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郑云峰与玉树的故事

　　如果不是去年“4・14”玉树地震，知道玉树的人并不多，这块哺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的美丽土地，千年来一直静静地躺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上。中国十大民间文化守望人之一、徐州69岁的摄影艺术家郑云峰，在过去30年中，拜访过玉树二十多次。地震发生后，他第一时间赶到了那个令他无比牵挂的地方，并拍摄了大量现场照片。回到北京后，他在电话中讲述了他与玉树的故事―――

　　在我的镜头中，玉树一年四季都很美

　　玉树位于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大河的源头，是中华文明的源头。30年前，我就开始自费到玉树拍摄，在玉树待的时间加起来有好几年，拍下的玉树的照片有几万张。在长年累月的拍摄中，我与玉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并把玉树当成了第二故乡。玉树的地理环境独特，雪山、冰川、河流、湖泊、草地，各种地貌都很典型。在我眼里，玉树雄浑深邃，神秘古朴，有一种苍凉的美。这里地广人稀，高寒缺氧，藏族同胞一生下来，就得经受恶劣气候的考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殊的环境造就了玉树人坚韧刚强的个性。在我的镜头中，玉树一年四季都很美。春天，冰川融化，草场返青，牧人们挥鞭放牧；秋天的玉树，一片黄色，沉静中透着成熟；冬天的玉树，大片白色，有一种凝重庄严的大美；夏天的玉树色彩最丰富，蓝天、白云、绿草、紫花，纯净而且层次丰富，是我们摄影人的最爱。我一次又一次地去拍摄玉树，它让我魂牵梦萦。

　　那里有我很多淳朴憨厚的“老弟”

　　30年来，我在玉树结识了很多朋友。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和李可染的儿子李小可一起去长江源头各拉丹冬拍摄。当时，有一对藏族兄弟，一个叫才让闹吾，另一个是牧民达尔吉，他提供了3匹马7头牦牛给我们当交通工具。他们带上酥油炒面和牛粪，一路护送我们。由于我们是自费拍摄，钱不多。在途中，走到哪里，遇到哪一家帐房，就在人家家里吃喝，但藏族群众很少收我们的钱，总是热情地端上最好的酥油茶，风干肉，还让我们住在他们的帐篷里。在两位藏族兄弟的护卫下，我们终于拍到了距长江源头最近的姜根迪如大冰川，让很多摄影人羡慕不已。2009年秋天，我为了拍到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巡山队员的生活，专门跟着4位队员体验生活。虽然我们准备了充足的汽油和粮食，但由于气温相对较高，冰雪融化，道路泥泞，车子只好绕道山腰行驶，没能按时走出保护区。半途，在无人区，我们油尽粮绝，只好用卫星电话求救。在等待救援的5天中，我和4位藏族兄弟相依为命。我们把每天的伙食从三顿改成两顿。为了照顾我，藏族兄弟总是自己少吃点，比如喝粥，他们喝一碗，非要我喝两碗。他们说，我需要拍照片，不能饿着。而他们，则靠抽烟提神。这四个人名叫普措、郭小虎、巴丁次成、尼玛，都是三四十岁的康巴汉子，他们称我为“郑老师”，而我则把他们当成了“老弟”，尤其是经过了这样的生死考验后。

　　去年春节，我为了看看玉树的新变化，也为了探望4位巡山的藏族兄弟，特地赶到玉树过年。我住在巴丁次成家。大年三十，平常吃油煎饼的他们，为了我，特地包了饺子。正月初一，巴丁次成带我去结古寺朝拜祈福，还开车带我到文成公主庙祭祀。我拍下了藏族群众新年间歌舞升平的幸福生活。

　　我坚信，受伤的玉树一定能挺住

　　没想到，我回北京两个月不到，玉树就发生了地震。

　　2010年4月14日上午，我从广播里听到了玉树地震的消息，心里一惊，第一反应就是给4位藏族“老弟”和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旦周打电话，但电话要么打不通，要么通了没人接。那天，我整个上午什么也没干，就是不停地焦虑地拨电话。下午，几个人的电话都打通了，除了才旦周的岳母遇难，其他几个人都安然无恙。巴丁次成告诉我，因为当时是早晨[FS:PAGE]，他的母亲正好出来打水做饭，才躲过一劫。

　　我的心仍放不下。玉树，有我太多的记忆。我买了16日的飞机票到西宁，又连夜租车赶到玉树。

　　当时看到的玉树，像一个受了重伤的病人，面目全非。很多房子倒塌了，有的已完全夷为平地，我已找不到原先的路。巴丁次成家的小二楼，幸运地没有塌掉，但墙壁已开裂，成了危房。院子里，搭起了帐篷。虽然路上十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但此时，我的第一感觉不是饿，而是着急：得赶紧把这里的真实情形拍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的灾情，共同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玉树同胞重建家园。

　　我来到了格萨尔广场、牦牛广场，到处都是穿橙色服装的消防队员、穿白色服装的医护人员，几乎每处废墟上都有救援的队伍。在大片空地上，各色的帐篷搭起来了。生活在帐篷里的玉树人，并不慌乱。我找到了巴丁次成的几个亲戚，他们说，地震刚发生时，大家很恐惧。但后来看到全国这么多人来帮助他们，各地运送救灾物资的车辆络绎不绝，他们感觉自己并不孤单，心态也变得从容多了。

　　我在玉树听到最多的词就是“谢谢”，那不是客套，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凭着我对玉树同胞的了解，我坚信，受伤的玉树一定能重现以往的美丽与生机。(摘自《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