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北河盟” -------------[顾铮]

“寻找者”，“在瞬间中寻找永恒”——追忆“北河盟”

顾铮

“北河盟”这个名字是在1986年初夏的一个晚上被提出来的。

上海西区的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一群当时还都只有十几二十几岁的青年在昏暗的灯光下，正为了一个他们不久将举办的摄影展览的名字而聚集到一起。

当时在上海广告公司任摄影师的王耀东提出“北河”作为名字。其时他可能正好看过女作家张抗抗的小说《北极光》。显然，北方的大地、大河与大漠之上的北极光意象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北河”这个名称意象开阔，富于诗意，一时无人提出异议。接着，当时在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就读的北京人张继文提出可以加一“盟”字，以示群体之意。他的建议也获赞同。

“北河盟”，一个民间摄影团体的名字就这么诞生了。有点奇怪的是，这个有着反城市色彩的名字，毫无所谓的“海派”的洋气，倒是十足的士气。现在看来，之所以需要这个“盟”字，其实还是因为当时的环境压力所致。大家既需要用“盟”这个有着团伙意义的字来给自己“壮胆”，也需要以“盟”的名义来赋予、强调一种群体性。当时大家并没有为这个名字有太多的讨论甚至争论，也许是因为都没有认为名字有什么重要。但事实证明，名字还是有其一定的作用的。这个有着北地的空间感与侠气的奇怪名字，在市民趣味占上风的上海，肯定会引起某种好奇心。单从这个名字的来历就可以看出，所谓的文化事件或现象，虽然有时表面上并无干系，但实际上内里却是有着某种相互联系的地方的。用后来的说法，这叫做“互动”。

1980年代，一个启蒙与求知的年代。来自西方的各种主义与思潮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里都产生过各自的影响，充满理想主义的人们也相信这是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时代。被激活的思想解放的能量与活力，已经辐射到了文艺各个领域，这当然也包括了摄影这个所谓的领域。如果说大的背景是这样的话，那么具体到视觉艺术，可以说追求艺术表现的纯粹性与自由度的“85美术新潮”等都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影响。

而在当时的中国摄影界，所谓的“中心”与“主流”似乎仍然无动于衷，但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上，却出现了不少活跃、不“安分”的迹象。广州的“人人影会”、厦门的“五个1”、北京的“裂变群体”，陕西的陕西群体等都开始发出各自的声音。这些群体基本上都是民间自发的，与所谓的摄影界并无太多的关系。而上海的“北河盟”，也是一个与上海的“主流”摄影界毫无关系的沙龙性质的民间团体。所有这些民间摄影团体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观念上摒弃当时在大陆风行一时的香港“沙龙摄影”的唯美与“报道摄影”的虚假，而在摄影表现上则努力提倡突破陈旧的语言手法。

说到这里，有必要将当时的中国摄影现状作个简单描述，以便于诸位理解如“北河盟”这样的群体的历史意义。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摄影的发展主要被限定在两个领域内。一个是新闻报道摄影，另一个是所谓的艺术摄影。由于事涉意识形态，新闻报道摄影始终受到严格的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一个特权的领域，在政治不具公开性的时代，一般爱好摄影者无从涉足这个领域。而所谓的“艺术摄影”，在当时不是意识形态的图解，就是士大夫趣味的花草风景。这样的“艺术摄影”在进入1980年代后，又因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与商业利益至上的摄影厂商结合起来，转变为以比赛夺奖为主要方式的“艺术”摄影。1980年代，当时的摄影仍然是这种情况为主导，摄影表现的多样化与个性化已属奢侈，更遑论探讨摄影的观念了。但是，来自各方面的影响，正使这种“摄影”失去其主导性与合法性。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有一批人想到要以自己的照片来冲击陈旧的摄影观念，改变这个令人郁闷的现实。这些民间团体都以各自的方式冲击陈旧的摄影观念，而像“裂变群体”与“北河盟”的现代主义色彩浓厚的摄影探索，也赢得了一定的理解。但是，这些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摄影群体的探索所带来的影响与冲击尽管很大，但却难以马上影响摄影人口众多的主流摄影界。

而当时的摄影资讯也非常有限。两本由台湾摄影家阮义忠所写的介绍西方现当代摄影的书（《20位人性大师》，《17位影像新锐》），正好适时进入资讯封闭的大陆，受到如饥似渴的年轻摄影人的欢迎。但由于书价昂贵（记得是40元一本，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售，但数量有限），当时“北河盟”中人只能相互传看，以至最后去向不明。至今，书的拥有者尤泽宏对于这两本书的失踪仍然耿耿于怀。因为那一本书就是他作为一个工厂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而摄影杂志方面，当时除了北京的《中国摄影》、《大众摄影》、《国际摄影》、《摄影世界》与新创刊的《中国摄影家》外，还有深圳的《现代摄影》，浙江的《青年摄影》，江苏的《光与影》，以及上海的《时代摄影》。当时北京的摄影杂志多以沙龙摄影为主流，尽管《国际摄影》有介绍国外资讯，但对于作品的介绍仍然多以“美”为归依，对于当时国外现代摄影的介绍显得不够。而处于北京这个中心外围的各地摄影杂志，反而少受拘束，显示出更开放、更柔软的反应。因此一些年轻人的目光自然转向了如深圳的《现代摄影》这样的新兴摄影媒介。而深圳的《现代摄影》，由于李媚的加入，对于现代摄影的态度越来越明显，倾向越来越鲜明，因此，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反过来，它对于中国现代摄影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记得曾经有一次李媚与当时江苏的《光与影》杂志的编辑李全一起来到上海，北河盟的人于是借当时位于延安西路江苏路间的长宁区文化馆接待他们两人，给他们看照片，听他们的评议。顺便说一句，当时在那里工作因此有可能借地方给我们的袁钧听说最近去世了。



北河盟第一次展览请柬(内页)
当时上海的展览空间还非常有限，因此只能利用公共空间。当时在淮海电影院任美工的乔士敏闻讯后，愿意为“北河盟”的第一个摄影作品展览去做电影院领导的工作，让他们同意利用设在电影院地下一层的巴黎咖啡厅举办展览。经过他的努力，电影院方面同意乔的建议，让我们利用咖啡厅作为展览空间。地点落实后，大家就把开幕时间定在1986年9月1日上午。

在展览开幕前一天的下午，当大家忙着布置作品的时候，来了两个有关方面的年轻工作人员说要审查作品。为首的姓朱，另一位名方坚。这两人在现场看了一圈后，说要找王耀东与顾铮谈谈。两人火速出头与青年官员接洽。那位姓朱的先生主要关心两张展出照片。一张是王耀东的，那张照片以铁丝网为前景，聚焦于铁丝网上，因此网后的女子面目模糊。另一张是顾铮的照片，照片是在北京军事博物馆拍摄，画面为从高处拍摄进口处的毛泽东雕像背景，而他面前（也是脚下）正好有母子两人进入，那个孩子仰着头似乎在问母亲什么。整个画面由于逆光，因此所有的人物，包括毛泽东雕像均呈剪影，画面影调当然显得沉重了些。此作后在《现代摄影》的北河盟专辑中刊出。当然，对于这样的一些画面，在某些聪明的“测字先生”那里，也可能引起丰富的联想，比如容易令人想到新一代人质疑过往历史什么的，比如影射中国人生活在铁（丝网）幕后什么。那位朱同志问了我们两人的照片拍摄构思后，要求我们取下这两张照片。尽管王、顾两人以最低的姿态，最合作的态度力图让这两位年轻的意识形态主管先生相信这样的照片并无任何非份之想，但他们仍然固执地要求撤下这两张作品，不得展出。无奈之下，为了不使这个展览破产，王、顾两人终于决定忍痛拿掉这两张可能会给整个展览带来意外的照片。经过这番交涉，他们也第一次品尝到权力对于艺术爱好者的干涉是如此迅速与决定不移。后来有一天，顾铮在翻看《收获》杂志时发现，那个姓朱名联忠的团干部本人是个青年作家，还在《收获》这样的好杂志上发表过中篇小说。但令人意外的是，这样一个有才华的“懂文艺搞文艺”的青年团干部，居然会以叵测的心态来看待同样是“搞文艺”的青年人的摄影作品。也许，他是出于爱护同为青年的我们的友好立场也未必可知。而我对于权力的看法从此永远破灭。再后来，听说此人在出国潮中去了加拿大。这才更进一步明白，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坚守的“原则”，其实可能只是根据手中的饭碗而定，也许当不得真的。

1986年9月1日上午，“北河盟”摄影作品展览在淮海电影院的巴黎咖啡厅开幕。未能脱俗的是，展览居然也有开幕式，顾铮还被推出作了个发言。现在回忆起来，根本想不起当时说了什么。开幕那天，为了营造气氛，有人还想到用红布去把淮海电影院门口路边的法国梧桐树包裹一下。而且居然马上也就弄来了红布把树包了起来。当然，这个“达达”式的出格举动引起了警察的干涉。他们马上进场要求拆除。由于这些摄影人本质上都是良民，包树这一举动只不过是逞一时之能，一旦警察上门，于是马上配合，乖乖撤下红布。参加这次展览的共有十人，他们是郑凤芳（上海纺织专科学校设计专业学生）、黄懿（上海某工厂工人）、金弘建（上海某工厂工人）、张继文（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学生）、尤泽宏（上海某工厂工人）、张少平（上海美术学校学生）、毛一青（上海美术学校学生）、计文于（上海美术学校青年教师）、王耀东（上海广告公司摄影师）、顾铮（上海照相机总厂技校教师）。整个展览共展出了四十余幅作品，参加者展出作品数量各有不同，最多的5-6幅，最少的好象只有一两幅。展出的作品中，既有纯形式的探索，也有出于个人视角的社会纪实，既有导演摆布的，也有运用摄影特技的。总之，这是一个包含了各种不同倾向的实验性质的摄影展览。唯一的共同点是，与当时的主流摄影不合调。没有明媚的风光，没有灿烂的笑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后来有人想把北河盟的摄影行动归为“海派”，后来更有人奢谈要创造“海派摄影”，但当时的北河盟人，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海派意识，倒不如说有些人是讨厌“海派”这个加持。北河盟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一个特点是，不愿意被特定的称呼所简单定义与锚死。

开幕后的几天，来来往往的各界人士来得颇多，而且还以鼓励的居多。由于巴黎咖啡厅就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因此还有社科院的学者来看展览。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上海的摄影家协会领导对于此展览持反对、抹杀态度的情况下，时任上海分会理论研究室主任的朱钟华先生竟然来看展览并且在留言本上写下热情洋溢的话。朱老师写道：“你们是今天的少数，但是将来的多数。”他的鼓励在当时应属大胆，我们其实也为他捏一把汗。只要想想直到今天，某些准官方艺术“协会”里的人，还习惯自作多情地以出席不出席某个摄影展作为一种隐蔽的政治表态、加持、自我政治保身与帮派笼络，就可以想见朱老师是多么可爱和与人为善。后来得知，朱老师当时为此在摄影家协会受到压力。后来也得知，作为这个官方文化团体的理论研究室主任，他居然不是党员，不过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他的真率了。那个要求我们撤作品的团市委的朱先生，与摄影家协会的朱老师，虽然都姓朱，但却是如此的天差地别。

虽然没有太多的宣传，但由于地处上海市中心，加之当时展览并不像现在这么多，而且展览形式也还别致，因此展览还是吸引了许多人前来观看。很快，留言本上写满了许多鼓励的话。现在看看这些热气腾腾的话，还是觉得那还真是一个需要鼓励而大家也愿意鼓励与被鼓励的时代。当然，那些稚嫩的作品也确实需要鼓励。展览会在上海的反响应该说还是比较大。据说淮海电影院还因此得了“先进”，因为它把艺术与商业街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是个“创举”。说来惭愧，其实这样的“创举”其实在商业城市的上海，早就在所多有，只是后来被革命掉了而已。顺便说一下，此后这里还举办过一系列的绘画与摄影展览。

这拨人中的张继文是北京人、上海人尤泽宏和顾铮的父母都在北京工作。这几个人在上海北京之间的来来往往中，与北京的摄影家李晓斌、吴鹏、鲍昆、凌飞、谷大象等人建立了联系。等“北河盟”的动静传到北京后，马上就得到北京朋友的热情邀请。于是，就有了去北京展览，让自己的探索经受更多人的检验的想法。经过在北京的鲍昆、凌飞等人的热情张罗，终于确定了在北京的展览场地。于是大家凑了290元钱，推派尤泽宏、毛一青、张继文三人到北京办展览。去北京前，张继文还以丝网版画的手法特地制作了一批展览海报带去。



1986年10月18日，在北京西城区工人俱乐部的一个名叫“八十平米”的展览厅里，一个名为《寻找者摄影展》的展览开幕了。在由顾铮起草的展览绪言中，这批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地、却也理直气壮地声称，要“以谁也不能替代的眼睛，去认识谁都面临的世界”。他们宣布，通过镜头这只第三眼睛，他们要“在黑白中寻找色彩，在静止中寻找运动，在局部中寻找整体，在生命中寻找宇宙，在瞬间中寻找永恒”。他们赋予自己以“寻找者”的独特形象，通过摄影这个媒介与行为，在给出自己的个人影像表现的同时，与现实和时代展开对话。10月26日，这个展览顺利结束。



展览期间正值第十四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那个展览的展期是10月11日至11月16日。在北京办展的尤、毛、张三人年轻气盛，想到既然来北京办展览了，应该去“国展”展现一下自身的存在。于是，在《寻找者摄影展》开幕后，他们带着自制的展览海报去了中国美术馆，把海报从美术馆正门一直铺到第一展览厅的门口。一张接着一张的海报，铺成了一条黑色的地毯。这个举动当然引起了很大反响。也引起了许多人去“八十平米” 展览厅看个究竟的兴趣。从现在保留的当时展览留言看，大部分留言都是支持探索的热情鼓励，但也有人认为黑白摄影这种形式已经“落后”。据尤泽宏回来后向大家传达的信息，通过这个展览，北京的摄影人“改变了对上海的看法”。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上海人还是蛮在乎北京人对于自己的看法的。一句来自己北京人的“你不像上海人”的表扬，往往会令那个上海人回上海后挂在嘴上三个月。记得有次顾铮与尤泽宏去李晓斌在他那长安街上的家里时，这两个上海人就获得过李晓斌类似的表扬。在尤泽宏从北京带回的留言本的最后一页上，有着北京办展的费用结算。大家筹集的290元还结余12元。其中展览场租费用180元。顺便说一下，他们的在京食宿与来回路费都是自掏腰包，没有算在那本帐上。

从风格看，相对于陕西群体的社会纪实，北京“裂变群体”的超现实主义色彩，上海“北河盟”的摄影似乎更倾向于摄影语言纯度的探索，而王耀东、顾铮等人则开始显露对于都市生活的兴趣。从人员构成看，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更具有民间色彩的摄影群体，所有人都没有在官方宣传媒介工作的背景。也就是说，他们少有自己可以动用的媒介资源为自己的活动制造声势。他们的摄影活动，完全是出于对摄影的一种热情与热爱。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对于僵化的艺术体制持批判态度。

在上海和北京的两次展览后，“北河盟”的摄影活动停顿了下来。曾经有人表示过惋惜，也有人出于某种目的（后来得知）表示愿意作为新人加入，使之存在下去。但现在回头来看，停顿以至消失其实事属正常。在传统观念与势力较为强大的情况下，相对比较薄弱的单独的个体先凝聚起来，借助群体的合力出击起飞，是正常的，非如此不足以相互借力突出重围。而后，一旦引起社会关注，经过社会的选择，各人再次决定各自的创作方向甚至人生目标并走向更大的空间，也是理所当然。而群体本身则走向解体，也是不足为怪。这基本上也是所有以群体面貌出现的艺术群体的必然的也是最终的结局。

现在，这些人早经各自东西，但只要有机会，只要有谁一声招呼，还是会聚集起来重温旧情。2002年某一天，已经是舞剧《野斑马》的首席美术师的张继文随《野斑马》剧组从北京来上海公干，由于他的时间表都已经排满，结果大家相约在早上七时在毛一青家吃大饼油条与张继文叙旧，希望以典型的上海早餐来挑起他的上海记忆。在那里，大家还通过电话向在广州的黄懿直播了现场的欢闹。

西班牙电影大师路易斯·布努艾尔在他的自传《我的最后一口气》中，谈到加入超现实主义运动对于自己的影响时说：“回顾我自己在这个高贵而纷杂的运动中浮沉了整整三年，却左右了我未来的整个一生。我很珍惜这个经历，透过和这个运动接触的机会，因而认识了自己，并唤起了灵魂深处的一股力量。”我想说，北河盟的历史很短，对于我却是影响了一生的。我至今仍然不能忘情于摄影于，要归功于那段毛头小伙时的经历。

当瞬间成为了永恒，过去成为了传说的时候，一切也就进入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