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让我们复制正义与勇敢——读李洁军《复制战争

    一 

    我很喜欢李洁军的这批“复制战争”摄影作品，但要认真回答“为什么喜欢”却并不容易。对我来说，很难简单地用童年的梦想、观念的转变或对战争文化的迷恋来诠释这批作品，对于个人诠释中的主观性我不无警惕。尽管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我还是希望好友洁军就是我解读中的那一个。

    以拍摄小兵人、小战争道具复制战争，有场景有焰火，有牺牲有胜利；更有历史上的真实战例作为题材，不是一般性的复制“打仗”，而是复制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重大意义或被产生过重大意义的战争，这可以是李洁军《复制战争》的基本表述。但是，他为什么要选择、复制这些战争？这些战争中对他真正有吸引力的是什么？在这种复制中真正获得的满足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可能他自己也未必想得很清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确对此有着强烈的冲动和执著的追求。

    我们先来看看在中国革命文艺中的战争题材。以关于战争的文学叙事和视觉图像建构与传播关于中国革命的话语权威，从而实现对社会资源的动员和对人精神世界的改造，这应该是对战争题材一种比较客观的表述。在这种主流意识的宏观制约下，细节描述和表现风格以及艺术效果的发展进步就是一部革命战争文艺史的主干。作为中共军队的第一位专职军事摄影记者和中共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的领导者，沙飞拍摄的战争摄影作品就是自觉地遵照政治党派的话语方式来建构其画面形象。他于1938年春天拍摄的《战斗在古长城上》是一组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一幅的画面是以指挥员与机枪手为中心，背景是绵延的古长城和起伏的山峦。从被拍摄者的造型、光线的运用、构图的完美等要素来看，这幅摄影作品在服装、武器到人物形象上都具有无可挑剔的样板性，它在艺术上的成功使之成为了极力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最有象征意义的完美图像。

    在精神上深受沙飞影响的李洁军必然会选择这幅作品作为复制的对象。他排除困难重返现场，在历史真实与当年的真实性虚拟（摆拍）和今天的虚拟性真实（重返现场）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为何如此花力气复制沙飞？我认为，李洁军在骨子里或在梦中仍向往那种豪迈气概。问题是，对于隐藏其后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真实性与危害性，他是否有足够的认识呢？

    从这里，我们可以逐步接近问题的实质。在革命战争视觉图像的样式和风格中，人们对于战争的性质、力量和前景有着坚定的信念，以致在图像的制作中大家都遵循着艺术审美的规则，都力图从正面歌颂被拍摄者、被图绘者。因此，战争的真实性、残酷性不能不让位于革命话语的宣传需要。但是，作为一位成熟的、卓有成就的职业摄影记者，李洁军形成了他独特的平实质朴、刚性硬朗的新闻摄影风格。他坚持人性立场和生活真实的底层视角，他对主流媒体意识形态的影像权力和国家主义美学保持着清醒的认识。那么，在复制董存瑞、王成们的时候，他的真实思考是什么？

    二 

    生活中的李洁军是一个精神上刚健豪迈，价值观念上正义善良的人。军人家庭的成长环境使他义无反顾地爱军队、爱战斗故事，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在精神上走向穷兵黩武之路，没有因此而变得在心灵上沾有嗜血的变态与冷漠。李洁军的复制战争与其对战争的讴歌和鼓吹，毋宁说是通过复制战争而复制一种属于童年时期才会天然萌生的正义感和勇敢精神。这是我想谈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不妨翻阅一下我们的童年记忆，在喜爱玩战争游戏、喜欢看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战斗故事片的精神向往中，在宏大意识形态话语之下真正对我们的心灵起作用的其实就是一种正义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勇敢精神。当影片中好人遭难的时候，我军和游击队终于赶来消灭敌人，那种拍手叫好的情景是我们最熟悉的。如果说情节上的战胜敌人只是一种必然的安排，那么在审美上战胜和蔑视敌人才是最令我们激动的。那时，我们最喜欢模仿说“我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然后“啪……啪……啪！”扮演敌人的一个小伙伴应声倒地。这就是我们成长的精神环境：在幻想中充满了正义的勇敢精神；勇敢不仅仅是胆大，同时也包含有正义的愤怒和审美上的豪迈之感。当我们把枪口对准坏人，然后在他们受到惩罚之前在审美上狠狠地奚落他们——这不仅仅是复仇，同时更是正义与勇敢精神的伸张。这种正义与勇敢的精神并不因意识形态的变化而转移，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武侠小说中常见的母题。

    但是，在目前的教育规范中，这种精神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的影响和重要意义常被忽视，以致于现在的青少年无论如何多元化、如何有个性，缺乏正义感和勇敢精神都可能是很共通的毛病。在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上，精神气质上的孱弱是一种很不利的因素，它使奴颜卑膝不再从审美上受到致命的奚落，使勇敢的品质从正义和邪恶的斗争中消失。
 回到李洁军的内心和性格，或者是回到我心目中的洁军，回到他所酷爱的复制战争，我想，如果以召唤正义与勇敢精神作为领悟他这批作品的路径之一，至少不会是太荒唐的。在审美上，复制的实质是什么? 起码有一种实质性的倾向，就是在内心的模仿和在精神上的锻炼。

    谈到模仿的问题，应该把柏拉图请出场了。关于诗歌，柏拉图认为诗歌提供的只是模仿的模仿，因而脱不了欺骗的罪名。更严重的是，诗歌煽动的是失去理性的情感，它使人们远离真理。尽管柏拉图并不否认文学艺术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但因为这种吸引力被大力排斥，所以它对建设一个合理的国度毫无用处。柏拉图毫不客气地把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在柏拉图看来，与哲学使人成熟相反，诗歌培养的是孩子气的情感，使人依赖孩子气的轻信。因而哲学家要远离孩子和女人。

    其实，李洁军的复制战争就是诗人之所为，他要我们回到童年时代那种玩打仗的精神氛围，要我们重新在战争中认识正义与勇敢的含义，要我们重新培养那种通过游戏精神而在心灵中生根的正义与勇敢。如果有人对这种诠释感到意外的话，也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我也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或最后的诠释。问题是在我看来，在一个正义与勇敢均成了最稀缺资源的社会中，任何一种以童年眼光实现的对战争的戏仿和复制，都可以在逻辑上使我们产生这种诠释的维度，都应该感受到现实的和概念上的逻辑使我们通过观看李洁军的复制战争，喊出这样的心声：让我们复制正义和勇敢吧，或者至少让我们装得正义和勇敢一点！

    三

    古人说礼失而求于野，可以说，在成年人的现实中已没有了正义和勇敢的当下，我们只能求于童年世界对战争的戏仿和复制。

    李洁军喜欢军队，喜欢和他的好朋友分享军队的经验，像他这种人现在很少了。在意识形态的话语模式中，军装永远是一件很有用的道具。曾几何时，一套黄绿军装加上一个军用挎包就是一代人梦中的青春霓裳，身穿黄绿军装、腰扎宽皮带、军帽下露两条牛角小辫的女红卫兵就是革命岁月中的青春女神。连环画《枫》有一幅画面令人难忘：身着军装的女红卫兵左手掀起头上的钢盔，右手提着卡宾枪，在硝烟中露出了青春的笑脸。李洁军真应该把这幅画面也复制出来，我认为这会是远比今天袒胸露背的时髦女郎都更有魅力的少女形象。

    现在，又该回到我们的正义与勇敢这个主题了。通过复制战争把压抑在心里对正义和勇敢的渴望宣泄出来，这是一种向社会精神提出的抗议，就像有些哲学家“向孩童的求援一直是向压制性的社会形式发出抵抗的某种模式。把孩子召唤出来就是要向社会发出控诉，控诉它没有给反映了孩子所感觉到的能量和承诺的未来提供足够的可能性”。李洁军通过复制战争，提出精神上的要求是为正义和勇敢精神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精神环境，提醒人们警惕和反抗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与正义和勇敢精神不相兼容的现实，这是一种格外敏感的内心呼吁。李洁军不一定很清晰地把握到自己的这种想象之中的抗议性，或者说他不一定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重要的是他的确唤起了我的这种思考。

    通过复制战争，其实是通过想象力使正义和勇敢成为现实。再一次重复的认为，是李洁军这批作品的最大贡献吧：在政治现实面前，让我们也复制正义与勇敢，或者装点正义与勇敢一点吧！巴黎五月风暴的“让想象力夺权”在现实政治上失败了，但是在人的心灵中却不断取得胜利。想象力一下子就在人的心灵中扭转了敌我双方的强弱对比，其间，所依赖的不是对可视的物质力量的虚拟想象，而是以想象力恢复了在强权面前的尊严，恢复了一种在成年人的世界很容易被视做幼稚的理想主义。通过想象力，使尊严和理想不再在权贵们的强势宰制下发抖，这可是另一种政治上的胜利，是政治审美的胜利。

    最后，我们还有必要谈谈一本涉及战争史的图书出版问题。虽然只是戏仿中的战争、戏仿中的摄影，但是由于涉及“我军”、涉及“英雄人物”，观点之忧、口径之虑甚至“神马”原则等都是可以想见的。我相信这些本不是洁军在写作中倾力关注的问题，但的确又是无法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