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多余的么？——访“隐形人”刘勃麟
| “隐形人”的这个称呼来自网络对艺术家刘勃麟的称呼，因为在刘勃麟长达6年（2005-2011）的摄影创作中，他始终在现场将自己涂成背景的颜色或图案，让观看者看不容易看到他，却又在每张图片中寻找他。这几乎成了一个趣味猜谜游戏。但是，刘勃麟进行的这个“游戏”的开端并不快乐，而是源自“无处可藏”的痛苦、“自己是否多余”的怀疑，对社会“纠结”的思考，在游戏背后，他希望人们感到一丝丝难以言表的东西。
采访：金玮 问：为什么会进行这个创作？ 答：当时就是因为我们艺术区要拆掉，因为有很多拆迁，奥运前开始到现在，朝阳区开始储备土地，很多艺术区都在拆，其实就是在于当时索家村2005年被拆，强拆以后我们这些人就说不能这样就算了，表达一下，从这里开始就是。
问：创作过程是怎么样的？ 答：我的作品往往都是以我的身体当画布，来画。助手画，美术上并不复杂，写实能力稍微强一点，最常8,9个小时，一般4，5个小时。 问：索家村的墙壁是第一张图？ 答：对，算是吧。 问：为什么用这种方式？ 答：就是想抗议嘛，既然你们不给我们所谓的艺术创作生存的自由，那我们就自己把自己消解掉。
问：消解是怎么理解？ 答：总之你自己都没有办法，你都没有理由，还不如自己把自己玩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总之没有什么活路了，不如自己把自己“算”了，就是这样。当时的想法真的是这样。无处可藏呀，真是没地可去呀。 问：那你觉得这是否是对现实的妥协？ 答：绝对不是妥协，妥协的话是另外一种方法，妥协的话我就趁早搬走，我就没必要还要表现什么。我当时就是要和你…没法说是什么，中国人都能体会到那种强权，我要和你抗争一下。
问：你最开始学雕塑，是隋建国的助手，怎么会转到摄影？
答：当时主要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和环境融合在一起，其实画呀，站在那里画呀，最终我得留点什么呀。你想，刚开始都是请人来帮我拍，因为我没有设备，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请人拍，但别人有事不能老麻烦别人，当时就把帮我拍片的们儿的相机，玛米亚，你卖给我吧，我自己来拍，光圈呀速度呀什么的。
问：玛米亚什么机器？ 答：就是标准的，胶片机，两个背一个67，一个45。然后就是拍，你得留点什么吧，你得留个纪念吧，证明自己在那里整过这个。当时没想过像现在这样网上发帖呀什么，当时就是想先把这个事儿整出来，你的心情无法平静的时候你喝酒，吵，大吵，总之那是一种方法，我的作品其实就是一种方法。 问：发泄有很多方法，为什么想用这种把自己涂成背景的方式呢？ 答：其实，我也有过这方面的思考，你比如说和我个人经历有关，有一段时间生活特别不好，研究生毕业以后就找不到工作，总觉有一个梦想，那时候我的最高理想就是找一个学校当老师，没有更好的职业，没有市场，01，02年没有什么艺术市场，其实觉得自由艺术家呀，特别没有什么。。。不像个事儿，我现在也就那样，我没有工作，没有人给我发工资，那时后没有感情，没有钱，什么都没有，觉得自己挺多余的，因为当时有140多个艺术家，加上助手什么二三百个人，为什么就我当时做了这样一个，大家都经历过那个拆迁了，那为什么我（做这个作品），可能和我之前有一段情感这块儿生活中的挫折、艰难有关系，觉得自己挺多余的，真是，不能说死都想过…我操，我挺优秀的，怎么混成这个熊样？老有这么个思考。正好找了这么一个发泄口，如果没有这个情感，个人的艰难，也做不出这样的作品。如果没有索家村这个导火索，我也做不出这个作品来，很多人问我，其实国外有人做过这样类似的作品，你是哪一年（做）的，我说我是2005年11月18号，16号拆的（索家村），18号做的（作品），（他们说）你比人家晚，你是山寨版，其实这个没法说，我有我自己的想法要表达一下，那时候我是做雕塑嘛，我操，做雕塑太难了，你想用做雕塑来表达这个情绪，我相信太难了，做一个头像？做一个人体？这种拐弯太多了。我觉得从我的艺术的体验、经验来讲，如果说我还有点经验的话，从我学得的技巧到感情的抒发，有时候是并行的平行线，你的情感和你的技巧有时候不搭界，有时候需要一个快捷键，突然间两个之间“啪”一个火花，那可能这个作品就是所谓，我画画的本事都用上了，比如我对选背景、构图呀，都是在美术里面沉淀积累起来的，同时有一种情感，抒发自己，关键是，同时抒发一种个人对社会的一种看法，一种体验，你通过你自己的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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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你抒发自己“多余”的这种感觉，在其他作品中也是这样？还是你的作品思路在不断变化的？
答：应该讲是在不断变化的，因为如果说我这个是抗议的话，他拆完就完了，你不可能住哪拆哪，那就是玩你啦，他没必要和你一个人过不去。其实我最终慢慢地想我为什么做了很多这样的作品，为什么反反复复在做这个，它肯定不是一个问题能说清楚的，或者一张照片我就解决了，你骂我？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一句？靠，我骂你十句行不行，就说这个意思啊，人总是在找那个平衡，最后发现我这个平衡永远找不平，到现在我觉得我也不是很明白，因为我在寻找过程中，我发现这不是我个人的一个悲剧，可能整个社会都存在这个问题，整个社会中比如说环境的问题，大字（指涂在墙上的字），这种洗脑，发展过程中社会中很多这种经历都能通过作品渗透出来。就是我做我作品05年那活儿啊，我是三十二三岁，那我之前所有那种社会体验，都会慢慢通过作品，那时候我就在询问，我觉得我自己挺好的，挺优秀一个人为什么突然间就无用了，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悲剧，可能很多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我会把放到整个社会中思考，从社会的层面中去思考这个问题。
问：我看了你的照片，我觉得你在地点选择上是有一定思路的，有一些是文字、标语；有一类是国旗，美国的中国的，还有联合国国旗是吧（不是，是欧盟）；还有著名景点，长城、天坛；还有比较神秘的地方，一般人去不到的地方，比如说银行金库；还有档案馆；还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地方，比如山西大院？（刘：不是山西大院，是中国庭院，有一个对联，一个香炉，对），还有歌剧院（刘：对，斯卡纳歌剧院，那帕瓦罗蒂，多明戈他们演出的地方，新年新春音乐会的地方），还有一些生产东西的地方，煤堆，木堆，大管子，所以地点类型很丰富，你在地点上是如何考虑的？ 答：首先，我作为一个草根，草根艺术家，我是一个艺术家，我对社会有反思，我站位的位置就是中国的一个草根艺术家，比如我在中国我会把和皇权之间的一种对比，很自然我会和它对立起来了，比如我去太和殿，我去天坛，祭天呀这种地方，我很不自然把自己放在那种，作为一个个体，自然人和它的一种关系，我去银行的话或者我去斯卡纳大剧院，我去的是皇室专区，我去想我作为一个本来不可能进来的人，我原本不可能在这里出现，我就来了，来了之后我就。。。其实我都是怀疑、质疑这些东西，人类历史，文化历史，人类文化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这种现象，天坛，大家划块儿地，然后找人盖成这么一个地方成为一个庙宇，作为一个自然人和文化成为一种对比，一种关系，这种消解。包括你说这种砖，我会对这种文化这种践踏，体制或者人们的习惯对文化的践踏，比如伐木场、城市化建设中自然就会把树都拔掉，煤，煤堆也是，生活中很多地方都会有一处纠结，还有超市，超市作品，比如说方便面。作为一个个体会找到自己的一个对立面，发现自己和它之间是有一种关系的，自然不自然会把自己作为一个平民呀，你去质疑你们之间的一种关系，比如现在你们去超市你们不知道该买什么，该吃什么，吃什么会有一种恐惧，和饮料塑化剂，蔬菜，所有东西你都不敢去想，所以生在当下，面对世界总是有一些忧虑，有一种纠结，有一种你作为一个人不是很释放自己的感觉，我的作品总是在慢慢表现这个东西。因为这种纠结是咱们中国人你总是会有一种纠结在你思想当中，你不纠结是你思想有问题，你可以没有忧虑地很快乐，但这种快乐会像傻瓜一样，不是吗？  问：一个人有一个创作的想法，有时会被自己灭掉，有时候会被自己的朋友灭掉？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答：我和别人不一样，我一般很少很朋友交流创作的想法，我的做法就是想起来就做，我有五个[FS:PAGE]方案一定选择最好的那个，把另四个灭掉。如果我这活儿没什么事干，我不会去玩，可能所有选项里面先做一个再说，我不会等着说“没有好方案先不干，等有好方案再说。”我属于实干型的，不属于等待型的。很多艺术家都觉得自己做得是垃圾，我现在觉得自己做得也是垃圾，那我不做了？那不可能，那就没意义了。没有形式就没有意义呀。你的作品就是你的形式。其实你的符号，技巧，色彩，形式，构图这都是技巧方面的东西，最终是你要对社会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而且你的点在哪？社会就想一个盘子，那么你在盘子的哪个位置？这个很重要，不可能哪个位置都有你。真正的成熟就是我知道我自己什么干不了，我只能干我那一点。  问：其中有警察将一个人举着，还有警察捂着一个人的脸，这个作品是什么意思？
答：这个作品时2006年的春天，刚开春，还特别冷，因为我那年3月24号在798参加了一个展览，那是我在798的第一个展览，但是那个展览被封掉了，作为艺术家大家都希望自己哟展出的机会，创作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有一个展览，后来被封掉了，有穿制服的人来，这个不能展，那个不能展。完了之后我做了这个作品，我觉得挺受束缚的。我觉得这两个动作能释放出我当时受到的一个打压。  问：有一个工厂，有好几个人，站在工厂的墙线上，当时我感觉到的是工业社会对人的同化，一条标准，一条线。
答：其实那个工厂在现在佩斯那个空间，当时是在2006年的5月13号，一个展览叫“兵临城下”，当时我想借用这个空间做一个作品，当时就是原来的工厂什么样就什么样，包括上面一个标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些人）参加工作是在那儿，下岗也是在那儿，一辈子就在那儿了，我找了这么六个人，让他们消解在这个空间中。从我的感觉讲这是个人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本身，在那一刻会融在一起，文革时期的标语呀，包括刚参加工作描绘的那种蓝图，和你最终得到的都不一样，那批人现在55岁左右，什么都得不到，上学的时候没学什么知识，文革嘛，都玩去了，一参加工作，马上就下岗呀，集资买房呀，孩子上费自费呀，医疗不管呀，这代人，我觉得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像打了鸡血吃了兴奋剂一样，非要赶超这个赶超那个，赶超谁，谁也不用赶超，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不要）你自己都整不明白（自己）。
问：当时怎么和他们说这个事情？ 答：就一个个聊呀，一个个找呀，798有一个专门安置下岗职工的办公室，就找他们，5月13号展，我五一前，半个多余就找这几个人，和他们聊，理解我的作品，参与我的作品，你别说五十来岁的人把你脸上画成这样，就说我、你，我说服你也挺难的。我和他们说我的作品时有社会意义的，不是闹着玩的。说得有两三个都掉眼泪，因为这东西作为作品来讲别人的事永远是个笑话，一个故事，当真正摊到自己身上的时候，——癌症，你只要不自己得上永远是故事——他们真实的下岗一家三代住在这么一个筒子楼里，不到20平米的房子里，他们都是天天很真实地这样过日子嘛。这么聊聊，陪着他们掉掉眼泪，他们就会很认同我作品的这种深度，然后参加我的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