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女摄影师的“好摄”生活
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念。而生命中总有一种冲动，我拼命想抓住它，我愿意用艰难去换取快乐。——梁子 不论媒体还是书籍，在报道非洲国家时似乎都脱不开饥荒与贫困，却很难找到由中国人撰写的关于他们的历史和文学作品。而在旅行者中，就更少有人走进那些不发达的地区，关心那里人们的生存状况。 梁子，一个毅然辞掉工作，不远万里只身奔赴连外国记者也少有问津的非洲地区的中国女摄影师，她把自己“扔”进那里的小村落寻找自我、探索世界，用自己的文字和镜头记录着那独一无二的文化民俗，成了中国人的“非洲之眼”。 战地女记者 独闯非洲欠发达地区，这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较好的身体应对艰苦的条件和强大的心理素质克服寂寞。而梁子所具备的这一切所需素质，都得益于她的军旅生涯。 在北京这种大城市中，16岁的人还被大家称为孩子，滋润在家庭的阳光雨露中。而16岁的梁子却走出了北京的军人家庭应征入伍，也许是天性使然，在陆军疗养院干了4年电影放映员后，她觉得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便主动请调到青海，做了一名摄影干事，开始了“好摄”生活。 但1985年，当她的家人刚刚为她办成回京手续时，不安于平凡的她却主动要求去老山前线，成为那场自卫反击战中唯一一名军中战地女记者。 好友舒大沅这样回忆：“多年前，我与梁子相识在中越边境的老山战场，那时，我是到前线采访的记者，她是在前线作战的军官。梁子本来是青海省军区从事摄影业务的普通干部，过着远离战争的和平生活，却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调到了参战部队，在作战指挥部的政治机关里负责拍摄实战照片，并承担着宣传工作。她当时正处于青春年华，留着男式发型，性情活泼、容貌俊俏、身手敏捷。经常能看到她冲上被炮火覆盖的前沿阵地，出生入死地执行任务。在我眼中，她把中国女兵愈危险愈美丽的战斗形象诠释得淋漓尽致，也因此成了备受瞩目的传奇人物。第一次与她交谈是在一个可以容纳数千人的天然大山洞里，作战指挥部就设在其中，一间简易的木棚就是她的临时住所。在那种情形下，我们的话题不是战争，而是艺术与人生。从这次谈话开始，我就有预感，她会突破简单的英雄境界而走向更远大的前程。” 正如舒大沅所言，这次战争中，梁子荣立二等功。1987年，她因为在战争中不畏艰险，又入选了全军英模报告团。回到北京后，她不再是那个默默无闻的电影放映员，而变身成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接踵而来的几个月是上百场的报告会和无尽的鲜花与掌声，“英模”的光环让梁子感到不是真实的自己。于是，她放弃了保送高校深造的机会，独自一人奔赴西藏部队，连身边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她又开始了新的旅程——为边防战士拍照。 从羌塘草原到珠穆朗玛峰，世界屋脊上撒下了她寻找艺术灵感和人生真谛的虔诚足迹。又是两年春来时，她已踏入了婚姻的殿堂，并带着高原上的收获，脱下军装，进入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深造。转业后，梁子成了北京一杂志社的记者，其间发表的22万字的自传《一本打开的日记》，是她为迎接新生活，将过去的辉煌写下句号之作。无心插柳之举，却引起了国内读者的关注，随后，日文版也在异国上市，受到日本《读卖新闻》的好评。
非洲独行侠
然而，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不是梁子想要的，很快她辞掉工作，又一次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我知道自己并不属于非洲，但我从小就通过三毛的《走出非洲》爱上了这片神秘的土地。在这里，我呼吸到了更新鲜的空气，更发现了自我，一个完全融合在大自然中的人群里的我。在那里我与当地人一样，不用披裹厚重的外衣，也无需涂饰遮盖的粉黛，尽情地享受来自大自然的恩赐，心都变得那么晶莹透亮。” 这是坚定梁子非洲之行的理论，而这理论来自2000年，一次像抽签般的旅途。跟随着命运的安排，梁子带着心爱的相机只身前往南部非洲莱索托东北部的塔巴姆小山村，与当地黑人一起生活。 “为什么不找个伴儿一起去？”也许很多人与记者有同样的问题，梁子的回答很简单，“那时我国尚未开通非洲旅游团，也没听说谁想去，所以就自己去了，并非故意独行。” 看过梁子文章和图片的人都会有种感觉，她所写的游记从不浮于表面，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串联起当地人的真实生活。图片中的人物毫无装腔作势的姿态，流露出的都是最原始的喜怒哀乐，仿佛生命的精彩回放。这些都源于梁子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旅行家，融入当地村民的生活，寻找真实的面孔。所以，她从不会像游客一样匆匆走过，浅尝辄止。第一次走进非洲，她就在这个罕有游客的落后村落里住了4个月，访贫问苦，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独家资料。 ■ 初来乍到莱索托 “第一次去的是南部非洲处于高原山区的莱索托，与电影中上身不穿衣服、燥热难耐的画面完全不同，刚到时感觉有些失望。但随着相处时间越长，和他们的感情越深，我观察的视角就变了，看到了许多与城市生活不同的文化习俗，总之不虚此行。” 虽然现在距她几次的非洲行已有时日，但在梁子的记忆中，那里的故事还恍若昨日般历历在目。 非洲有50多个国家，来到莱索托纯属偶然。机缘巧合，梁子通过朋友认识了莱索托的酋长，而酋长恰是国王的叔叔，所以第一次的非洲行，梁子“攀”上了皇亲国戚。梁子说，当地人在她去之前从没见过外国人，他们就像旅行前的自己，对对方一无所知，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中国在哪？”梁子就比划着向他们解释中国和莱索托在地球上的位置，然后所有人都说：“中国人都倒着走吗？” 4个月过去了，梁子归国，湖北洪湖之滨成了她潜心撰写非洲书稿的地方，2001年9月，《独闯非洲高山王国——一个中国女摄影师在黑人村落的生存纪实》面市。书中记录的故事让人大开眼界，又一次无心之举，她成了中国第一个介绍莱索托的女摄影家。 4个月的非洲生活让梁子发觉，我们对非洲不够了解，他们对我们知之甚少，这些都因为缺少文化沟通的使者。从那之后，她打消了以前只是去看一眼非洲就完成心愿的想法，十年间，先后又走进西非灌木丛林中的国家塞拉利昂，红海边的小国、年降水量仅有20毫米的厄立特里亚，非洲中东部、经历过和卢旺达一样大屠杀的小国布迪隆等等，算上刚刚去过的苏丹，她已经是九闯非洲了。不论到哪里，她都细心观察当地人的生活，主动与他们沟通，所获得的则是从未有过的经历——目睹女性用鞋油护肤、长达八年的婚礼、家中埋死人…… “在布隆迪我见到了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梁子说，“那里的人很穷，有些人甚至没有耕地，他们靠在泥浆里做罐子维生。尽管如此，他们干活时始终在唱歌，这让我感慨，原来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是有力量的女人！” ■ 拍照“三十六计” 众多的经历让梁子笔耕不辍，行摄不止。2004年，《房东蒋先生》获得了中国电视学会年度最佳电视纪录片大奖，第49届爱尔兰科克电影节、第47届德国莱比锡国际纪录片节、美国INPUTD电视节、2005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节也选此片为特选纪录片展播。面对荣誉，梁子依然像当初被评为“英模”时一样，淡然处之，继续自己的旅途。 光鲜背后，梁子在旅途中也遭遇着困难与危险。对摄影师来讲，最大的困难莫过于不能拍照，而在非洲落后地区，这样的事情非常常见。 厄立特里亚是个沙漠国家，当地人从不愿把照片放在公开场合，这种风俗一直延续着。据说以前有一位欧洲的女摄影家在屋子里拍当地女人，被一个孩子从门缝里看到，于是她被遣送到大使馆，并下了禁拍令。梁子听闻后，发现不能硬来，就开始和村民处关系，哪个有头疼脑热她就送去些中国药，或者用按摩来缓解病人的痛苦。 关系融洽了，但他们还是难以配合拍照，梁子又生一计——买羊。吃羊肉在当地算奢侈的享受，她便从当地居民那花高价买了一头，并让导游放话：“谁让梁子拍照，谁就可以去领羊肉。”一个半月之后终于收到成效，一些村民主动提出让梁子拍照，她终于得偿心愿。 经常拜访村民、多交朋友、赠送药品的“自来熟”的套近乎方案梁子屡试不爽，但也有行不通的时候。穆斯林村庄就有不让给女人拍照的风俗，还有塞拉利昂神秘的成年礼也禁止拍摄，成年割礼这种只有非洲现在还延续的风俗外人很难接近，这些让梁子非常惋惜。 ■ 感受寂寞 享受孤独 赠送药品虽然能解决当地人的痛楚，但有一次却让梁子自己没药医治。旅途中，梁子生病在床，随身带的药品都被用来给当地人治病了，她毫不犹豫地采取当地人的土办法，治愈了疾患。梁子说：“和陌生人打交道是我的爱好，我很信任当地人，旅途中也从没遇到过骗子。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应该有一种信任感，而这种感觉也从没让我吃过亏。” 对于自己的安全问题，梁子有独到的见解。“保障安全最好的办法是别太多地游走，至少在一个地方待一段时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和炫富都会增加不安全因素。我通常喜欢去村庄和居住在当地人家里，而非游客众多的地方，这也是出于经济和安全的考虑。村里人朴实，流动人口少，大家相互很快就认识了，尽管封闭，但比较安全。其实，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孤独感。” “在非洲欠发达地区，缺电缺水是常有的，更不用说通讯设施，再加上语言障碍，时常到了晚上会无所事事。我原来喜欢热闹，特别怕寂寞，所以一开始会受不了这种生活，实在忍不住了就上山用中国话喊一喊，唱一唱中国歌。现在我感觉旅行让我习惯了安静，甚至很享受这种孤独感。有时候我会找老人聊天，他们或许没文化，但他们能够记住很多东西，我就会把他们所知的资料记下来，通过聊天，调查、推测村庄的历史，这些都是宝贵的财富。而这种发现、研究和琢磨对我来说特别有意思。” 新金融记者 郑宝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