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昭然 ——读党双载党海燕自传体小说《逆旅》

 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开始的，而党双载先生不幸的是，赶上了“文革”的前奏即整风反右和社教等系列运动。党双载被陷入政治运动的旋涡，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和见证人。1960年4月，劳教农场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分子帽子，还依然让他在农场继续劳动教养。同年10月，又被解除劳动教养，留场就业。1963年2月，他提出申请，要求回老家务农。原法定保留公职，被视作一句空话，一气之下，他去原单位要求退职，单位领导认为，党双载回家务农，未征得他们同意，拒绝办理。他被人家当皮球似的踢来踢去，党双载想彻底摆脱政治的困绕，却无法逃脱魔掌。

  自传体小说是文学艺术作品，又是记实性的珍贵文献。《逆旅》，不仅细仔入微地刻画了主人公的思想、情感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同时忠实记录了作者身旁的人和事。1961年，苦命的赵鹦哥，因丈夫病逝，逃避饥荒，携带两个女儿，从甘肃一路行乞，来到陕西关中的杏林堡。经好心人撮合，被生产队近五十岁的老光棍饲养员聋子收留。咸阳地区社教工作团，来到公社展开“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先遣队的工作组，将盲目流入本地的妇女遣反。聋子夫妇焦急地象热锅上的蚂蚁，找到大队书记韦存石下跪求情。韦书记显得沮丧和惴惴不安，他同情聋子一家人，顶着压力，冒着危险，向工作组替聋子老婆求情，被工作组扣上“严重的政治、阶级立场错误，包庇、纵容敌人”的罪名。三天后的一个夜晚，为村民们忙碌了一辈子的韦书记，在家里上吊。亲朋好友连夜借木板做棺材，赶天明打墓穴，安葬韦书记前，社教工作组人员，在韦书记尸体上贴了一层白纸，纸上用墨汁写着：“顽固不化、死不悔改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韦存石”。

       以善良人的视角观测，“文革”和“文革”前夕的系列政治运动，相当于法西斯扣押犹太人的集中营；“文革”的的确确是中国的一场浩劫，是人类的灾难；与法西斯集中营不同的是，敌人是本国、本族的人。“文革”是世界上罕见的内讧、内乱、内耗、自残！真是祸起萧墙、祸国殃民呵！“文革”是历史上第二次“焚书坑儒”，把中国优秀的文化破坏了，把中国的人才逼上了绝境；“文革”剥夺着国民的生存权、政治权、思想权、教育权、文化权；“文革”愚弄着百姓，严重侵害人民的利益！是扼杀湮灭人性的历史悲剧！

        用沉默、自尽或装疯卖傻，都是对愚民政治系列运动的反抗、嘲笑和无奈，但是用文字、图象记录历史、见证历史，是最佳选择。人类有两件最厉害的武器，一、枪杆子，二、笔杆子，用文字、用事实，将真实的事件曝光于天下，请天请地请真[FS:PAGE]理做公正的评判吧！党家父女写的《逆旅》是争取和捍卫人权的武器！

        人的命运往往是喜中藏悲，祸里有福，它的原理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党双载在苦难中岂敢奢望幸福生活，然而柳惠贤，成为他今生今世的至亲至爱。党双载从马栏劳改农场回村务农后，与家庭贫寒的柳惠贤相识。我们来个换位思考，可以理解当时“右派”的心里，别人不嫌弃戴帽子的“右派”，“右派”们自己早已神经质地懊恼“右派”这个“头衔”了。不懂政治的姑娘柳惠贤，从不计较什么“左”，什么“右”的，不是她犯傻，而是她拥有乡村人的质朴和善良。这叫党双载吃惊又感恩，泱泱大国在受难之中，要让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性，来容忍？来负重？来消化？

 柳惠贤相貌俊俏、性格开朗，要强、勤劳、爱干净。由于柳惠贤从小住在简陋潮湿的屋子，患上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逆旅》记录着政治的斗争，很长的篇幅，写的是夫妇俩与病魔的斗争。连饭都吃不饱的年月，哪能进医院看得起病。一次，柳惠贤病危，脑神经错乱得说起胡话来：“李大夫，不要给我输氧，我家穷，输……不起……”。党双载把法子想尽了，用尽了。他曾把媳妇送到铜川姑姑所在的医院治疗，无效；病情继续恶化，朝村里亲朋好友借钱，把柳惠贤送到西安，被省中医研究院判了死刑。农历腊月二十三，农村人俗称“过小年”的日子，柳惠贤怕拖垮全家，坚决要求出院：“就是死，也得赶二十三回到家，死在自己家里！”柳惠贤的弟弟裕民拉着架子车，到三原火车站接姐姐。架子车驶进县城东门，一路滚过油坊道、盐店街。经过“丁”字街西头的县百货店门口时，躺卧在车厢中的柳惠贤，突然挣扎着，战战兢兢，翘起头，朝弟弟裕民喊着“停一下”。转过头，对丈夫吃力地说：“我棉衣口袋里有布票，你拿出来，给娃扯过年衣服去！”从来舍不得花钱的她，声音很弱，但语气坚决，无丝毫犹豫商量的余地。党双载心中惊诧，迟疑了一下，还是顺从地照办了。丈夫从柳惠贤的口袋掏取布票时，又听她说：“扯三尺花布，给老二做个花护衫；再扯三尺军绿、三尺蓝布，给老大做一身！要过年了，只要我这口气没断，就绝不让孩子过年短精神！”

 愚民的政治运动可以冤枉正直善良的人，可以给扣各种帽子，可以随便判刑；贫穷和病魔可以夺取人的生命，但绝对压不垮，灭不掉人的精神！“文革”期间，造反派把公检法都砸烂了，小中大学时常停课，党双载又穷又是“右派”，哪有正规深造医学的机会？为了争取生存权，逼着党双载自学中医为媳妇治病；柳惠贤也豁出去了，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接受丈夫的治疗。柳惠贤服着丈夫开的《十枣汤》，一次次危机，又一次次将他从生死线上拉回来.三十七岁的柳惠贤英年早逝，她用那股要强劲儿，用爱心，用苦难，塑造着不朽的美德！她是平凡而伟大的女性！

耄耋之年的党双载先生，他的老家正是他书中写的在三原县城中山街仓巷17号，曾被划为“小土地出租”，家园被卫校给占了。他只有落户到外婆家，外婆家在泾阳县龙泉乡竹园张村，也就是书中的杏林堡，党先生告诉我，清朝时，把现在的竹园张村叫杏林堡。“您在西安什么单位工作？”“在西安市统计局，当过调研员”。海燕补充：“是副处级退休干部”。“在单位您主要干过什么工作？”“在人口调查处二十多年，1982年，担任过西安人口办调码组组长”。党先生的大女儿叫党海鹰，比海燕大四岁，出嫁到长安鸣犊镇一户农家。海燕1981年第二学期，曾回到三原，在民治学校读初一，接着和姐姐在西安33中读书。她本人喜欢文科，父亲让她学理科，她背着父亲在师大学中文，所以有双份大学文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