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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摄影大师讲述50年摄影生涯(一)

2010-11-23 15:30| 发布者:| 查看:551| 评论:0

  布鲁斯·戴维森(Bruce Davidson,1933-    ),美国摄影家,以“个人纪实”的报道摄影见长。在完成马格南图片社拍摄任务的同时,自由寻找和探讨感兴趣的主题,成为美国下层社会的代言人。手上是摄影家最近出版的一套作品全集,皇皇三大卷,一个精装纸箱,1000多元人民币,可以细细浏览摄影家创作的演变过程。尤其是摄影家的自述,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轻松且不乏幽默的笔调,回顾了1954年至20世纪末近50年的创作生涯,读来十分感人。

  一开始是摄影家早期摄影生涯的回顾,从如何迷恋上摄影到加入马格南图片社——

  1943年,当时才10岁的我生活在伊利诺斯州。当时我正在等待回到屋后小巷的篮球比赛中,因为铁皮的篮筐送去修理了。我的朋友萨米问我是否愿意到他屋里看他“冲洗”。我不明就里,茫然地到了一间黑屋子里,是美国中西部特有的地下室,一盏宝石红的灯光在黑暗中亮着。我的朋友在一两秒钟的白光曝光之后,将纸张放入了盆中的液体中。几秒钟之后,影像就在液体中呈现了。我感到了少年时代所没有过的震惊。我马上跑回家,问母亲是否也可以拥有一间暗房,不久我们就腾空了地下室中祖父用的一间储藏室。我在墙上用刷子写上了“布鲁斯的摄影商店”。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进入了摄影的生涯。

 

     如今,当我在暗房中将照片放入显影液的那一瞬间,少年时代的惊奇依然会浮现在眼前。我的母亲因为父亲的赌博而离婚,我从小生活在单亲的家庭,母亲承担了我们兄弟的抚养重担。我的两个叔叔也给我们许多,棒球手套、自行车等等。偶尔我的父亲也会来陪伴我们兄弟一天。我的父亲还给我买了一台4美元的法尔康127相机,还有两卷胶卷。

  然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几年后他就去世了。在当地的照相机商店做送货员时,我遇见了一位商业摄影家考克斯,他让我成为他的助手。他是一个优秀的手艺人,教会我如何放大照片,使用罗莱相机和闪光灯拍摄新闻照片,帮助他一起冲印彩色染印法照片。我的母亲常常让他劝我回到学校,然而无济于事。在我15岁那年,母亲为了抚养两个更小的孩子,嫁给了当年高中时的情人,我们搬到了街对面的大房子,在林木的环绕之中。我的继父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将他昂贵的柯达名牌相机给了我,那是他在二战海军时司令官给他的。

 
 
  后来我在屋子附近的树林里拍摄到的小猫头鹰,获得了柯达高中抓拍比赛动物类的一等奖。然而我在高中时候的生活状态不稳定,进入大学的希望很是渺茫。莱斯特于是写信给罗彻斯特技术学校,推荐我去专攻摄影技术,看看是否有可能。于是我被列为试用对象,名字上标有星号。这一学期中,我学习化学、感光学以及光学物理。结果我获得了A的积分,可以继续留下去。1953年,我还参加了学校的创意插图指导课程。导师哈特斯莱以开放式的方式指导我们将摄影看成是传播的工具、艺术的样式、生活的方式。他十分强调“观念是最重要的”。我们在他那里经常是一边吃匹萨、喝啤酒,一边翻阅《生活》杂志。

  当时班里有一位可爱的女孩琼,她有一本《决定性的瞬间》,于是我们经常在她的宿舍浏览卡蒂尔—布列松的照片。我们进入了他的世界,那些视觉的节奏和银灰色的影调给我们带来的是自我的约束和创意的灵魂。当时的我听着女孩朗读摄影家的名言,沉浸在初恋中,对象是女孩琼,也是卡蒂尔—布列松。她一面翻着照片一边对我说:通过他的照片,卡蒂尔—布列松成为了她的最爱。于是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我也能拍摄出这样的照片,她可能也会爱上我。我很投入地研究他的照片,一直使其深入我的心灵。我外出买了一台二手的徕卡相机,开始在街头拍摄那些落魄的男人。

 

   &nb[FS:PAGE]sp; 我把这些照片给她看,试图赢得她的芳心。可惜的是她爱上了一位英国教授,我只剩下了卡蒂尔—布列松。在我高年级的时候,伊斯曼·柯达公司在纽约的工作室需要人,我被雇佣了。我开始在工作室里使用8×10的大画幅相机拍摄产品照片,包括塑料电扇以及其他类似无聊的东西。这时候我们全家也迁移到了纽约郊区,于是我经常在火车上旅行。在周末,我会偷偷地溜进工作室,拍摄我自己的照片。
在工作了整整一个夏天之后,我决定去申请耶鲁大学的设计学校。在一个下雨的午后,我带着一盒子的照片找到了约瑟夫·阿尔伯斯的办公室。他一面看着我那些流浪汉的照片,一面对我说,如果你想进耶鲁,就必须去掉照片中的感情用事的成分。

  到了1956年,我获得了马格南图片社巴黎办公室的委托拍摄任务,然后将照片递交给卡蒂尔—布列松。卡蒂尔—布列松很仔细地浏览了我的照片,从此以后我们之间有了多年的交往,我也一直被他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所吸引。在我五十年的摄影生涯中,我进入了这个剧变的世界,看到了人们被孤立、被抛弃、自甘堕落和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的心灵世界也在不断地接受着挑战,包括感知和偏见。我一直将自己的工作形成一个一个的系列。我发现自己常常是一个旁观者,却能发现内在的美丽,在无数的绝望之中找到生存的意义。就像马格南的同事、以彩色摄影见长的恩斯特·哈斯有一次对我所说:“在摄影中,我们同时完成了自己的阅读和写作。”

 

        第一卷:1954年到1961年

  1954年:耶鲁橄榄球

  那一年我20岁,在耶鲁大学设计学校学习图像设计,当时学校的图像设计家是赫伯特·麦特、艺术指导是亚历克斯·布罗多维奇以及约瑟夫·阿尔伯斯教授。我参加了阿尔伯斯的强化色彩课程,然而不管他给我什么色彩,我都觉得接近于黑白。而作为学期的计划,我选择了拍摄耶鲁橄榄球队的幕后生活。我捕捉了这些运动员在准备上场之前在更衣室里安静、紧张以及沉思的氛围,还有就是他们在比赛结束之后的情绪空间。

  一年以后,当我在亚利桑那沙漠中服兵役时,这组橄榄球的系列作品刊登在1955年的《生活》杂志上,有好几个页面,标题为“危险的寂静”。兵役结束以后,我受《生活》杂志的邀请度过了一段时间的年轻摄影师的实习期。编辑看了我的1956年的“蒙马特区的寡妇”和1959年的“布鲁克林帮”系列之后,给了我一个工作位置。我在《生活》杂志第一份指派任务是在1959年,拍摄穆伦堡学院的专题。我的目标就是能像尤金·史密斯那样,有着明确的人道主义方向。
 
   1955年:约翰和凯特·沃尔

  在服兵役期间,我经常搭便车去墨西哥的边境城市诺加莱斯,大约40英里的路。我有幸结识了94岁高龄的约翰·沃尔和他79岁的妻子凯特·沃尔,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生活的真谛。

 

     遇上卡蒂尔—布列松,以及他所给予我的热情鼓励,让我有了动力,花了好几小时时间在卢森堡公园拍摄可爱的法国孩子,尤其是独立的精神世界和自我肯定的感觉,似乎超越了他们的年龄。他们总是服饰整洁,面对镜头无所顾忌。

  1956年:蒙马特区的寡妇

  我被部队派去巴黎附近的国际武装部队,那一年我22岁。我买了小型摩托车,周末进城去看博物馆,沿着塞纳河漫游。在军营里我遇上了一位法国军人科隆,他对艺术和摄影很感兴趣。我们成为最好的朋友。她的母亲邀请我去蒙马特区的家中午餐,就餐时在阳台上俯瞰街头的人流。我注意到一位老妇人戴着宽边帽子,身穿长长的黑色外套,走在一个山坡的路上,我用手上的徕卡相机拍摄了一些画面。我从科隆那里得知,那位妇人住在阁楼上,是著名的印象派画家列昂·福歇的遗孀。于是我上楼拜访她,室内陈列着她丈夫的画作,许多还放在画架上,仿佛画家还在世的感觉。于是我经常在周末拜访她,听她讲述她丈夫生前的许多趣闻轶事。我们经常一起去公园,散步,聊天。这位92岁高龄的老妇人,也许就是印象派时代最后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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