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对比的价值认定--------------[孙慨]

（来源：网络  作者：孙慨）

   社会生活的复杂与丰富，为 摄影在形式与风格上的多样表现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为了记录时间的流逝带来的变化，尤其是变化所体现的社会进步，影像对比成为较为普遍的一种摄影类型。福州人叶景吕从1907年开始每年到照相馆为自己拍摄一幅肖像，直至他1968年去世；这份坚持了62年的个人系列肖像，历经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三个时代；从叶景吕在不同年代的肖像中，人们看到的不单单是一个中国人的生存境遇， 照片恰当地表征了普通民众的生存历史。其社会意义与学术研究的标本价值，远远超过了个人留念，也超过了摄影本身。而浙江摄影记者徐永辉坚持60年跟踪拍摄农民叶根土一家人，则成为另一种历史切片；从1950年解放初期衣衫褴褛的一家人在破屋残墙前的合影，到六七十年代家庭状况的逐步改善，八九十年代的家庭经济发展直至21世纪初，徐永辉和这家人通信数百封，到访200余次。女儿出嫁、儿子复员、孙子系上红领巾、曾外孙女上大学，以及橘子丰收、盖新房等等属于一个家庭的大小事件，他都做了不厌其烦的连续跟踪拍摄。由最初的无意识到随后漫长的坚持，徐永辉精心采制了一件由时间凝结而成的影像标本，罕见，也异常珍贵。

   只要能够保持足够的耐心和热情，即可针对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作超越常规期限的记录，并坚持使用大致相当的摄影手法和摄影类型；当这样的摄影在整体上成为单纯的一件作品时，便具备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与深意。

 

《布朗姐妹》，1975 新迦南，拍摄 尼古拉斯-尼克松

    比较而言，美国摄影师尼古拉斯-尼克松拍摄的《布朗姐妹》，体现了明确的计划留存意识。从1975年到2007年，他利用自己作为四姐妹之一的丈夫的身份，每年为她们拍摄一幅合影。位置排列不变，景别也相当，季节相同，姿态也雷同；不同的是岁月留在女人们脸上长长30年的深深印痕。他特别注意突出 人物的眼神与表情，对镜头的正视也强迫着观看者对素昧平生的四姐妹各自30年人生的正视。摄影在这里将每一年、每一天都在流逝的生命做了年度的分割，也将每一年的代表性瞬间做了选择，这种选择包含了摄影师对被摄者之间微妙关系的变化的理解。

 

《布朗姐妹》，1976 哈特福德，拍摄 尼古拉斯-尼克松

     相比较于那些以一幅或者同一时态下的组照，对某人或者某些人物的生活记录相比，这种由连续与跟踪拍摄同一对象所获得的照片的特点在于分散的集中。如果说单幅肖像是对某人个性、道德观和学识水准的高度提炼的话，那么这种以长时间对同一人物所做的固定方式的影像记录，则是将属于他（她）们的每一部分素质做了细致的分解，也等于是进行了一次全面意义上的整合。在时间的链条中，每一幅之间的最显著差异似乎只是年岁增长的印记，但细细观看，在年轻到年老的这种尽人皆知的改变中，蕴藏的其实还是包括个人经历、命运在内的无数细节；并且，这些素质也折射了个体生命之外的人类整体。

《布朗姐妹》，1980 格林威治，拍摄 尼古拉斯-尼克松

《布朗姐妹》，2007 科德角，拍摄 尼古拉斯-尼克松

    生命的每一刻都无法停留，六十分子一秒的速度闪过之后的容颜就再也不可能代表此前的瞬间。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那些刻进阅读者心灵深处的经典肖像，都是从被摄者生命里生生剥离的片刻，它有时候可以作为一个代表，但也可能成为一种错觉和误导；而连续的呈现却可以打通时间上的阻滞以及在理解上发生的可能偏差。在每两个瞬间之间存在的空白，不是通过阅读者自身的人生经验来替代，而是以照片本身的各自生发与延续的逻辑予以弥补。

     影像对比的更多类型，是作为后代人的摄影师或者艺术家通过观看数十年之前的某一幅或者某些老照片而萌生了搭建时间之桥的灵感。有的以老照片直接置于同一地点的新场景中且以黑白与彩色的分别显示差异，有的是两相对置作并列呈现，有的将人物召唤到原先的场景且以相同的姿态语言凸显岁月在人的精神世界留下的印痕，还有的是针对特定的群体以相同的排列组合方式获取新的合影，并以此达到对于历史的新的解读。这些新旧比照的影像产生的是一一对应的观看，比之前者在各个年代的连续记录，这是一种跳跃式的链接，可以让观看者省略过程直达目的。

    影像对比作为一种摄影类型，是一种类似于守株待兔式的“笨”办法，即以确定了的摄影手法和视觉表现方式、获取难以确定且意义多元的视觉表达。人物在容颜、服饰上的变化透露出来的社会风尚与时代意志残存的陈迹，可以视为物质生活进步的价值认定；然而对比观看施加于阅读者的却并不限于对岁月的感慨和对物质生活进步的认同，还在于对物质至上的心灵的影响。

叶景吕，1908年

叶景吕，1968年

 

    在这样的摄影作品中，形式感的新颖只是表象，内涵的深入才是根本。时间跨度的确定，不仅仅提供正向递进的顺序观看，还有顺序颠倒之后的反向回溯。由1968年的叶景吕逆向回望1907年的叶景吕，“返老还童”的假设性想象启发人们认识的是新与旧、过往与将来、压抑与宽松、忧伤与自足、禁锢与自由等等矛盾的对立与统一，是辩证思维产生的基础。同样，2009年TAM广场上的三个50岁妇女的合影，由同样位置、以同样姿态手握红宝书的三个十几岁小女孩的老照片的牵引，实现了二者的契合；影像追溯是对历史的别样解读，也是对人所共处的社会更贴近其运动规律与发展逻辑的深切感知。如同从电影的结局开始倒叙观看，这一过程填补了单纯正向观看的细节遗漏，并且强化了对事理逻辑的辨识。但与电影不同的是，未经虚构和导演的真实性将人性的脆弱、社会环境的残酷和个人命运的侥幸，作了去艺术化的直白处理；每一幅之间表象上的同与内在不同的交错，不仅事关个体，而是在喻示整体的人类历史及其演进过程——它将具体的、个别的生命自然而然地延至群体乃至广泛的人类。

    观看这类在直观视觉上颇具吸引力的摄影，真正的价值在于促进人们进入抽象的理性思考。人们发现：一些事关生命、社会历史以及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关系、社会个体在异常环境中发生变化的种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等重大主题，不再一味依赖于繁复的文字、可以触摸的史实遗迹或者历史的见证人；影像揭示的力量，无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