国不需要爱滋，中国需要爱》等“金刚”系列作品，对现实美好的表象加以丑化，生命的脆弱和虚伪这一主题在此后的《四重奏》(1998)中从“金刚”演化成四个化着浓重戏妆的裸体京剧女郎，光鲜的外表、背景中欲飞的白天鹅和女郎们种种猥亵的动作造成强烈视觉冲击。邱志杰1998年的摄影作品《好》将生活中常见的“鼓掌”模式化成千篇一律的“假大空”，他后来的《光写书法》系列摄影作品则利用了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安徒生童话和寓言故事这些充满抒情色彩的意向。“物”的生命美丽表象，在洪浩《我的东西》(2001)中展示出来，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物品被摆列成“好看”的图片，生命被这些日常生活中美丽的物品所包围、消耗。这在邢丹文的《绝缘》(2002-03)系列作品中表现得更加具体，一件件废弃的电子元件被拍成具有形式美感的视觉构成，这些工业辐射产品在美丽的表象下暗藏杀机。
6.结语
摄影术传入中国的时间与摄影术在西方宣告诞生的时间大致相当，然而，处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二者早期的发展脉络却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西方，摄影术自1839年正式宣告诞生以来，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历了从艺术的工具(波德莱尔称之为“艺术和科学的仆人”)到模仿艺术(风行十九世纪后半叶的“画意摄影”)，继而转向探索媒介自身性质的过程，整个发展历程是完整而自发的。二战以后，“人情味”和“大叙事”的摄影在纽约现代艺术馆举办的“人类一家”影展(1955)中达到顶峰;五十年代，独具个人意识主观介入的摄影风格出现在克莱因(William Klein)的《纽约》(1956)和弗兰克(Robert Frank)的《美国人》(1958)中，这种毫无造作温情的风格开启了摄影的另一种可能。1967年纽约现代艺术馆举办的“新文献”摄影展和1972年的黛安?阿巴斯(Diane Arbus)摄影回顾展，打开了“差异、不公与争斗”的历史。与此同时，美国艺术家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开拓了摄影融入当代艺术语境的新境界。从七十年代开始，西方具有当代性的摄影作品开始进入收藏，同时彩色摄影迅速发展起来。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摄影逐渐成为中外艺术家青睐的创作媒介。
在中国，摄影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随鸦片战争传入中国以来，这一媒介主要作为振兴民族工业、文化、艺术和战斗的“武器”存在。摄影在中国的早期发展与救亡图存的要求是一致的，这一脉络也深深贯穿着“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其重要的内在诉求就是“整一”向“多元”的发展，“现代性”问题与“先锋”的产生密不可分，它在中国的发展是本文的一个潜在线索。为多元艺术时代的到来而欢呼，丹托如是说：“我一点一点地开始感受到摆脱了艺术史的羁绊是多么让人心醉的事……多元主义意味着人们可以仍然是传统的艺术家，但只是作为一种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