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5 年时间，跟踪拍摄六位自残女孩专访美国尤金·史密斯纪实

　　一天深夜，日本摄影师冈原浩介的电话响起。
　　“我又割了自己的手腕。”打电话的是小百合，冈原浩介拍摄的6 名自我伤害的日本女孩之一。“但是我很好……”她的声音转为轻轻的抽泣，“我真的很好。明天我会上班的。”
　　每隔两周或一个月，冈原浩介拍摄的另一个女孩爱奈会带上自己的吉他，去名古屋街头唱一会儿歌。名古屋市区总是聚集着许多摇滚乐团和街头艺人。爱奈站在他们中间，看上去和普通歌手没有什么区别。
　　爱奈16 岁，距离她第一次做出自残行为已经过去了4 年。16 岁正是读高中的年纪。但相比念书，她更多的时间都花在去心理诊所的路上，治疗因为幼年在学校受到欺侮后造成的抑郁症。
　　“她没有什么朋友……在街头唱歌的时候，她看上去会活泼一些。就像是找到了一个时间和空间，她能在里面打开自己。”冈原浩介说。

自残女孩缺乏身份认同
　　5 年里，第一个走进冈原浩介镜头的女孩名叫裕美。回想起第一次见面，冈原浩介说：“裕美很温和，也很容易相处。我和她第一次见面，只是喝了一些茶，聊了会天，然后就自然而然地开始了摄影。”裕美的家庭背景很复杂。她的父亲因为偿还不起黑道的巨额债务，不得不带着她从小四处搬家。“有一次我和她正在一起，她的父亲突然从屋里逃了出去，紧接着一些人也冲了进来，”冈原浩介说，“这样的场景对她来说太恐怖了。”
　　裕美患有焦虑症，在她的抽屉里储存着大把大把的药片。她依靠药物减轻焦虑。但你很难相信她服用的数量仅仅是为了克服病症。通常情况下，她服用的数量足以将她送进医院。好几次，呼啸而来的救护车陪伴她度过了焦虑症发作的后半夜。
　　根据日本健康劳动保障部2007 年发表的数据，在20 至24 岁的日本女性中，有七分之一的人曾经割腕或通过其他途径自我伤害。25% 的人产生过这样的念头。神奈川县2006 年的一项调查则显示，该县14.6% 的女高中生曾经有至少一次试图使用刀或其他尖锐物体伤害自己的经历，而6.3% 的人甚至超过10 次。
　　过度服药、割腕甚至灼烧，年轻女孩通过各种方法伤害着自己。“很多人鼓励我要自爱，但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去爱一个如此肮脏的自己。”23 岁的小百合对冈原浩介说。小百合童年时曾遭受表兄的性侵犯，成年以后，她的表兄依然强迫她发生性关系。直到去年之前，小百合一直没敢告诉任何人。日本的传统文化观让她选择了保持沉默。她只能在母亲担忧的眼光下，一遍一遍割着自己的手臂。冈原浩介见到她的时候，她手臂上布满了37条密密麻麻的疤痕。
　　童年受到家庭暴力、性侵犯和虐待，成年后，女孩们为自己套上了自我伤害的钢索。由于长期抑郁、惊恐、焦虑、不安全感，她们甚至不具备正常生活的基本能力，这让她们觉得自己毫无用处。自残成了一种自我惩罚的工具。只有在自我伤害肉体后，她们在精神上才不那么内疚和痛苦。
　　她们也无法真正工作。因没有工作，不仅造成了她们经济上的窘迫，更让她们对自己的社会价值产生怀疑。冈原浩介说：“如果你是一个有活力的人，能够工作或有事可干，这会让你产生一种存在感，相信自己是有意义的。而当你失去工作时，也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认同。”
　　没有工作能力加深了小百合的抑郁症状。她曾尝试过进入社会，但一旦病情恶化，她就不得不辞职。这些女孩迷茫地寻找着身份认同，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用自残这种否定生命的行为，来确认生命的存在。
　　当她们看到自己的伤口时，又觉得“做了自己不应该做的事。这就像是一个无止境的循环，她们难以感受到自己的Ibasyo 的存在。”冈原浩介告诉《外滩画报》。有时爱奈要隔一个月甚至更久才出门演出，她希望多练习一会。爱奈喜欢吉冈· 唯的歌，出道之前，吉冈· 唯也曾在热门拉面店外面的路上表演。非常偶尔的，爱奈会唱一些自己写的曲子。唱歌让她感到自由放松，在那一瞬间，Ibasyo 仿佛又变得触手可及。

她们更愿意谈谈未来
　　裕美最近很少服药了，因为她有了自己的孩子。“药物对孩子不好。”她说。过去她一直依赖药物稳定自己的精神状态，经过了半年的努力，她能够控制住自己了。她很久没有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也不再伤害自己的身体。谈起童年，她们的话题往往由暴力开始，以如何最终患上了抑郁症或其他病症结束。成长的经历也同样满目疮痍。19 岁那年，优香被好友和他的女友一起侵犯了。当问到“在拍摄过程中，如果她们突然做出自我伤害的行为怎么办”时，优香的形象一下子出现在冈原浩介的脑海里。有一天，他接到优香的电话，说她觉得无法忍受自己。“我立即赶过去，但当我走进优香的房间，她已经割破了袖子。”
　　从19 岁到现在，优香度过了3 年自残的生活。“我立刻制止她，但她对我说：‘如果你现在制止我，只会让我之后想割更多。’”对一个有自残倾向的女孩来说，优香所说的都是事实。在再三确认她不会自杀后，冈原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我可以不阻止你。但答应我，一旦觉得好受一些，马上停止割腕，然后好好睡一觉。”就这样，他眼睁睁地看着优香在自己面前切开了手腕。“这种感觉非常异样，当时的情形也许只有我和她能够理解。我照了些照片，然后照顾了她一刻钟。我一直问她：‘好些了吗？我觉得这样已经足够了。你认为呢？’她回答：‘好些了。’然后慢慢放下了刀片。我帮她清洗手臂，包扎伤口……那真是一个非常古怪的时刻。”
　　相比童年和成长的经历，她们更愿意谈谈未来，尽管这非常奢侈。裕美的病情在产后几个月有所反弹，但她克制着自己，坚持自己带女儿。她希望能够和女儿快乐地生活。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女孩都开始慢慢地走出阴影，开始尝试正常的生活。
　　小百合依然频繁更换着工作，最近一份是Uniqlo 的店员。她现在每天工作5 到6 个小时，回家后看影碟或阅读书籍，每周看两次心理医生。情况似乎正有渐渐稳定的趋势。
　　冈原浩介拍摄的另一个女孩告诉冈原浩介，她想找个男生一起生活。
　　而在《外滩画报》采访冈原浩介期间，优香已经痊愈了。
　　没有人知道未来是不是真的会好。但多一种这样的愿望，离她们不必再自我伤害的路就近了一些。

B=《外滩画报》

K= 冈原浩介（Kosuke Okahara）

“相比于自救，她们更像是试图理解自己”
　　B ：为什么想要为自我伤害的女孩拍摄一组照片？
　　K：那是2004 年，当时我正考虑在日本进行一些摄影工作——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国家拍摄过相片。那时我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同校的女孩，我和她很快成为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不久之后她告诉我这样一个事实：因为抑郁症和其他心理疾病的关系，她长期伤害着自己的肉体。我和她交谈愈深，就愈萌发出一种被触动的感受。这也是名字“Ibasyo”的由来，Ibasyo 是心理和情感的空间。在它之中，你能感觉到平静，感觉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Ibasyo 立即成为了我迫不及待想要去实现的东西。
　　B：你是如何找到她们并说服她们接受拍摄的？
　　K：基本上，她们都是我通过网络寻找到的。我在日本的社交网站上发表了自己的计划，邀请符合条件的人自愿参加。从2004 年开始有这样的念头，5 年内一共有6 个女孩走进我的镜头。我也拍过两个男孩子，但自残的女孩最终成了这组照片的主题。这期间我总共见过大约20 位相同情况的对象。最终，有些人因为家人无法接受拍摄而拒绝了我；有些人以为我只是在寻找模特而作罢。但我想的是能跟她们共同生活一段时间，更多地认识她们生活的每一方面。我要的不仅仅是人物肖像或者伤疤特写，因为在她们的生活里，这些是正常的。脱离了她们日常的生活状态，把这些当成“不正常”的事物呈现给观众，我认为对她们不公平。这6 个女孩最终完全接纳了我，允许我进入她们的日常世界。每次，我用几天或者几周的时间和她们生活在一起，这样持续拍摄了4 年。现在我依然经常回去，和她们小住上一段时间。
　　B：你的作品还包括泰国红衫军、苏丹达尔富尔冲突。你目睹过无数伤口和死亡。对你来说，这些女孩的伤口带来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K：亲眼目睹受伤经过是很残忍的经历。和战争不同的是，这是她们身体的一部分。假如我承认她们，那也必须承认她们身上的伤口。并且我常常想，要忍受这样一个自残的自己，或许比自残这种行为更为可怕。所以我试着带着尊重的心情去拍摄每一张照片。
　　B：拍摄过程中她们表现出抗拒或厌恶怎么办？
　　K：不。她们非常开放，出人意料地开放。我们一起聊天、喝咖啡、看电视、谈论生活……只有一个人是我拍摄了一次后立即停止摄影的。他是一个男孩。也许当时的时机并不是非常合适，就在我完成第一次拍摄后，他被确诊为边缘性人格障碍。虽然之前他也看过心理医生，但一直没有确认患了哪种具体的疾病。确诊的消息对他的打击很大，他一下子变得非常忧郁，而且开始恐惧起摄影。他打电话给我希望要回那些照片。我考虑了整整一天，最后把所有冲洗出的照片和底片都还给了他。对一个摄影师来说，交出底片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如果我的拍摄伤害了那些想要参与的人，这个项目就再没有意义。我从来没想过能通过这个项目帮助他们，因为我的镜头并不能改变被摄对象的精神状态，但我认为我的摄影至少应该是无害的。
　　B：有些女孩曾经有被强暴的经历。她们会对身为男性的你感到害怕吗？
　　K：完全没有。她们的观念很开放，大部分人现在都有了男友。有一个女孩曾经被强暴过，她现在和她男友住在一起。她的经历令她的男友也非常痛苦。我见过那个男生。我问他，如果我在他不在的时候去他女友的房间，他是否会担心？他说不会。他还说，如果有我在，那女孩至少还有人陪伴。假如有什么事情发生，例如女孩又过度服药，知道她身边还有一个人，会令她好过一点。事实上，好几次在他晚上不得不去兼职的时候，都是我为女孩叫了救护车。
　　B：你为裕美拍的第一张照片是什么样的？
　　K：我记不得具体的样子了。不过我想是在她的房间里，我们正一块儿喝茶。
　　B：在这些女孩之中，谁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
　　K：所有。她们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以及非常好的性格。
　　B：我还发现有些女孩在阅读关于自我伤害的书籍。这是否说明她们也在寻求一种自救方式？
　　K：我想是的。不过我认为相比于“自救”，她们更像是试图理解自己。在这一点上，我们大部分人和她们相同：即使成年以后，也依然一直对身份认同和生活目的心存疑问。
　　B：她们是否考虑过死亡？
　　K：她们想过，也尝试过自杀，但最终选择了放弃。她们认为自残确实是自我毁灭的行为，但却不能真正地杀死她们。
　　B：小百合似乎把你当成了好朋友。其他女孩呢？你在她们的生活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K：大概是因为年龄相似，我们都很谈得来。也许我是那个发现了她们真实自我的人。对我和她们来说，拍摄和被拍摄的过程，也是各自寻找ibasyo 的过程。
　　B：在你的印象中，她们什么时候最开心？
　　K：我见过她们最开心的时候——裕美怀孕了，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喜悦；对我自己而言，最开心的时候是优香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不用再去看医生了，因为她痊愈了。
　　B ：日本有相关的组织关注这些女孩吗？
　　K：没有。我在美国和英国都发现了类似组织。在日本，女孩们只能各自去看心理医生。她们互相交流的唯一途径就是网络。但网络常常缺乏必要的控制，有人甚至会在互联网上变得具有侵略性。但网络让她们接触到了丰富的信息，她们也觉得网络是一个相对舒适安全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交流的欲望。
　　B：这组作品完成两年后，你才于近日第一次在日本本国发表。为什么用了这么长的时间？
　　K：在网上，这组作品受到了争议。我很害怕这些女孩会受到网友的非议指责。因此，我必须为她们选择一本负责的、严肃对待这个话题的杂志。其实我真正的想法是自己出版这些作品，但首先要说服出版商。
　　B：这个项目会不会使你看待事物的方法产生改变？
　　K：不仅仅是这一个项目。我做的项目越多，对从前不理解的事物的看法就越清晰。在拍摄这些女孩的过程中，我认识到日本的社会体系并不友善。日本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社会，甚至在日本人自身之间。试图走进他人的生活并记录他们的故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