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摄影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最早出现的女摄影家是谁?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有多 少妇女从事摄影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有突出表现的甚至带有传奇色彩的又是哪些人?当有 人向我提出这一连串问题时,真有些瞠目结舌。
我要感谢已故摄影史学家吴群和伍素心,吴群的《我国妇女从事摄影之始》和伍素心的《我国第一个女摄影光学家》两篇文章帮了我的大忙,为我提供了一份令人振奋和肃然起敬的大名单。主要有: 生于十九世纪初的黄履,是我国第一个女摄影光学家,她自制的“千里镜”,“与常见者迥别”,实际是简易的照相机。 二十世纪初,慈禧太后御前女官裕容龄,曾用小照相机为隆裕皇后等人留影。 1907年,留学法国巴黎的姚蕙,曾担任图片编辑,编印两期大型的《世界》画报。 1905年,上海耀华照相号主人施德之的长女(具体名字不详),“专拍女照”,“其艺之精不亚于乃父”。 生于1904年广东顺德的冯竹清,曾在香港《珠江日报》和《星岛日报》当过摄影记者。 1926年,画家吴镜明开办过镜明女子摄影学校,毕业的几个女学生,开设过镜明女子照相馆和翩翩女子照相馆,可惜不久全停业了。 1926年,在北京艺文中学任教的顾淑型,拍摄了北京各界人民反对段祺瑞卖国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通牒”而举行的示威游行,纪录了“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后的实况。 三十年代初,上海宝记照相馆主人欧阳石芝之女:慧真、慧芳姐妹,不仅代父主持馆务,而且与他人合拍《千岁一时图》照片。慧芳还以中国女摄影家身份,参加了国际文化联谊活动。 1932年,北平光社在中山公园举办影展,女社员金耐先(杭州人,擅长中西画,复工摄 影,曾任浙江省省立一中西画教师。)有20幅作品展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女摄影工作者,八路军中有张致平、吕红英、叶宁、艾伊、张学勤、徐兢辞、李淑贞、韩屏、顾瑞兰;新四军军部有陈菁(其事迹已在本刊1995年第2期顾棣《陈菁——抗战时期我军的第一位摄影女战士》一文中详细介绍);解放区和解放军中有杨玲、何慧、侯波、孙桂琴、肖海、晓植、李祖慧、牛畏予等。
此外,从《中国摄影家大辞典》中查出,在国统区,尚有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从事感光学研究工作,并在四十年代先后研制成功了第一张2×3寺英寸照相干版、用牛皮试制感光乳剂、可供诊断骨折用的X光片的摄影化学家吕锦瑗,1947年开始在上海王开照相馆从事着色技艺的李慕贤等。 我想,这个名单肯定还会有不少遗漏,尚待有志于涉猎这一课题的智者去收集、整理、研究。 令我高兴的是,在这个大名单之中,顾淑型和杨玲两位老摄影家生前都曾与我相识,或有些来往,因此对她们的摄影经历略知一二,愿借此机会稍加笔墨。 顾淑型 1897年生于江苏无锡,早在1917年赴美国勤工俭学时就爱好摄影。1924年回国后,在北京艺文中学任教务主任。1926年3月18日,北京民众团体5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卖国政策,反对帝国主义日、英、美等8国提出的“最后通牒”,会后赴执政府请愿,遭到段政府的残酷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 顾淑型以相机为武器,在惨案发生后,前往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段政府所在地,拍摄请愿队伍和荷枪准备镇压群众的卫队,真实地纪录了运动实况。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她正在美国,一面精心学习摄影技术,一面从事募捐和救济国内难民的工作。曾拍摄反映美国下层人民生活的照片。解放战争时期,她利用各种机会,放映解放区人民生活真实面貌的幻灯片,增进了外国朋友对中国革命斗争的了解。1951年初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新闻摄影局研究员、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总干事、《中国建设》杂志顾问等职务。1959年退休后,主动兼任中国摄影学会服务部主任职务,为学会所属中国图片社的创办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1960年,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顾淑型是中国摄影学会成立大会代表,第一、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1968年11月5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1岁。根据她生前愿望,她的骨灰于1972年1月23日撒人富春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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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于1958年冬到中国摄影学会工作,就知道有一位被尊称为“顾先生”的白发苍苍的老大姐,她为人热情,退休后到学会“义务劳动”,不要报酬,除了担任服务部领导工作,因她会讲流利的英语,也常接待来华访问的外国摄影家,学会创作辅导部组织会员到北京郊区农村进行摄影创作,她也积极参加。1960、1963年学会两次举办全国女摄影工作者作品展览,她都有新作人选展出。我还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1958年12月19日晚,在学会成立两周年的联欢会上,她还特意带来古筝,当场为到会会员表演助兴,这使我大为惊喜。1979年6月,我参与了顾淑型追悼会的筹备工作,并到顾淑型家中看望了他的丈夫,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陈翰笙,进一步了解到顾淑型的病逝与“文革”中受到诬陷和迫害有很大关系。
杨玲 山东临沂人,中共党员,1922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在工作团搞过群众工作,文工团当过演员。1945年秋,调《山东画报》社后,参加过郑景康举办的山东摄影训练班学习摄影。解放战争中,她曾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新华社前线分社摄影记者,随西线兵团南下,挺进中原,转战苏鲁豫皖,并参加了淮海战役战地采访活动。她拍摄的大量战地摄影作品均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新中国成立后,她随丈夫康矛召到外交部工作,先后任中国驻印度、阿富汗、南斯拉夫、柬埔寨、毛里塔尼亚和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大使馆秘书,长达三十余年,仍坚持业余摄影活动,拍摄了一批反映国际友好活动、人民生活、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的照片。1984年加人中国老年摄影学会(后转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任理事。 1994年9月23日,康矛召病逝,两个月后杨玲做了乳腺癌手术,术后仅18天,她即着手整理二人在半个多世纪中拍摄的上万张照片和底片,于1996年编辑出版了《康矛召·杨玲摄影选集》,2000年又编辑出版了康矛召著《外交官回忆录》。杨玲曾在摄影选集的前言中写道:我们共同摄制的照片、底片,不仅属于我们俩人,更属于人民,把“影集”献给人民是矛召同志的宿愿。如今这一愿望终于实现。 我非常敬重杨玲,因为她是我军最早的战地女摄影记者之一,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她从未张扬过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我非常关注杨玲,因为在她晚年失去丈夫而又身患绝症之后,仍抱病花费大量心血整理出版了纪录山东和华东军民为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的史实。在我与她的交往中,她为人热情、谦和,体贴人,当知道我患有冠心病和高血脂症后,总是提醒我如何防病,坚持服药,还执意送我鱼肝油丸等保健品。从这位老大姐身上,使我懂得了如何做人,如何面对人生,如何与疾病和死亡作斗争。她病情恶化后,我每次去看望她,总感到她是那么平静,那么从容,看不到一点她对死亡的恐惧。杨玲同志2001年10月14日与世长辞,走完了七十九年人生的旅程。当我于10月20日收到讣告时,她的遗体已按自己生前“丧事从简”的意愿,于1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我为未能最后再见杨玲一面而深为遗憾。杨玲同志依然是不事声张,默默地走了,但她传奇般的摄影生涯:寄存山东房东家的珍贵的底片,数年后失而复得,物归原主,完好无损;冒着刺骨寒风跳上战车追击逃敌,完整地纪录了围歼敌六辆坦克的全过程……。这些生动故事将会世世代代为后人传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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