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仿与真实----------------[王诗戈]

2011-2-14 15:59| 发布者：| 查看：584| 评论：0

（来源：王诗戈博客作者：王诗戈）

摄影是对人类想象的证实或证伪。这一过程得以完成，主要借助于摄影的复制功能；而复制蕴含的无限多的可能性，也使摄影成为人类不断拓展其想象力空间的手段之一。

复制，植基于人类意识中固有的摹仿欲望，模拟摄影和数字摄影是人类的摹仿能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征。人类的摹仿欲望之所以能找到摄影这条宣泄通道，科学的演进是其必要条件。无论是模拟摄影还是数字摄影，都有着无可争辩的科学基础；另一方面，人类的摹仿欲望从来就是与诗性智慧形影相从的，摹仿不是铁板一块，它给浪漫的抒情预留出了足够大的空间。人类习惯于在“忠于事实”与“脱离事实”之间游移，在固守与突破之间徘徊，摹仿本身就是一种悖论的精神实践，因此也就有了摄影的科学和艺术的双重属性。其实，人类的想象力一直是在科学和艺术两条线上展开的——说是两条线，却多有缠结；如摄影，正是能把这两条线拧在一起的心智活动。不管一幅摄影作品具有怎样的艺术意蕴，科学品质是始终内化于其中的；进一步说，与其他艺术样态（如绘画）相比，科学属性对（作为艺术的）摄影的影响最为深刻，以至于较之十九世纪，摄影在今天呈现在外的面相已经完全改观。——“呈现在外”四字需要强调。换了副皮囊，魂魄还在，没有散。

人类对外部世界进行复制，不管是运用模拟还是数字哪种技术媒介，都服从于自身的摹仿欲望和想象体验。在人类的意识世界里，对“真实”能够做出描述是“真实”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将“复制”视为描述之一种，摄影就必然要与“真实”在人类心智空间中生出纠葛——集中体现在摄影的客观性问题上。

究其根本，摄影的客观性是对世界结构（包括空间、细节、时间以及诸种元素之间的关系）复制程度的高低。其中，事物细节的再现曾经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世人对摄影的客观性的接受。细节可能是凡胎的肉眼永远无从窥得的，或即使得见，也不过是惊鸿一瞥，无法留存。在这个意义上，十九世纪的摄影无疑是人类心智和眼睛的延展。人类发明望远镜，是为了无需双脚就可以走近远方；而发明照相机和感光材料，则是要把大千世界看得细些，再细些，把动体凝固起来细加打量，把静物的细微之处凸显出来。随着摄影术的问世，事物的细节以空前直观、明确的方式铺陈在世人眼前，深化或改变了人类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也促进了对于摄影客观性的迅速认同。一直到了巴赞（André Bazin）那里，仍然在说，依赖于人的不介入而获得力量的惟一艺术形式，就是摄影。
十九世纪的摄影，表现出对细节的浓厚兴趣，这是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时代精神相契合的。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画作赋予细节以力量，英国的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法国的左拉（Emile Zola）、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更是对细节描写不吝笔墨，这种对具体个体的注意，对写实主义的追慕，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科学意识。十九世纪时科学潜入文学的例子，还有很多，如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对白鲸头部的描写就是借鉴了当时颅相学的若干成果。现实主义文学创造出的虚构世界，由身边生活中无数的真实元素所构成。在绘画领域，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拉斐尔前派的作品通过细节，强化着观者的现实体认。当摄影一步步地渗透进人类生活中时，现实主义绘画正经历着臻于高峰的辉煌。现实主义艺术运动在题材选择上对艺术家形成了巨大冲击，宏阔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中的英雄人物被日常生活场景和当代事件所压倒——雅克·大卫（Jacques David）的《苏格拉底之死》与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的《簸麦的人》无疑是南辕北辙的两种思[FS:PAGE]路。隐匿于传统题材中的等级制度逐渐瓦解，一个更为鲜活、丰富的世界在艺术家的画笔下熠熠生辉，发生在绘画领域的“题材转向”在一定程度上为摄影师对现实进行日常记录准备好了“舆论环境”。所以，当达盖尔（Louis Daguerre）在1839年拍下街道上的那个普通人时，一切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更多的人并未质疑此类摄影题材的低俗平庸，而是回马一枪，掉过头来去抨击绘画的写实能力和细节表现能力。正是因为在细节再现上的优势，摄影缩短了现实主义绘画的寿命，为印象派的登场做好了铺垫。

写实在十九世纪一度成为潮流，既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诉求，也是人类摹仿欲望的一次集中爆发。在当时的艺术和科学两块领地，都留下了人类尝试摹仿的印迹；与此同时，摹仿也充当了连接艺术和科学的铰链。

这种摹仿，虽意欲逼近真实，却终归是人的一厢情愿。当年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许多科学家一道，致力于揭开人类精神活动的玄机，他们从可见的面部表情入手，去接近那不可见的“愉悦”、“哀伤”与“忧郁”。达尔文发现，在插图画家表现容貌时，手中的画笔总是被头脑中预设的形象所左右。这种夹杂主观想象的摹仿令他失望。他一度想通过包括摄影术在内的一系列技术手段去细察面部表情的种种变化，但马上就碰到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相机曝光时间过长，无法记录稍纵即逝的细微表情。于是便把研究重点放在了肌肉上面（研究的前提是：人类表情与不带任何偏见的动物表情有其一致性），认为是在“科学”和“客观”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一百年后，人类已经能将相机曝光时间作十亿分之一秒的切分，计算机成像技术也已经能把大脑神经细胞的活动拍摄下来，但当科学家们试图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觉时，却同样遇到了“稍纵即逝”的问题。上述例子所透显出来的，是历史的惯性与韧性：人类的摹仿欲望依然如故；摹仿者即便以客观性为摹仿的初衷与旨归，也总是躲不开一系列主观因素的影响，人类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始终裹着一层美学的面纱。

最后需要说明，在“数字复制时代”的艺术领域，摹仿的含义变得愈发宽泛了，已不单指对外部世界的摹仿，它也包含运用数字手段对艺术品原作的摹仿。只要对一幅数字影像进行复制、粘贴，就可以完成一次至少在肉眼看来是毫厘不爽的摹仿行为。摹仿欲望如此容易得到满足，导致了摹仿行为的泛滥。原作与复制品之间的认知界线变得含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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