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和摄影，它们都很感性-[任悦]

与陈小枚对话：人类学和 摄影，它们都很感性

    　参与PhotoCamp14作品放映的陈小枚，背景很“复杂”：她本科学英语，毕业当了六年老师，随后跑到暨南大学读了新闻学硕士，紧接着远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学了人类学，获得了人类学硕士的她，原本已经拿到奖学金，可以攻读博士学位，她却又拐了一个弯儿，去俄亥俄大学读了视觉传播硕士。现在，陈小枚旅居在华盛顿，是个自由摄影师。

　　有三个硕士学位，并且是三个有趣的学科，彼此之间还脉络相连，她真让我钦羡不已。

　　不过，Photo Camp14上，观众对她的作品《蒲竹纪事》却并不十分买账，在我解释了她的学科背景之后，大家更好奇想知道陈小枚的这部作品究竟是从怎样的角度把视觉传播和人类学结合起来，甚至是，她在拍摄这些 照片的时候，是否有一个人类学的企图?而我比较关心的则是，那个摄影界一直嚷嚷的，用人类学的方法拍摄 纪实摄影的呼吁，究竟是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思路，两者的交叉点在哪里?

　　这个简单对话对我的启发却很大，尤其是第四个问题，看了她的回答，我顿时感到自己又在不知不觉中犯了“二分法”的错误，看待学问的态度非常僵硬。是啊，人类学为何就不能感性了呢?学术研究怎么就必定“毫无感情”?

　　我想，大概正是因为头脑里的这种“无疆界”，小枚才得以一直纯粹地跟从着自己的好奇心，在几个学科之间游走。

　　感谢小枚抽时间回答我的问题。

    1. 当年为什么会研究生去读人类学?

　　我换了三次专业。每次换专业都是自私的选择：贪玩儿!我喜欢到处玩儿，每去一个地方，都喜欢到游客不去的地方，住在陌生人家里。如果语言不通，和当地人的交流就是微笑和肢体语言。一个在美国上学的朋友知道我的癖好，说你这样旅行，像搞人类学的。然后建议我学人类学。当时我根本不了解人类学。找了些书来看，发现这学科还真有趣儿。能把工作和玩儿结合在一起，很合我的意，所以就到科罗拉多大学学人类学。

　2.后来呢?怎么又去读了视觉传播?

　　视觉传播是一个意外。读人类学的时候去旁听摄影课。授课老师是《纽约时报》摄影师Kevin Moloney。他和他父亲Paul Moloney(也是摄影师)认为我该做摄影。当时，我天天被夹在人类学理论派系纠纷中，有点厌烦，也觉得摄影更好玩儿。就冒了个险，放弃了博士奖学金，改行鼓捣摄影了。

　　摄影，就像你博客主页上方的“名言”说的那样，带给我许多奇遇，为我开了很多扇门窗。上星期在纽约，陈本儒(Alan Chin)质问我，如果做摄影不是为了改变世界，或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为什么做摄影?!我有点惊奇他居然相信图片可以改变世界。摄影于我，常常是探索世界(不是猎奇)的媒介。我从没有雄心勃勃地想通过图片来改变世界。这可能是我和陈本儒，还有其他战地摄影师以及摄影记者的不同之处。

　　3.蒲竹的故事是不是你把这两个学科的知识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实践?

    我做蒲竹的故事，有人类学的影响，因为每个摄影师都不可能摆脱他/她的学科背景的影响。我还没开始做摄影的时候，读过人类学家William Hinton的“Fanshen”和 “Shenfan。”Hinton在中国山西潞城县张庄做人类学田野工作，跨时30年。虽然并不是每年都去村子做调查，但他能够通过一个村庄的三十年，来反应中国的当代历史文化的一个侧面。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也是通过一个小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来反映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现[FS:PAGE]实的一个侧面。这是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

　　我决定拍摄纪录蒲竹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William Hinton和费孝通。希望能长期拍摄蒲竹。在拍摄的过程中，所看、所听到的人事，常常会让我想起或反思人类学里的一些理论，比如，Sherry Ortner的Practice theory和 Foucault关于权力(power)的学说。我在拍别的东西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可以说，摄影把我以前在书本上读到的抽象理论变得具体。人类学理论也把我的视野拓宽了一点。

　　但蒲竹纪事不是视觉人类学。至少目前还不是。而且——究竟什么是视觉人类学，似乎大家都还在摸索。美国有个别大学的人类学系会提供视觉方面的培训，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一间大学把视觉人类学当做专门的分支学科来教授。它充其量也只是文化人类学里头的一个“side dish”。

　　我会在拍片前后会思考拍什么，为什么拍，怎么拍，但在拍片的时候，从不会刻意去想理论，或寻找“指导思想”，基本是根着感觉走，尽量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拍，多拍不同的内容。有了内容，再考虑编辑和叙述结构。

    4.摄影的感性表达和人类学研究的理性思维两者之间会不会存在冲突?也就是说当我们努力把照片拍得好看一些的时候，或许会使得它在人类学上的文献和科学价值遭到侵蚀?

　　人类学研究是否真的很理性?这其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何定义科学价值?这也值得思考。

　　如果人类学者为了让读者了解某个民族的一件服饰或劳动工具的摸样，一张直白的产品照片就足够了。过去很多人类学者就是这样做的。但人类学的领域很宽，并不限制或停留在纪录古老文化、边缘文化等，不停留在单纯的纪录上。近十多年来，人类学届一直在反思本领域的研究思路、方式、方法、对象、目的等。学科内新、老派的争论很多，有时他们的争论甚至是过激的、几乎是非理性的。

　　受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类学学者有一些不同于传统的田野调查。他们不但把研究对象从传统的“落后”或原始文化生态扩展到现代发达社会，比如现代中国经济界的精英，比如美国的监狱，比如纽约的社区。他们的研究思路也和传统的人类学纪录有些差异。他们怀疑所谓客观的研究，认为客观和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再现(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只是一个神话。他们很鲜明地借用、乃至创造理论来解释社会现象，有的还会基于他们的研究进一步向社会、ZF呼吁改变/革政策。老一辈的人类学者认为年轻一代的观点和做法有点危险。新一辈的人类学者圈内里也相互争论。这些争论，有时候像“鸡同鸭讲”，各说各的，谁也说服不了他人。还有的人，竟是为了争论而争论。

　　也就是说，人类学本身是很主观的，也可以是感性的，甚至可能会是空洞的。

　　摄影也是具体、感性的，但也可以是抽象、主观的。拍什么，怎么去拍摄，拍到什么，之后决定用什么图片，怎么编辑或组织图片，取决于很多个因素：拍摄者、拍摄目的、拍摄对象、受众等。一张讲究构图、用光、色彩、情趣的照片可以有人类学意义，但也可能只是一张好看的照片而已。而照片的意义和价值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和情景下又很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很难轻易下结论说摄影的感性表达会和人类学研究的理性思维有冲突。

　　5.蒲竹你打算拍多久。这部作品你想要谈一个什么问题。你想象的最终成品应该是怎样的?

　　蒲竹对我有更像一个私人专题 (personal project)，因为它是我母亲的出生地，我小时候曾经在那儿度过三个暑假。所以我的拍摄角度，有时像是半个“自己人”往里头看，而不是纯粹的局外人的旁观。但我也不是真正的“自己人”，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完全是局外人。不管怎样，我想以一个局内人加局外人(insider-outsider)的[FS:PAGE]双重身份观察一个山村的演变。

　　蒲竹的变化是惊人的，但这种变化又不是突变，而是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渐变。离开故土很多年后回头看，能强烈感觉到她的变化。很多在村人看来平常的东西，在我眼中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符合。比如，一面墙上并排贴着西方电影明星、中国传统园林图片、观音画像、***画像和卡通图片 。这对当地人是一种装饰。我却由此看到，中国人日常生活里充满了许多相互矛盾(或看似矛盾)的政治、文化因子。这恰好印证了Sherry Ortner的Practice理论。但这或许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别人对这面墙会有很不一样的解读。又或许，试图解读这面墙的我，是over thinking。

　　至于蒲竹的变化说明了什么问题?是好还是坏?我想谁也不能轻易地下定论(make a statement)。摄影不是理论研究，不是提出问题然后**。摄影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些问题，让观者自己思考?每个观者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思考方式和看法。而我在拍摄的最初阶段，更不敢做任何结论。

　到目前，蒲竹一共拍了四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如果没有意外，我希望能一直坚持拍摄蒲竹。每年在不同的季节在那儿住几个星期。也希望能拍更多那些搬出山旮旯，住在城里的蒲竹人。

　　最后的成品应该还是现在的模式：一个网站、一本书、一个视频。

　6.有什么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或者是项目)是你觉得值得推荐给做纪实摄影工作的人的?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常常是带着理论做田野调查——必须学会当地人的语言。不论是传统的研究方法，比如Hinton、费孝通，还是后结构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者，都必须与研究对象共同生活(住在这个社区)，在这个期间，在当地人的帮助下观察、采访、纪录等。之后用所获资料来验证理论，或自立一家之言。所有的观察、采访、纪录、反思、研究的角度都建立在做实地研究(田野调查)前所学理论的基础上。表面看，做田野调查的人常被当地人(研究对象)看做“无所事事”的“游手好闲”之辈。现在好些，因为有了相机。拿相机拍照，人家觉得她/他至少还是做了点事情。

　　如果有时间，可以读读人类学和相关学科(历史、哲学、社会学)的一些理论书籍和人类学领域里的ethnography(不是民族志/地方志)。可以读读Michel Foucault，Sherry Otner, Anthrony Gidden, Fran Boas, Phillippe Bourgois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Geertz Cliford, Maurice Freedman, Emile Durhkeim, Li Zhang (关于城中村的研究)， Ted Conover (Newjack: Guarding Sing Sing)Evans-Prichard (《努尔人》)。

　　我在人类学届没有混很久，离开这个领域也有几年了，有些东西已经淡忘，新的多东西没跟上。所以我能提供的信息是有限的。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有人类学系，或许是一个资源。网络也是很好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