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摄影记者的深度化生存
| “我最为忧虑的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们融汇中西新闻摄影理念，逐步建立却并不完整的视觉价值标准再度模糊与降低。简单记录、缺乏主题、空洞无物、缺乏编辑、文不对题、镜头语言使用不当、下意识的牧歌化倾向、文艺腔、违反视觉禁忌……在各个层面上，都存在着问题。……到了必须重提新闻摄影自身尊严的时候了！”新闻摄影科班出身、当过大学专业教师，又在一线从业多年的大众日报摄影部主任、图片总监孙京涛在一篇题为《提一口气，说专业性》的文章中如是写道。
在孙京涛看来，在利益最大化的今天，媒体正在把包括新闻摄影在内的传播手段，异化为谋取利润的工具，物力成本与人力成本的控制让新闻摄影很大程度上沦为对简单事实的记录，让新闻摄影记者成为“摄影民工”，从而削弱了新闻摄影的主体性，在“第三次浪潮”风起云涌之时，新闻摄影的“二次革命”却远未完成。 于是，便有了他牵头组织的名为“三人行”的“摄影大师班”，有了南方周末图片总监李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任悦和东方早报副总编辑常河三位业内年轻专家，和11位多数比他们更年轻的媒体摄影记者共同经历的几日高强度、大负荷的教学相长活动，更有了一个关于媒体摄影记者生存现状与前路的共同话题探讨。 你在报社还好吗？ 这是任悦讲座里提到的一句话，大意除了孙京涛提及的“摄影民工”，还有众多纸质媒体或低成本运行或面临崩盘，以及新媒体攻势导致的摄影记者境遇惨淡。 理想是美好的，但现实依然残酷。 首先，问题出在报社内部。目前众多报刊对编辑记者的考核实行打分制。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末位淘汰的绩效工资制，有效地调动积极性的同时，这种易于操作、重量而非重质的考核，带来的负面效应之一就是包括摄影记者在内的报社员工更倾向于追求“经济效益”，势必伴随着他们职业激情的消失和成就感、责任感、荣誉感的泯灭。更有甚者，为了能够多上稿，制造假新闻、拍摄假照片。由此而来的，则是受众对新闻和新闻摄影的诟病和不信任。 其次，问题在于新闻摄影大环境。任悦近年来感到，娱乐化和急功近利的思想正在不断挤压传统媒体中严肃报道摄影的空间。她2009年8月撰写的一篇题为《媒体病与新闻摄影的死亡》的文章指出，“真正让新闻摄影遭受致命打击的威胁并不是数字化。”她认为，伽马、西格玛、西帕法国三大独立新闻报道图片社被转手出售都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那是业内人士第一次高喊‘新闻摄影死亡’的时刻，当时那只威胁新闻摄影死亡的‘狼’是媒体报道的娱乐化，如今这家伙仍在我们的业内徘徊。”与此同时，她沿用纽约时报对法国佩皮尼昂维萨报道摄影节总监让-弗朗西斯·勒鲁瓦的采访发言：“媒体已经越来越不‘严肃’……MJ（迈克尔·杰克逊）去世的照片，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工作压力决定了众多的媒体摄影记者无暇做更具深度的思考与报道，而娱乐化的大环境则让他们可能成为媒体这个高速运转的机器上没有主体思想的螺钉。
让深度成为方向
王远凌是大师班学员中仅有的两个自由摄影师之一，今年3月他离开工作了5年的重庆时报。用他的话说，“走出报社的那一刻，我感觉空气都是自由的”。在他之前，张晓2009年6月离开重庆时报，严明2010年12月从南方日报辞职……现在他们的身份都是自由摄影师。吸引他们辞职的是报社不能赋予的自由，还有越来越多国内外摄影赛事、摄影节和画廊为他们提供的可能的资金支持。 然而，这“不是个好事”，一位资深媒体人如是说，“都在艺术，民生谁管？！”再怎么说，“当摄影记者还能赚点钱，辞职后，未必能赚钱，搞得摄影会非常沉重，而且对摄影的发展不利。”对此，几位专家希望学员们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不要放弃自省意识，明晰自己的个人风格，进而做好职业规划。 好在随着信息由缺乏到过剩，新媒体崛起带来传播格局的巨变，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以传播信息为己任的媒体，意识到从数量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重要性。 以东方早报为例，在2003年创办之初，报社就制订了严格的出版质量考评制度，对报纸的质与量进行综合测评，稿件质量测评指标有独家性、市场卖点、社会影响、时效性、可读性、写作风格以及采访上的突破性等若干项。不仅如此，以华商报、潇湘晨报等为代表的新锐视觉媒体还有自己的深度记者，甚至深度部，而且深度报道的选题在与其他内容冲突时，其他报道支持深度报道已成惯例。 潇湘晨报视觉总监严志刚曾说，在晨报，一般记者都是打分，深度记者不打分，每个月完成两个重要题材报道即可。而且深度记者不意味着必须年龄大，有足够的摄影表现能力、思考能力和文字报道能力就好。 华商报首席编辑巩志明是报社考评组的成员，他告诉记者，华商报深度记者近10人，其中摄影记者出身的仅张宏伟和胡国庆。“他们的采访工具不仅是相机，还有文字能力、社会资源及专业积累。现在，‘报纸的生存=深度报道+独家观点评论’。”与潇湘晨报一样，华商报深度部不用打分，只要水平够，每月发两篇深度报道就OK。 那摄影记者们的理想或者说职业规划是不是就是进入深度部，获得更多成就感呢？严志刚的看法似乎很现实，“其实也不一定个个都做深度，比如能把突发动态做好也不错。”巩志明认为，深度记者意味着要有很强的文字报道能力，而这却是多数摄影记者不具备的。 深度也好，突发也罢，应对的一个重要问题都是所谓媒体的娱乐化倾向。面对此种境况，任悦选择了帮助摄影师与公益组织合作，凭借自己的信息渠道，为愿意继续从事严肃摄影的摄影师、特别是年轻摄影师获得拍摄项目及传播出口。 让个性成为自觉 或许恰好印证了深度记者需要很强的文字报道能力的说法，“三人行”大师班不可免俗地让各位老师和学员撰写了自己的交流心得。 李楠在题为《摄影：向头盖骨里狠狠地扔进梦想》的手记中写道：“对于一个摄影师而言，最有价值、最能够将他与众人区别开来，或者也可以说，唯一能真正将他自身凸显的，只有他自己拍摄时的主观意识！” 同样的问题，来自东方早报的王辰也意识到了：“由于一直干着日报摄影记者的工作，新闻事件发生后，自己的第一个想法往往是，报社需要些什么图片，而没有过多去想，自己到底想拍什么图片。” 新华社摄影记者沈伯韩总结说：“我们这样的年轻摄影师，在发展过程中，除了追求高度职业化外，还应时刻警惕职业化的另一面，避免落入媒体和自身所制造的窠臼之中。要保持对于摄影的那一点点“无知”和“纯真”，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不是技巧和思维定式，用照片而不是自己跳出来说话。” 聆听常河《摄影师的超越》讲座——在“知识积累、社会理解、生活经验、视觉表达、讲故事的方式和摄影圈以外的朋友”等方面实现超越，做“独立思考的时代观察者”——学员们真切地感到，要拍符合自身气质的照片，而不要回到媒体摄影的老路。 新快报副总编辑李洁军说：“年轻的摄影记者是中国新闻摄影的生力军，他们的知识结构、专业素质、综合素质极好，年轻化更是特点。”或许正是因为年轻，孙京涛说也谋划着将这些学员的作品单独结集成册、办展，让此次活动的举办地临沂见证这些青年的独立观看，让大家也铭记这次提醒自己立于时代、立于环境之上的自我观看。 在交流中互进，在督促中成长，“三人行”应该不是一时一地的活动，更应该是长久的信念和行动。（郑丽君/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