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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音:用影像记录草原教育史

2010-12-10 11:45| 发布者:| 查看:634| 评论:0

阿音在《中国游牧蒙古人·学校》影展上 

  本报见习记者 高毅哲

  当得知家里再也供不起他上学时,蒙古族少年阿音沮丧至极。

  他成绩很好,如果这么读下去,很有希望考上中专。只要考上中专,他就能成为“国家的人”,捧上“铁饭碗”,为家里分忧。但那时他已家徒四壁。

  1984年,阿音14岁。他的正规学习生涯,在初二戛然而止。

  接下来的日子,他干过铁路小工,倒卖过服装,甚至偷鸡糊口。直到20岁那年,他开始端起相机,跋涉在苍茫的草原,记录蒙古族游牧文化。从此,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机。

  凭着拍摄的“中国游牧蒙古人”专题,他在摄影圈内获得众多荣誉。2006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优秀摄影师大奖、2007年全国摄影艺术展金奖、《美国国家地理》“所有之路”纪实摄影大奖等十几个奖项,见证着他一步步的努力。他闯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在众多作品中,草原教育是他偏爱的题材。通过20年的艺术积累、20年的感情倾注,他的镜头记录了内蒙古基础教育事业的历史变迁,收藏了内蒙古教育事业曲折前行的足印。

  2010年10月,他的教育主题影展《中国游牧蒙古人·学校》在北京798艺术区举办,一张一张烙刻着岁月痕迹的照片,勾勒出蒙古游牧民族教育从落后走向现代化的20年影像史。
 

  没有校舍,民办教师玉龙在自家炕头上给孩子们上课。1991年摄于内蒙古科右中旗吐列毛都镇赛日图村

民办教师道尔吉斯仍。1998年摄于内蒙古巴林右旗。

  那拍摄“圣地”的情结

  如果没有失学,他还能成为摄影师吗?如果没有失学,即便后来他依然会把摄影当作自己的职业,是否还能把焦点对准草原上的学校?

  人生无法假设。似乎在他14岁失学,学校成为他心中“圣地”的那一刻,用影像记录教育的命运就此注定。

  那时的内蒙古教育事业,正像他的人生一样,风雨飘摇。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内蒙古掀起“教育大跃进”的热潮,很多地方提出“村村办学、队队办校”的口号,出现了学校遍地开花的景象。但这些学校往往极为简陋,还有很多学校是“马背小学”。教师们骑着马,拉着教学器具,随到随教。因此,虽然这种教学为扫除文盲产生了极大的积极作用,但其功能基本也仅限于此了。

  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内蒙古教育依然没有大的改观。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14岁的阿音不得不辍学,因为他家实在太穷了,他必须放羊,做工,贴补家用。

  在出门闯荡的日子里,阿音在铁路上当小工,给人扛沙子,走村串镇地倒卖衣服。其间,他发现乡亲们爱照相。每次有照相的人下乡,整个乡的人都跑来,围着看。

  这倒是个不错的生意,他想。他买了人生中第一架相机,长城牌,98元——那是1988年,22年后的今天,他仍脱口而出这架傻瓜相机的价钱。

  他的摄影之路,就这么开始了。而教育,始终是他偏爱的题材。

  他看见草原上破烂的学校,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心里难受得紧。他常常讲起那个时期科右中旗吐列毛都镇的一所嘎查(内蒙古村级行政单位)小学。由于太穷,这所小学整整10年没有教师。于是,10年间,嘎查里的孩子们,除了少数去外地的,绝大部分没有学上。

  在二三十年前的草原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事,件件都成了阿音心中的刺,一根根扎得心疼。

  这种痛感如此强烈,以至当他谈起这些年见到的某些轻视教育的官员时,他会近乎咬牙切齿地说:“我恨他们!”

  出于天然的同情,他开始忠实地记录令他感动的一切:16岁才读小学二年级的大男孩,在自家炕头给孩子们上课的民办教师,在破旧校舍中顶着寒风教书的女教师……

  因为总是拍摄被一些人看来在宣传“落后”的内容,他[FS:PAGE]还遇到过麻烦:相机被抢过,被打过好几次,还被一些领导叫到办公室去谈话。有朋友好心提醒他:“阿音,你是不是不想在这儿混啦!”

  他不怕。十几岁就闯世界,怕这个?他继续拍,还越拍越起劲。

  1991年,他在报纸上看到解海龙拍摄的那张著名照片《大眼睛》,这给了他很大启发。他想,如果将家乡学校的困难情况反映出去,说不定这里也会得到希望工程的帮助。

  他更加努力地拍摄。几年间,骑着自行车几乎走遍了家乡的贫困学校。但这些照片却没有机会发表,于是,1994年,他在科右中旗举办了《科尔沁草原希望工程》个人展览,1996年,他又在内蒙古师范学院举办了同一主题的个人展览。

  个人展览,意思就是所有费用自己埋单,赔钱赚吆喝。他不在乎这个,没钱还做得挺高兴,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分内事。
 

 

四年级学生代钦在学校危房中晨读。1994年摄于内蒙古科右中旗巴仁哲里木苏木德日苏太小学。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巴音宝拉格苏木学校。2005年摄于内蒙古锡林浩特市

  那艰苦记录的轮回

  2010年10月的一天,阿音坐在北京798艺术区著名的大河画廊里,身边围着圈内的朋友,面前是对着他拍个不停的几十部专业相机,背后是一幅幅黑白照片。

  那是他从20年来积攒的作品中精挑细选出的80张照片。他的又一个展览开幕了,展览名为《中国游牧蒙古人·学校》。

  办摄影展,他不陌生。从他走上专业摄影道路后,大大小小的展览他已办了几十场,一直办到联合国总部。但《中国游牧蒙古人·学校》的展览,跟他的其他专题展览相比,很特别——这是他第一次办“学校”主题的展览,拍摄这个专题他前后花了20年,远远超过拍摄其他专题的时间。

  其实,阿音最初拍摄“学校”题材,并不是为了影展,而是随意而为,遇见了就拍。等他真正把纪实摄影当成一项事业来做的时候,他拍摄的重心还是放在了“中国游牧蒙古人”上,并先后出版了两本这一主题的画册。把“学校”作为一个专题,他还没有系统地想过。

  直到2009年,他给著名摄影家、北京大河画廊艺术总监姜健看他拍的内蒙古学校主题照片时,他才发现,原来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记录了内蒙古教育事业的历史变迁,收藏了内蒙古教育事业20年来曲折前行的脚印。

  就在这20年间,内蒙古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全国重视教育救助贫困失学儿童的大气候下,内蒙古开始多渠道筹措资金扩建或重建苏木(内蒙古乡级行政单位)学校,并且取消了嘎查小学。从此内蒙古民族教育发展步入正轨,学校经费基本上得到落实,办学条件得到很大改善,牧民送子女读书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2000年起,内蒙古自治区加大调整学校布局,提高了集中办学的力度,到如今,内蒙古自治区基本上是嘎查不办小学,苏木少办小学,旗(内蒙古县级行政单位)兴办中学。内蒙古教育在历经艰难和曲折后,实现了城乡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逐步形成了完善的办学体系和独有的办学特色。

  与姜健的碰撞,让阿音产生了一个新想法,他决定凭着自己对内蒙古教育事业20年变迁的切身感知,以之前拍的照片为线索,进一步考察、记录内蒙古民族教育的发展和现状。他意识到,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和教育,应该是这个民族的根本。

  他又上路了。7个月时间,他的足迹遍及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等地。在历尽千辛万苦,对以往的学校、教师、学生进行回访后,他终于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部20年来蒙古游牧民族教育的编年史。

  为了拍好“学校”主题,他在草原上跋涉,在大山里奔波。最悬的一次,连命都差点搭上。他在大兴安岭拍摄苏木学校途中大难不死:吉普车翻到30米深的山沟里,再往前滑一[FS:PAGE]米,就会掉下悬崖。

  这是一个艰苦的轮回。20年前,他是无名小卒,为了拍学校,相机被抢、人被打,办展览,前面还得加上“个人”二字;现在他在圈子里,已经功成名就,终于可以办一个不用自己花钱的教育主题摄影展,但辛苦依旧。

  然而,与20年前不同的是,在如今的这份“苦”里,他看到了黄土垒起的平房被坚固的教学楼取代;看到不断出台的助学政策,使得草原上再也不会有孩子像他一样因贫困而失学;看到偏远的草原上,每到一处,映入眼帘的最好建筑就是学校,人气最旺的地方也是学校。谈起国家对学生开始实施“两免一补”政策时,他两只胳膊舞动起来,两只眼睛放光:“要是那时就有这样的政策,我还会失学吗?”

  这是苦,还是甜呢?
 

 

民办教师韩金鸽。1998年摄于内蒙古科右中旗。

蒙古族学生巴雅斯古朗在新校舍里。2010年摄于内蒙古苏尼特左旗。

  那怀揣理想的前行

  漫步在大河画廊的光影时空中,只见,围墙里,孩子们挤在炕头听老师讲课;大雪中,空无一人的被撤学校孤然伫立;寒风中,师生一起拉水和泥,维修校舍;油灯下,孩子们专注地读着破旧的课本……无需更多语言,只需穿梭在一幅幅黑白影像之间,就能触摸到20年间草原教育跳动的脉搏。

  80幅照片,阿音将其分为《嘎查学校》、《苏木学校》、《城市学校》、《民办教师》4个系列,讲述了20年间,蒙古族教育从落后的嘎查学校起步,发展到撤并集中后的苏木学校,再进一步发展到城市学校的历程。

  翻开一张张蒙古族学生的照片,阿音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眼神里都是慈爱。“自1981年开始,没有了校舍的学生们背着桌凳打游击上课。”这是阿音1990年拍于科右中旗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戴着镶有五角星棉帽的孩子们,肩扛怀抱着一张张小桌凳,在苍茫的草原上,在起伏的山峦脚下,寻找一片求学之地。这些游牧民族的孩子,在照片中闪现出坚强的眼神。

  翻开一张张民办教师的肖像,阿音讲得出每一位主人公的故事,就像讲述自己的亲人。照片里的故事是这样的:她为了教书,生孩子的事一拖再拖,终于决定生孩子时,却正好错过了“民转公”的考试机会,结果遭到清退;他因为始终无法转为公办,长年待遇微薄,逢年过节,只能靠村民“施舍”,结果收上来的猪肉里竟然藏着一窝老鼠……他们已容颜老去,脸上被岁月与风沙磨砺出道道沟壑,但在镜头里,他们都是微笑的:在纷扬的雪花里,他们坐在课桌旁,微笑;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他们手持教过的课本,微笑;在孩子们的簇拥中,他们在国旗下,微笑。

  20年前,当阿音拿着简易的傻瓜相机对准学校时,他没有想到,这会是那么长的一条路,他也会像那些他敬重的民办教师一样,为了自己历经沧桑的民族,为了自己魂牵梦绕的学校,在草原上,一年年地走着。

  他记录那些奉献着的人,与此同时,他自己,也成为奉献者的一员。

  法国摄影家、曾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骑士勋章”的雷扎评价阿音时说:“他的作品将在时间里得以延续……他好像已经活过成百上千年。”

  巴西、法国、德国等国家的策展人或机构也已向阿音正式发出巡展邀请,他将把记录游牧民族教育之梦的影像,带向世界各地。

  他还计划在国内各大高校巡展,让更多学生了解20年间发生在辽阔草原上的关于“上学”的故事。

  他想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

  阿音,原名柒金才,上世纪90年代,他改名“阿音”。在蒙古语中,“阿音”意为“怀揣理想,走很远很远的路”。(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声音·摄影之路

  教育,我的镜头永远不舍的主角

  26年前,贫困将我“拖出”学校,从此,上学读书成为我无法释怀的情结。6年后,命运引领到我走上摄影道路,从此,学校教育成为我爱不释手的题材。

  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拍,蓦然回首,才发现,不经意间,我已收藏了中国蒙古族教育曲折前行的足印。照片中的校园、教室、师生讲述了蒙古族基础教育20年来的历史故事,它们正以浓重的民族色彩被装订入新中国教育60年发展的史册。

  我生于1970年,离开学校那一年,仅读初中二年级,只有14岁。在当时的内蒙古草原上,有许许多多像我一样大的孩子因贫辍学。

  1990年,再次走进草原学校时,我端起了相机,开始以“土记者”的视角关注校园,聚焦贫困学生。从取景框中,我看到,有的嘎查,穷得建不起校舍,民办教师在大树下或者仓房中为学生授课;有的嘎查,土坯教室破旧昏暗,贫困学生正咬着牙挣扎在失学的边缘;有的嘎查,师资稀缺,学生像迷途的羔羊在莽原上疯跑……

  那一时期,我的镜头在饮泣:草原呼唤优质教育资源,草原孩子渴望上学堂。

  让我欣喜的是,上世纪90年代,“希望工程”开始走进草原,草原上的贫困学生逐渐走进了教室。2000年以后,“两免一补”来了,学费免了,书费免了,学生上学还有了生活补贴,草原上的孩子只要想读书就能有学上,蒙古族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

  时代在变迁,蒙古族教育也在发展。内蒙古自治区撤并乡镇了,嘎查学校、苏木学校、城市学校的布局也随行政区划的变化而进行重组。嘎查学校撤并了,嘎查里的学生到苏木上学;苏木学校撤并了,苏木里的学生到旗里的城市学校上学。

  这时,我的镜头亦喜亦忧。喜的是,草原的城乡孩子公平地共享教育资源。忧的是,教育发展了,游牧后裔进城了。他们离城市越来越近,却离草原越来越远;他们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近,却离游牧传统文化越来越远。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会继续上路。

  学校,我的梦想永远缠绕的地方。

  教育,我的镜头永远不舍的主角。(阿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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