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网络 作者：孙慨）
胜利之吻 人们之所以对《共和军战士之死》、《胜利之吻》等 摄影名作到底是即时抓拍还是事后摆拍争论不休，是因为深知同样的一幅 照片，不同的获取方式所体现的最终价值悬殊巨大。真实性是所有艺术门类的基本渴求，对于摄影，这种真实不仅体现在对可见的现实世界的技术还原，同时也表现在以艺术的手法表达的生活本质的真实。但是假照片的概念认定，在学理上还是专注于新闻、 纪实和民俗、文献等以追求原始和自然真实为当然目标的各类摄影中。因此，大凡传递了错误、虚假的信息和经过人为篡改、修饰而误导了受众的照片，都可以称之为假照片。
共和军战士之死 1840年，当巴耶尔因摄影术发明人的桂冠被达盖尔摘走而在愤怒之余拍下自己假装溺水而亡的半裸照时，摄影史上的第一张假照片即已产生。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摄影受技术和设备之限以及人们对它在获取现实利益上的功能未知，真正的假照片并不普遍。在当时，人们认识的摄影上的“作假”，都是围绕着绘画的原则以谦卑的心态追求“艺术”的结果：它们不追求表象和直观的真实，相反以拼接、剪贴和蒙太奇的手法刻意造就一种非表象的艺术真实。但是很快，这种纯粹用于艺术创作的手法被富有心计和贪欲旺盛的人们用到了以原始真实为操守的纪实影像中。1863年7月，美国摄影师亚历山大－加德纳用搬运尸体和放置自带枪支的手法，拍摄了著名的葛底斯堡战役中那幅著名的《狙击手归宿》的假照片。此后，随着曝光时间达到千分之一秒以上的焦平面快门和纸质卷状胶卷在19世纪末的先后出现，特别是1925年，笨重的照相设备被小巧轻便的35毫米徕卡相机所取代，这些技术的革新为摄影师捕捉稍纵即逝的运动画面、不可预测的重大新闻和难得一现的惊险场面提供了条件。随着摄影记录现实的功能被开发，人们依据摄影创造更具影响力和震撼力的影像的欲望也被提升；加之摄影逐渐参与到战争、灾难等一系列严酷的地区和国际性政治事务中的成功实践，摄影在原先追求艺术身份之外，开始寻求参与现实政治和社会事务的能力。20世纪初，现代大众传媒业开始兴盛，1911年发明的滚筒式轮转凹版印刷机使照片通过报刊传播成为可能。至此，传播业的介入使摄影之于现实世界的社会干预功能日渐突出。二战爆发，摄影作为政治集团宣传战中的一件武器，其干预现实的功能更多地呈现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面；同时，一定的权力机构和政治集团对摄影尤其是新闻、纪实类摄影作品意志的操控，愈加鲜明；真正意义上的假照片的历史也由此发端。20世纪中叶，国家和地区间的冲突、纷争以及利益剥夺都借助日趋成熟的新闻传播业得到放大和呈现，媒介成了国家意志的体现。时至20世纪末，互联网和数码技术在世界范围的广泛普及，使“传播即世界”几成事实，而影像传播的比重已经占据天平的重头。摄影在参与影像化社会的营造中，其地位和作用比之100年前有了巨大的飞跃，然而其被利用和被奴役的程度也在加深，现象也日渐普遍，假照片的频频出现只是其中一例。其特点是：以艺术、准艺术和技术的手法，追求一种貌似通过纯粹的技术手段获取的原始真实。 假照片的类型，大致有着这样几种：无中生有，移花接木，人为摆布，事后篡改。 除此，还有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假照片是本质虚假的照片。它并不限于照片的类型，如整体虚假状况下的局部真实、细节真实；以及因文化、民族和宗教差异而在摄影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文化歧视和意识形态偏见，从而导致影像的内涵[FS:PAGE]虚假。 不管是怎样的类型，所有的假照片，又可以分为事前“制造”和事后“修改”这两种方式。假如说通过事前“制造”获得的假照片，或许还存在摄影师对一定的规范、准则和影像价值标准的无知或刻板遵从所导致的无意之错的话，那么，在事后通过各种手段而“创造”出来的假照片，无论有着怎样堂皇的理由，其实都存在着为达到某种利己目的的故意。然而就危害而言，事后可见层面的、心怀忐忑、充满罪感的故意造假远不及那些在事前不以为然、堂而皇之的公然做假――尤其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严酷的政治气候里，权力的威逼和意识形态的训导使得摄影师将影像的真假观混淆、颠倒，以至于置身其中浑然不觉的集体无意识，如中国在1950年代的部分新闻摄影作品。 假照片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也可以划分为两个来源：一是国家意志以政治意识形态的方式强制灌输于媒体和摄影师，如希特勒御用摄影师镜头下伟岸且充满了正义感的纳粹军人、中国大跃进时期孩子坐在水稻上的照片；这其中也包括一定的利益集团为了某种具体、重大的目的而组织、参与的制假、造假，如陕西镇坪的“华南虎”照片。二是属于摄影师个人的私下之举，一般认为摄影师独立完成的造假行为都是其遭受名过度的利欲熏染的结果，其实不容忽视的还有：偏面的、不准确的影像价值观也是促使摄影师在“不够完美”的原始照片上，为追求所谓的视觉冲击力、和谐以及平衡之美等效果而私动手脚的重要诱因。 摄影的真实虽然并不等同于被摄物本身，但人们已经通过对照片的长期观看，建立起了影像与事实之间的距离关系。假照片的出现以及假照片现象的频生，则改变了这种关系并且有可能否定二者的固有联系。有人认为数码技术怂恿摄影师萌生了对原始影像作“合理”性篡改的冲动，但是将假照片的频繁产生归之于技术的便利是一种不公允的说法。数码技术为人们的制假行为提供了便利，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促使人们对原始图像实施不良篡改起到诱导作用，但根本的原因还是人自身以及随着摄影生态的改变而日显滞后的监管制度――毕竟，技术终究是为人所用的工具而不可能自主地危害于人，就像飞机作为交通工具是为人们提供运输便利而不是让实施阴谋的人用来撞击大楼提供服务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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