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出“新”，何以至“锐”

摄影新势力解析：怎样出“新”，何以至“锐”

——从“TOP20·2011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谈起

李前光：各位评委，“TOP20·2011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的评选工作顺利结束。首先，我代表组委会和主办单位感谢各位评委的辛勤工作，感谢浙江省文联、浙江省摄影家协会等有关部门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友好合作与有力保障。

本次展览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今年的重要活动之一，自启动以来，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评选和组织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改进，比如说设立推荐委员会。虽然中国摄协举办的全国青年摄影大展也搞过推荐制，但这次更广泛，更有代表性。

推荐制是我们多年探索的结果。在中国摄协过去举办的比赛和展览中，时常会有读者反映某某某的作品比这次获奖的片子好。对此，评委会很无奈，因为他们只能从来稿中进行评选。一些优秀作者的作品没有参赛，一是可能因为我们的组织宣传工作没到位；二是展览比赛并不是每一位摄影家都关注和有兴趣的，有的摄影家参赛往往是其专业道路上的一个过程和一个阶段，通过展赛来证明和检验后，则会进入新的更加独立和专注的创作状态；三是有些摄影家工作繁忙或有其他方面的考虑，未能参加展赛。这样单纯依靠自然来稿的方式，一定是会有局限的。但是，设立推荐委员会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是更加广泛地、有效地推荐和发现优秀的摄影家和作品，使展赛的内容更加丰富，质量更为提高。从实践的结果看，这次在所有参评者中，被推荐者只占1/3，但最后入选的摄影师绝大部分来自于推委会的推荐。这就说明，这是一次有意义和成功的探索，我们应该好好地总结。

感谢浙江省文联和摄协对本次活动的重大贡献。浙江省文联和摄协十分真诚地建设品牌，在评委会组成和评选结果上没有任何要求，这也更加促使我们努力地做好活动。各位评委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单位，平时工作都十分繁忙，虽然我们确定名单很晚，但大家都克服困难，积极参与和支持本次活动，而且工作负责，态度认真。

虽然本次活动对参评者的年龄没有限制，但参与者大部分仍是年轻人。党和国家一直关心年轻人的成长，从来稿中，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关注时代、积极求索的可贵精神。

根据上级的要求，我们也在不断地加强评论和理论工作。因此今天的研讨会非常有意义，希望各位评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把你们的智慧、思想、意见、建议留下来，特别是对活动不足之处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比如如何更好地推动摄影创作，评选机制需完善和评选软件需要修订的地方，对下一步要举办的展览和出版的画册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等等。这些将会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李树峰：通过这次评选，我有一些基本感受，在此跟大家交流一下。

首先，设立“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评选项目本身，体现了中国摄协引导创作方向的良好愿望。但是，“中国”、“当代”、“新锐”这几个关键词都挺重的，评起来也很困难，从具体操作来看，主办方确实想把这个事拎起来做好。

其次，评委会的构成，我觉得也体现了一种兼容并包的学术情怀，顾铮、刘树勇、孙京涛、邱志杰等老师都来了，他们应该是关注新理念、新观念、新手法比较多的专家，体现了兼容并包的态度，非常好。

第三，从评选过程来说，各位评委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评选带来回味无穷的东西，让我们回去以后还可以继续思考诸多问题：什么是“新”、什么是“锐”？摄影的方向到底在哪里？走传统的路就不再“新锐”了吗？走“当代”之路就新锐了吗？摄影的本体语言在哪里？我们对社会生活关注的深度和广度有没有可拓展的范围？什么是“摄影式观看”？摄影在观看、呈现方式上应有哪些突破？在摄影大众化和新媒体环境下，摄影新的突破点和发展空间在哪里？

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应该是在观看方式和呈现方式上有突破、为我们提供了新东西的作品。从摄影的原点出发，沿着本体语言的探索方向继续向前走，在关注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有突破，一样可以出现“新锐”；一味模仿外国艺术家的作品，没有对现实切身的感受和文化的融入；或者搞些“脑筋急转弯”式的点子；或者简单地转换印像材质，一样称不上“新锐”。“新锐”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使我们对影像有新的、质的感受，也包括内容上对我们共存的这个世界有新感觉、新认知、新体验。

运用摄影方式探索和表达，必然在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展开。用摄影赞美自然，是摄影艺术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共同爱好，恰好也是在赞美最盛的时间里，人类正在向自然界最疯狂地攫取，人类工业刺入了自然母体，流脓流血的地方太多。到了后工业社会，人们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工业设施的侵入给地球造成的破坏。所以新的自然社会景观影像有了新的呈现。本次这类参评作品占据很大分量，如果说“新锐”，肯定有这个方面的意义存在。

其次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展开。发现新的社会群体、结构关系，是创新；在人人共知的社会关系中发现新的内核是创新；发现新的社会走势的苗头也是创新。从摄影手段来看，态度、机位、距离、视角、透视、曝光控制等都涉及无穷变化着的观看方式。高感数码相机让我们更好地发现了“夜到夜半”的当代城市，超大底片的自制传统相机让我们更多地体验感光和显影，技术不断为我们提供观察社会的新手段，促使我们有出乎意料的新成果。很明显，本次参评作者的精英拯救意识在减退，作为观看者和自然人的心理感受在增强；类型学模式操控下的并置关系影像依然存在，个体化的影像寻根更加令人垂青；此外，运用传统文化进行互文关系的实验，如书法、古诗与影像的整合；还有近乎解构主义方式的介入，从社会遗弃的小动物、小物品着眼试图颠覆经典认识的作品。在诸多的努力之下，摄影有了更多的可能。

再次是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展开。人很难认识自己，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无底的黑洞，用摄影手段照亮这个黑洞，一直是很多艺术家共同努力的目标。我在参评作品里看见了这样的努力，可惜缺少力作。

最后，评出来的20位摄影师的作品，我不敢说达到了“中国当代新锐”的全部目标，但是呈现了中国目前摄影的基本状况，这也挺不容易的，发动的范围和参与的广泛性都还是不错的。另外，在两天的时间里和各位评委老师学了好多东西，非常感谢，希望以后有机会继续向大家学习。

顾铮：有幸参加这次评选，对于自己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至少在我的个人经验来说，每次当评委，首先感觉到的就是自己有点心虚。因为面对变化万千的摄影现状，我有没有可能凭我有限的摄影知识与感受力，还有自己的趣味与经验，评出真正优秀的作品来？实在有点自信不足。当然，我也知道，评选一事非一人之力就可hold住，力挽狂澜的事鲜有发生。所以最后还要仰仗一伙评委的集体努力。集体的好处之一就是为了使一个人的偏颇可能变得相对不那么“危害”重大。但也有坏处，那就是，那一伙评委真的不那么在行的话，事情就不好了。所以说，心虚是一种真诚面对自己时出现的正常心理反应。心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警告自己不要自我感觉良好，提醒自己不要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操有生杀予夺大权。殊不知，你在判断人家的时候，判断的结果也同时判断了你。

当然，因为是一个评选委员会在一起工作，所以最终你作为评委的个人判断可能被以某种方式掩盖了起来而不需要负有明确的个人责任。但在外人看来，你有时似乎就代表了不错的判断（如果那个集体的组成以及整体评选结果是相对或相当不错的话）。这种来自外部的不明就里的错觉，可能会更加深你的自以为是。所以说，评选委员会的组成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有讲究的。有的摄影投稿者可能就是冲着这个评委会来的。
也有人会说，你矫什么情，如果心虚，那就别当这个评委。这倒也是。可惜我还有一份心情叫虚心，就是这份心情怂恿我斗胆接受一些评选工作。我觉得我做评委的动机之一，就是通过评选活动来了解当下摄影的生态，这也是一种学习。好的、有意思的评选，会刺激你，让你觉得自己还有许多情况无法把握，“老革命会碰到新问题”。所以当评委要谨慎再谨慎。所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是也。虚心是从事任何评选工作所需要的基本心态。只有虚心了，才可能放空自己，而不是以自己的武断、虚妄与蒙昧来给作品做判决，更不是以此显示自己的正确与权威。这个话题可以概括为“心虚与虚心”，因时间关系，在此打住。
在这次评选中，个人感受较深的有以下几点：
一、这次评选，大家都能够直率发表意见，虽然有时相持不下，但都勇于坚持己见。这种气氛的出现很不容易。我们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气氛。此外，评选中动议、附议规则的设置，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只是依靠票数决定而带来的缺憾。
二、这次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评选，有相当的针对性，有明确的对象。摄影家协会作为摄影艺术制度的一环，有必要也有可能吸纳更多的人来参与。目标这么明确的活动设置，也使我想到，摄影家协会是否可以根据参与者分层的思路，来更有效地推动中国摄影的多元发展，以活跃摄影创作的局面。这么做不是为了“通吃”，而是为了摄影的健康发展。在我看来，“国展”的参与者与这次“TOP20”的参与者应该分属于不同观念与层次。我不敢相信好的摄影家既能在“国展”夺冠，也能在“TOP20”得奖。而更精细分层的活动设置，是为了更精准地面对更为多元复杂的专业摄影者与摄影爱好者，从各个层面上去吸纳他们参与进来。而这么做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形成更多元、更活泼、更宽容的局面。现在以这样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关注者，有利于形成一个更为宽容、开放的多元局面。
如果允许为此次活动稍稍破题的话，在我看来，当代性包括了时间意义上的当代，观念意义上的现实触碰以及手法处理意义上的突破与创新。而新锐，则以观念与手法的前沿性为指标。这包括了题材上的前沿性与尖锐性，揭示被遮蔽的存在与事实，也包括手法上的颠覆性。理想的情况是冲撞了摄影表现的既有观念，造成摄影观念的解体危机却又通过危机制造而给摄影表现注入新生的活力。我想，“TOP20”应该为中国摄影家在摄影的当代性方面的探索提供更宽容的氛围，在为摄影表现的前沿性方面提供更多的发挥空间。
三、抱持心虚的心态与虚心的态度来看本次“TOP20”，个人认为虽然已经有不少优秀作品进入，但是，整体情况并不足以让我们自喜：１.这些入选摄影家当然不是全面反映了当下的情况，但我们能不能从中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２.是不是有更合适的作品没有进入？如果没有，这反映了评委自身的什么问题与盲点？３.就评选所接触的作品而言，较少气象格局宏大的作品，较少深入面对现实、提出问题的作品。尤其是有关现实的作品，对于现实与摄影本身的问题意识低下、在拍摄手法上显得娴熟却没有反思的作品相对较多，其中的报道摄影，程式化感觉较重。同时，能够冲破既有样式边界（如艺术与纪实之间的边界）、引发样式壁垒塌方的作品少。
唐人杨敬之有言：“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总的来说，我个人对于这次的成果较满意，我们要为优秀摄影家的出现鼓掌，“到处逢人说新锐”。也希望此次的工作为今后的继续进行提供更丰富的经验。

刘树勇：我个人觉得，通过这一次评奖，可以看出当前摄影业界，特别是在年轻摄影师的影像实践当中，有几个值得关注的特征。

一个是，拍摄各种景观的影像比较多。最终评出的20位摄影师当中，有十几位是因拍摄景观而获奖的。当然，这种现象在七八年前就已经大量出现，这跟世界范围内的以影像媒介从事艺术创作的潮流有关，自然会有模仿的嫌疑。但我以为，这种倾向跟进入21世纪之后的中国急速推进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关系更大。城市化进程一个最显著的改变，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直接地改变了我们身处的空间环境，改变了我们日常的视觉经验。这种改变不是渐进式的，而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带给我们的刺激当然是非常强烈的。所以，那些与我们的成长紧密相关的、充满了温情的、自然的空间景观突然消逝，一些新的不可思议的景观出现在我们周边，也就会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当中一个重要的视觉表征。摄影师们通过影像语言来表达这些让我们目不暇接甚至目瞪口呆的空间景观的变化，事实上也就是以自己的影像实践跟进当下中国的现实剧变，同时也显现出自己的内心经验——不管你惊讶也好，嘲讽也好，焦虑也好，甚至仅仅是在用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注视着这些变化也好，摄影师都通过这样的影像表达出了自己对于这个时代的关切、个人立场与态度。这是特别值得肯定的。

但是，当景观化的影像拍摄成为一种风尚，甚至泛滥成灾时，我个人觉得就有质疑的必要。比如，这样多有关景观的影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是不是有过度样式化雷同化的问题？当这样的影像仅仅成为一种样式化的表达时，还有没有一种对现实的基本关怀和内心的诚恳在其中？当我们以艺术之名看重这样的影像的同时，是否会注意到这样的影像在现实观察与表现上还缺乏纵深性和细节性？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反用树峰刚才说的话就是，传统的纪实摄影表达是否更有它的优势？这都是一些值得我们警觉和深思的话题。

第二个特征就是，主观化的影像表现越来越多了。这在年轻摄影师当中特别突出。这个倾向其实也是在十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在一些摄影网站上，比如FOTOYARD ,就集中了很多这样的年轻摄影师，他们拍的照片大多都具有这些特征。他们使用一些廉价的可以产生一些不可控制效果的相机，比如LOMO、HOLGA来拍摄。后来有了小型的数码相机，甚至能够拍照的手机、iPad,成本更低，技术门槛更低。大量年轻人手中都拥有了这样的器具，拍照不再是一件多么专业化的事情，而是成了年轻人自由观看、自我表达与互动交流的事情。也就是说，摄影的属性此时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不再是一项只有专业人员才能从事的工作，而是成了年轻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基本的单元。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类影像就显现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特征：在影像的内容上，他们不像早期中国摄影师那样比较关注自身之外的政治动变与社会现实的话题，不像他们那样有担当、那样郑重其事和沉重。他们更关注自身的生活，小朋友圈子内的生活，更关注自己的感受和情绪表达。一花一草，一男一女，一点忧愁与伤感，都会通过随手而来的影像予以表现，然后迅速地通过手机、网络跟朋友分享互动。他们的影像主要不是叙事性的，而是情绪化的、氛围化的。这样的影像内容并不指向外部世界的具体事物，所以往往意涵不确定不明晰，具有一种暧昧多义的个人趣味儿。

而从影像的视觉形态上来观察，这样的影像与传统的摄影作品相比，显得往往“不够专业”，物象不清，焦点模糊，甚至仅仅是一些暧昧的色彩构成与动态恍惚的虚像。这其实与年轻一代的知识构成与经验方式有关。老一代的国人知识获取的主要方式是阅读。阅读通过观念性语言（也就是文字）获得对知识的了解。观念性语言是一种从前到后的渐次深入的信息描述，因此文字承载的内容往往具有某种深度。通过阅读建立起自己知识构成的人群，在对影像进行判断时，就往往会追求影像的叙事性、信息的确定性和内容表达的深度。年轻一代不同。在他们成长的时代，周边空间充斥着不可计数的图像。尤其是电视、光碟、网络视频、乃至数码相机和手机中的动态影像，构成了他们基本的知识来源。所以，他们的知识构成主要不是来自于阅读，而是来源于观看。影像的描述机制主要是从左到右的平面化的描述，因此不像文字那样具有深度感。这种有关影像的观看构成了他们这一代人基本的人生经验。从这个经验出发，那些瞬间划过的事物，那些扑朔迷离的影像，那些在老一代人群看来缺乏深度的、甚至“没有多大意义”视觉表达都是正常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样的主观化影像具有这个时代当中青年生活的典型特征。它是年轻一代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显现出他们不同于以往人群的知识构成和生命经验。这是特别值得看重的。另一方面，从当代影像文化建构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影像显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影像的视觉形态，促进了影像的多元化，而且极大地拓展了影像表达的自由空间。正如评选间隙跟一些评委说起的那样，许多老摄影师寻找了一辈子的能够通过影像进行自由表达的语言方式，在许多青年摄影师那里轻易地就找到了。如果我们仍然依赖于、甚至固执地坚持以传统的影像判断标准来对这样的影像表现出不屑，甚至予以排斥，那么，我们就是置当代影像的这一重要现实和生态于不顾，置一种新的自由表达方式于不顾，抱残守缺，贻笑大方。

第三个特征是，出现了许多有关影像语言实验的作品。许多摄影师重新回到摄影早期的湿版技术、铂金技术，迷恋手工放制照片。他们埋头实验，在影像的材料肌理与表面效果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有意思的是，这种实验都是一些年轻摄影师在做，而不是一些老摄影师。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倾向，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摄影师比较注重摄影的功能一端，也就是关心用摄影来做什么，表现什么，而不大注重影像本身是什么的研究与实验。我们也缺少这个传统。这种实验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关注的是影像本身的视觉可能性，包括成像技术、材料属性、表面效果，等等。这样的实验和探索，历史地看，它弥补了中国摄影在影像语言实验上的一个很大的空缺。而从现实层面来说，它丰富了当下中国摄影发展的生态，让我们看到了影像在语言表现上的更多的可能性和延伸空间。因此，我以为，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在以后的摄影理论研究、摄影批评包括像这样的评奖当中关注和鼓励的一个倾向。

当然，也有一些问题，大家都看到了。我只说一点，通过这样一个摄影活动，我们发现经由推荐委员会推荐而来的作品比较好。这说明推荐委员在其中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他过滤掉了许多他认为不满意的作品，同时也帮助许多摄影师重新编辑过他们的作品。而从自我推荐而来的作品当中可以看出，许多摄影师自己不太会编辑自己的照片，结果往往将一个很好的话题、很多的照片，最终选择编辑成一个混乱无序的专题提交参评。这一点显现出许多摄影师对于一个影像专题的结构能力和影像判断力还是比较弱的，值得摄影师们思考和在这方面提高水准。我就说这么多。

晋永权：这几年的影像实验，江浙一代的年轻人走在了前面，这里有不少作者是江浙籍，或者是在江浙一带的院校里面学习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摄影以上海为中心，包括传统的文化人的介入，还有后来从江南出去的摄影家，成为摄影力量的中坚，这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摄影史上非常独特的风貌。自古江南多才俊，今天这些年轻人身上所呈现的状态不是空穴来风，有历史的传承，其影像实验里也有传统文化因素。拜传统文化之深厚，得工业化进程之先，让他们的影像与原来传统的影像有所区别、突破，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个性化认知。
我们说他们是新锐，是现实社会情状在他们的作品中得以呈现，并且表达出非常强烈的个性化认知。这个特点非常明显，一开始就这样，没有做作。可比较一下，此次参评的一位摄影师，之前还是苦大仇深地在记录本土农民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模仿广州的年轻摄影师弄两个充气娃娃，扔到树杈上猪圈里，再找个裸体模特拍摄；诧异的是，如今在同一个人身上又出现了国画风格的影像实验。可以看出，他们的东西一直在摇摆，没有稳定的认知及价值判断。而他此次参评的作品什么类型都有，都送来了，评委们可能会喜欢其中一组吧，投机性很强。这不是新锐精神！但这批参评的许多年轻人，对此有一种非常大的突破，让人感动。
我们说新锐，那相对就有旧的、传统的东西。新锐的价值在哪里？可能有两点：一是这个摄影师的价值判断突破了原来的局面。这种状况有的是单一意识形态的影响，有的是大家一窝蜂状况导致。现在年轻人在做影像的时候，价值的选择多元了，敢于坚持自己的选择和判断，甚至很多作品里有非常强烈的反叛精神，他的社会认知与老一代出现明显的差异。第二，传统的摄影人或者摄影作品所呈现出来的道德训诫，在年轻的新一代摄影人的作品里面没有了，或者变得少了。我呈现的东西，目的是要感化众生，但这种道德制高点，在优秀的年轻摄影师那里，显得不那么理想化了。第三，一些作品影像更加成熟了。当然，年轻人作品里同质化倾向也非常严重，相互模仿、跟风。这种跟风一定没有前途，第一个可能一夜暴富，第二个就可能输得很惨，今年新锐的东西，明年是不是会变得老套，出局了？都很难说。如果这个新锐展一直坚持办下去的话，肯定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这种情况肯定是避免不了的，这是我们对新锐基本的认知。
顾铮老师提出，新和旧相比，它为什么能成为新？大家对这个评选为什么这么关注？因为它突破了原来的边界，我认为，这是中国当代摄影新锐评选最大的意义所在。
    对于展览，因为是第一届，我有一个期待，除了获奖作品之外，比如以某种形式对一些落选者的作品给予展示，还有一些在方方面面做得不错，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参加评选，或者我们没有看到的作品，是否可以做一个邀请展？这个展览不一定非要花很多钱，它可能是投影的形式，比如在展览的现场做一个播放，可能会使得形式更多元一些。展览的方式不要和传统的摄影展完全一样，方方面面应该是活泼的，年轻人参与的，大家很平等、民主的交流，活泼、轻松的影像呈现方式。

孙京涛：继去年的“徐肖冰杯”摄影大展之后，中国摄影家协会再度搞了一个令我刮目相看的活动，这就是“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的评选，窃认为，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新锐”这个词，已经成为最近两年摄影界的一个时髦字眼，其中的现象、意义、操作、误读、不确定性，等等，已经引起了业界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Top20”的评选，应该可以提供一个对新锐摄影主动思考和集中梳理的契机，让新锐摄影的有益探索，真正成为摄影价值的组成部分。

新不新锐，这是个问题。不管是初出茅庐的年轻摄影师还是功成名就的老一代摄影师，在开放社会滚滚向前的态势下，在摄影作为艺术必须具有创新精神这种前置意识的引领下，都要面临新与不新的比照、踌躇、质疑、抉择等各种纠结。而网络信息的快速传播与资本推手的强力推动，又无形中放大了这种纠结。于是，在新与不新的二元对立面前，摄影师貌似一边倒地选择了前者，而这似乎也正是“Top20”以及色影无忌网站组织的这类相似活动的直接动因。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却不得不质疑：新锐是与资本或艺术品市场的对接，还是与摄影本质精神的对接？似乎更是个问题。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新锐，而每一个时代的新锐都与那个时代以及上一个时代有着清晰可辨的逻辑关系。艾尔弗雷德·施蒂格里兹(Alfred Stieglitz)创办291画廊，在于他对当时盛行的画意摄影的反叛；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用他强有力的摄影实践确立的快照美学，在于他对当时静态摄影美学的剖析与不满；刘易斯·海因(Lewis Hine)声称自己的摄影不是艺术，在于他对摄影的社会纪实功能的切己体认；黛安·阿勃丝(Diane Arbus)用快照的形式拍摄的带有技术相机精心布局痕迹的照片，在于她对唯美照片俗套呆板形式的反感，而她那些与传统人像审美标准背道而驰的人物选择与形态呈现，则让她从内容到形式均对过往摄影的道德准则做出了强有力的反击；杰夫·沃尔（Jeff Wall）用灯箱呈现他的作品，是对商业社会比比皆是的灯箱广告的借鉴与讽喻……回溯每一个时代的新锐摄影家的行为就不难发现，这些摄影家所秉持的姿态，是反叛——对既往的经验、规则、方法、模式的反叛；所秉持的精神，是对人类灵魂真相毫不妥协的严肃追问，并最终以一种明确的个人标签式的语言方式进行清晰的呈现。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则在下一个时空轮回中得到梳理、沉淀和确认，并可能成为新一轮反叛的参照与标靶。因此，我们不妨简化地认为，“新锐”的归宿是“经典”，而“经典”的价值则是催生“新锐”，这是摄影这门艺术得以生生不息的活力之源。如此一来，新锐的价值并不在于其是不是“新”，而在于它能否用新颖的方式彰显艺术探索与质疑的不变精神，并最终提纯为人类普遍价值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认可“艺术家应该是人类情感世界最杰出的翻译家”这个前提，那么我认为，新锐摄影的探索，应该从两个层面展开，换句话说，新锐的价值，是从这两个层面得以呈现。

第一，它是对人类普遍意义的个人化解读。也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切入方式和表现方式，不管你的角度与手段多么个人化，多么排他化，多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你的主题必须具备普遍性意义，这是你的作品具有共同语境和读解可能的前提。过于个人化和经验化的主题狭隘仄闭，显然不利于解读与传播。近年来各个门类摄影之间的边界日渐模糊，除了本体语言和展示方式的通用性外，更为重要的，就是不管什么类型的摄影均万总归一，最终的价值取向，皆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这也正是历史上那些曾经的新锐，到了今天已然是不落伍的摄影大师的原因。

第二，它要合乎摄影自身的艺术品性与发展逻辑。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摄影是与现实和当下关系最为紧密的一种艺术形式，这也是摄影可以傲然于艺术之林的重要资本。我老说，摄影是我们向世界和自身发问的一种方式，提问可能比结果更为重要。所以我欣赏的，是那些对当下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对人性善恶与现实道德具有犀利观察和不懈质疑的摄影家。而这种观察和质疑，可能分别或叠加地从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心像、镜像和影像语言——与之对应的是主体、客体与本体的独到与个性。

反观当下中国的大多数所谓新锐影像，则不得不令人沮丧和警惕。暧昧模糊的立场，矫揉造作的姿态，撒娇邀宠的主题，文字游戏一样的标题、梦癔寂幻的情绪宣泄、投机取巧的符号应用、一厢情愿的传达、故作姿态的招摇过市，难免不令人怀疑这样的“新锐”不过是喧嚣的商业社会中不甘寂寞的一群名利之徒博取眼球的幌子，蒙求资本介入的筹码——新锐是虚，名利是实，作为透视社会剖析人生的利器，摄影被这样或那样的学生腔、文艺腔甚至娘娘腔剥蚀得柔软光滑，玉体横陈。需要提醒的是，这样的摄影者不过是耗费有限的才华去换取有限的金钱，耗费有限的时间去换取一时的名声而已。更甚者，这样的影像将与那些为人诟病的糖水片一样，无用且有害，它的去政治化、去现实化、去人性化、去批判化、去讽喻化使之变成一种新的“伪沙龙摄影”，它的泛滥以及对那些真正有力量的摄影的遮蔽与覆盖，使之成为奴性政治新的帮凶。

但我同时认为，这只是个开始——一个自觉摄影时代的开始，一个主动观看时代的开始，一个脱离教条和教科书时代的开始，一个确立个人眼光和个性观看时代的开始。从“TOP20”的评选以及其他的平台，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些品格独立且锐意进取的摄影师的努力与成果，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些严肃理性的摄影师对理想和梦想不妥协的坚持。假如“新锐”是颠覆摄影既有秩序的檄文、是对抗僵化与约定俗成的宣言，或者是取得主流地位与合法身份的姿态，我想具有上述品格的新锐影像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早在1933年，杭州籍学者楼适夷先生就曾预言：“未来中国，将是新锐青年的中国。”因此从个人感情出发，我希望这个比赛能够连续举办下去，以助中国摄影的未来，历史性地、不容置疑地落到新锐们的肩上。

晋永权：值得注意的是，在年轻一代的摄影作品中，摄影言说方式及其价值选择都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几年前，那些热烈争辩的话题，理所当然的价值观，显而易见的类型边界，包括代际分野等，都变得愈加模糊了。你的问题，已经不是我的问题；或者说，在我的价值体系中，你的那些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这种现象多少让端坐钓鱼台的“老锐”们愤愤难平，甚至心生恐慌，其间诚实者坦陈“看不懂”，骂娘，斥之狗屁者也不乏其人，当然更多人选择沉默以对。由来听得新人笑，有谁知道旧人哭。说“老锐”们对此现象不关注，那不是真的。有人愤然呼喊：纪实怎么就不新锐了？可为一证！
个性化的言说方式，对摄影本体的回归与思索，含混，陈杂，多元，难言，几乎成为这些作品的总体特征。纪实，还是观念；宣传，还是新闻；真实，还是虚假；摆布，还是抓拍；彩色，还是黑白；关怀，还是伤害；历史，还是现实；复古，还是创新；借鉴，还是抄袭……这些昨天还争论不休的问题，突然之间不但变得界限不明，暧昧起来，曾几何时还誓不两立的对手之间居然呈现出了惺惺相惜，互致敬意，乃至相互拥抱取暖的情形。总之，摄影的气质变了，变得不再活蹦乱跳，泾渭分明，而是更加沉郁、陈杂与辽阔。新人们大都受过学院派的熏陶，潜心钻研过诸多国内外史上摄影流派，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粗拉拉形象不见了，他们多了些文人气，更加内省，更加自尊，更富思索，也更具有突破力，一些人的作品一如文人画，少了职业气。
判断这种转向，有一个基本标准，那就是，作品是否能够传达、反映这一年代的文化道德状况，及其使用与之相应的独特的摄影语言。例如，1949年以后，新的摄影话语的形成并不是在那一年的10月间突然转向并完成的，来自红色根据地与国统区的摄影人，带着不同的理念及态度，经过1956-1959年的交集、碰撞、洗牌过后，适应新生政权的新诉求，产生新的话语，这套新话语洋溢着激情、完满、高大的情绪特征，当然，为了达到这种要求，采用诸多宣传、美化的手段来获取。集体主义至上的环境中，个人化的表达当然不会有空间。包括苏联、东欧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由于意识形态相同，影像风格也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对这类影像的反叛，主要力量来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兴起的纪实摄影。开放以后，社会控制松动，个人表述相对自由，诸多社会问题开始凸显。西风东渐，受西方摄影理念，主要是传统纪实的影响，鲜明的社会批判精神，民主的手段，道德制高点的站立及个人化的表述风格，这些很快被得风气之先的年轻摄影人掌握，他们开始使用这种源自西方社会的摄影语言观照中国问题。上述特征与大多中国摄影人所遵从的道德情感、规范融合，在本土传播环境中，逐渐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纪实摄影的糅杂风格——朴素、草根与一厢情愿的父爱特征，并带有不可救药的浪漫情感与想象基调。
但与此同时，纪实摄影被业界唱赞的这种主观化视角，与道德方面的提示与训诫状况，一直遭遇着多重质疑，其间的自觉者也深感面临表述危机。冷静下来观察，绝大部分以“纪实”为目标的作品，实则与寓言相近。法国著名哲学家、后现代思潮理论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在谈及“科学”与“叙事”的关系时，曾经感叹说：“用科学自身的标准来衡量，大部分叙事其实只是寓言。”事实上，仅以上世纪80年代在西方勃兴的后现代人类学观点来检视摄影史上那些所谓的“纪实摄影经典作品”，包括国人的众多非经典纪实摄影作品，同样可以得出一个令人难以释怀的尴尬结论：其间的大部分只具有寓言般的特征，除训诫及寄托之外，还有什么呢？
很显然，这样的“纪实”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年轻一代的革命姿态适逢其时。老一代摄影人——其实许多人真的还没有老去，他们甚至正值壮年，或者同为青年——长期投入关注一个主题，并最终与自己的人生经验、生命历程相勾连的情形，在这里不见了。甚至没有预兆，只是在不断变换的精英，包括不遗余力地托举新人的老伯乐，及大众趣味面前，他们迅速地不合时宜了。对于拍照片这件事，“不合时宜”真的是一件说不清楚的事儿，没有理由，甚至没有预感，俯仰之间皆陈迹，原先的拥趸者倏忽之间就已见异思迁。这是目前我们摄影文化种种情状之一种，也是观照摄影——这一流行文化现象让人迷茫与困惑之处。那些满怀激情，远赴万水千山，胸怀理想，放眼天下的摄影人，在新一代年轻人中间再也难以寻觅。摄影成了地地道道的个人行为，从拍摄场地到传播现场，摄影师的形象也大为改变，他们似乎成了孤独的修行者，当与外人遭遇时，会被当做一个腼腆而又羞涩的过客，匆匆路过。台上光鲜、热闹的生活似乎永远是长辈们的事情。自己既无心上台，也无心观看。
10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分析过美国新纪实摄影与传统纪实摄影的关系，题目叫做《新纪实摄影：暧昧的叹息声》。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描写的是“新人”与“旧人”的差异：
    “不再满怀忧愤地参与其间，不再刻意地与拍摄对象打成一片，不再肩负崇高的使命，不再占有道德上的优越感，不再说教与强行散布自己的观点。旁观，有距离地旁观，以复杂的心态冷眼旁观莫测的人性，欲进还退，欲语还休，丢下一声叹息，转身离去。”
    没想到那些新人决绝而去的情形，几年后在中国大陆风生水起，渐至成为潮流。
当然，放开我们的视界，这种转向是否已经完成，还有待观察。一些人的作品中虽不乏传统文化元素，但这是否为一种文化传承的自觉，抑或仅仅是一种“策略”呢？是中华文化力量的强劲再现，还是商业社会心理主导下的精明挪用呢？更为让人警惕的是，一些人的作品日、韩风格明显，这与前些年，一些人刻意模仿欧美纪实风格摄影作品相似，这种模仿、跟风，是否真的会带来中国本土摄影文化的繁荣呢？还是热闹过后，又是一地鸡毛无人打理呢？从热闹一时的观念摄影人对传统的离经叛道，到今天的新锐们与传统的和解，这股风，朝哪个方向吹呢？
另外，同质化倾向严重，这颇让人忧心。作品叙事风格雷同，甚至题材雷同，场景相似的情形，也颇为值得注意。年轻一代摄影人的学养、眼界与定力，包括底气等，将最终决定着一个摄影人能够走多远。
郜南：感谢中国摄影家协会给我这个机会，这两天的评选过程中，我的心路有三个阶段：一是紧张，二是欣喜，三是有点淡淡的哀愁。
第一，为什么紧张？因为在座的评委都是资深摄影人，资深评委，判断敏锐而快捷。在这么一个海量的评选工作中，速度与质量并重，对我是个挑战，也是学习的机会。另外，就是感觉责任重大。
第二，欣喜。我内心的高兴，就是影像的冲击力。在电脑上的初选时，我先是把比较好的照片放在待选区，但是有一个作品很早就放在选定里，就是储楚的《物非物》系列，看到那个作品心里一震，没想到一个小姑娘对人类及社会的感觉如此尖锐，而且呈现的风格如此简洁。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欣喜的同时，我相信每位评委坐在电脑前，用鼠标划过、审视参选作品的时候，都会认同自己首先是评委，而不是摄影师或评论家个体，不会顺我口味者昌，逆我口味者亡。我们做的是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而不是中国当代电子影像新锐展，在“概念”“方向”等多种权衡之下，在逐步进入后两轮的筛选的时候，不可否认，评委之间甚至评委自己内心的冲突显现出来，每个评委要思考的摄影方向、摄影新锐等问题，就有点纠结，有点不一样了；举全部九名评委之合力，恐怕也难以界定和引导摄影新锐的概念和走向。
第三，评选结束后，有一种疲惫和淡淡的哀愁。我看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包括第一轮淘汰的一些作品，看出了摄影师的功力、原创力和影像冲击力，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从后来评委的交谈中也颇有感悟。这个新锐展的确是很重要，可以说应运而生，很是时候。
那么，哀从何来？比如《物非物》没有入选，非他因，我自己在后两轮进一步淘汰的时候，也把这组作品均衡掉了。还有其他一些观念的、纪实的作品也没有进来。能入选的肯定有其可取之处，比如在方向上和手法上，但不能说入选的作品一定比落选的其他作品优秀。《素歌》一组片子在最后一轮高票入选，作品能把现代人拍成一百年前的样子，用形式的守旧表现了人物内心的坚守，这个想法新颖，手法有突破，我也投了赞成票。但此风不可长，到此为止吧。随着岁月的流逝，《素歌》会成为赝品疑似。如果我们一百年后再看这组照片，就不知道是一百年前还是两百年前的了。子孙们再看这个作品，就会问这是20世纪初还是21世纪初的东西？能这样高仿真实属不易，但还有个摄影要往哪个方向走的问题。现在离开评选的电脑，静下来想，心有不安。
这次评选活动有幸的是入选的20名摄影师，不幸的是九个评委，备受折磨，直面讨论各执一词的同时，内心还有着不同程度的自我冲突，里面有很多复合的东西：实体照片与电子影像彼此交织，摄影与美术在彼此交融。我在想一个问题，这是第一届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下一届不知道评委的内心会不会顺畅许多？假设中国美协与中国摄协联合举办一个展评，不叫“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而叫“中国当代电子影像新锐展”会如何？评委们会大大解放“生产力”，还是会更加纠结？

刘树勇：目前这个奖项奖励的是20个摄影师。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此之外设立一些荣誉性的奖项，以对更多具有潜力的年轻摄影师给出奖励。这对年轻摄影师的工作热情和未来会有很大的帮助。

邱志杰：我觉得要选一套好作品和选人要分好。选作品的奖很多，但是选人的奖很少，选作品就是看作品的好坏。我们既然叫当代摄影新锐，不是说就是这两年的新作品展，这有点像赌注，赌的人里面可能再过10年、20年他们就是评委——赌的是这个人全面的能力。如果这样的话，一个人提供一套作品不够，甚至某一个人应该得到更多的呈现，使我们对这个人有更深入的了解。

另外，如果是评作品，同一个摄影家明年可以再评一次奖，因为他可以提供另外一套作品。如果我们评奖的对象是人，原则上明年就不再给他奖，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不可能每年产生20个，这个20个太多，我们要弄明白，界定清楚，到底重点是推出人还是推出作品。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推出作品和别的奖项重合度会相当大，因为一两年产生的显眼作品就这么多，我们需要大家来理清楚，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此外，我想谈一谈我们是否要向所谓“观念摄影”倾斜和照顾入选比例的问题。今天在座的评委中，我是来自美术学院的代表，但我反而抱一种比较原教旨主义的摄影观。

观念摄影一词在汉语世界中大约是从1997年开始使用。观念摄影之用词，盖因新摄影实验超出了传统摄影的议题，人们无以名之，姑且借用了观念艺术中的“观念”一词。它的混淆本身来自“观念艺术”一词的混淆。基本上，在汉语世界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把几乎所有的非传统模式的实验艺术都称之为观念艺术。观念摄影这个词，同样也就遗传了观念艺术的所有毛病。美院的研究生用这个词汇作为标题来写论文，我总告诉他们，你们这么说显然不小心地贬低了“传统摄影家”们，似乎他们只是机器的操作者而不带着“观念”在工作。事实上今天所谓观念摄影的伎俩，像表演、摆拍、合成，在早期摄影史中比比皆是。

比如，曾经有一个研究者把从杜尚(Marcel Duchamp)开始的观念艺术当做观念摄影的影响源。这种叙述必须故意无视从摄影史的开端就已经出现了的大量充满奇思妙想的实践，失敬于雷兰德先生(Oscar Gustave Reilander)、卡梅隆夫人(Julia Margaret Cameron)和罗滨逊先生(Henry Peach Robinson)。

专业摄影和“观念摄影”的分歧，就世界范围来看并没有像中国这样割裂。安德烈•古斯基(Andreas Gursky)或杰夫·沃尔（Jeff Wall），从专业摄影的角度来看依然是值得尊重的，尽管他们主要在美术馆展出他们的作品而不是在摄影杂志上发表。

在汉语世界中，一开始“观念摄影”对于专业摄影家来说简直是笑料，一个不懂摄影的人，只要认识一个在影楼工作的朋友，出点主意，布置布置，再靠后期电脑弄一弄，就可以混充艺术摄影。“观念摄影”圈子里的人也故意气人，对专业摄影家那些在针尖上比武的长城落日，荷叶尖上的蜻蜓之类不屑一顾，喊出“摄影以傻瓜机为正宗”的狂话。我在《摄影之后的摄影》那本书中，还成心挖苦他们穿的摄影背心其实是用来钓鱼的。除了一些特别的私交，这两个圈子基本上老死不相往来。这个情形据说这几年颇有改观，原因是因为这些不懂摄影技术的“观念摄影家”把摄影像油画一样地卖，让原来只知道拿杂志社稿费的摄影家们看傻了眼。在一些摄影论坛上，可以看到影友们对于混美术圈的观念摄影由鄙视变成羡慕。

这个变化会导致一些过去多年把精力花在纯技术磨练上的摄影家，会带着好器材和技术杀进美术圈来。纯粹意义上的报道摄影确实很难真正占据墙面，用于墙面的摄影有它独特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并不是那么难以领悟的，这些摄影家们一进来就会发现，弄一些“观念”糊上墙其实不是什么难事。事实上，我对于一些功力深厚的好摄影家，受到美术界的时尚的影响，而搞的所谓观念摄影，经常感到的是痛心。

当然，另一方面，这个形势会让那些仅仅靠搞一些小点子混摄影的美术学院毕业生没那么容易了。而他们中对于媒介有敏感性的人，在经历过简单地利用照片来处理观念的阶段之后，会进入对于媒介的特性的潜心研究，会学会对于伟大的专业摄影家的重新尊重。他们的工作会脱去对于摄影记录的简单借用，也开始在技术和品质上精益求精，不满足于混美术界，而且要能够让专业摄影家心服口服。艺术摄影不能以艺术的名义，成为摄影的外行。这种进一步的追求，将使他们的智力和感性准备成为对于世界摄影活动的贡献。经历过这样的大浪淘沙的过程，两个圈子有希望能够重新弥合。而摄影史的写作才终于能够找到一种叙述，让两段互相割裂的故事得到连接。

王郑生：评选的时间不长，只有两天，但相信各位评委在此过程中，都感受到了这一次评选可能和我们过去经历的大多数评选活动有所不同。我自己感到在评选的过程中痛苦和喜悦的交织，我在不断地拷问自己：到底什么是新锐？我想各位评委在评选过程中也在不断地给这个词汇做重新的定义，最终我们对于新锐的定义体现在投票的结果上。我个人的理解，“新”和“锐”我们常常联用，但实际上二者指向两个不同的层面，“新”往往更多地表现在风格、样式、方法上的创新、求新，而“锐”是对于对象、问题、内涵的理解和表达方面的锐利、深刻，这二者有交集，但是也有着侧重的存在。从评选结果来看，我感觉可能这次的评选结果在新的方面体现得比较多，在锐的方面可能有待于今后更多的探索和实践，尤其是刚才一些评委谈到的，传统的手法、纪实的手法难道不能够新、不能够锐吗？感觉在这次来稿中，较少看到以传统的手法，但是比以往更深刻、更锐利地剖析反映社会各个层面的作品。有些作品可能做到了相对的锐，但是从深刻性上有很大的欠缺。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后的实践，包括将来我们对这次评选活动的宣传和解读方面要有所涉及的问题，希望在下一届评选中能够得出一个首先是被评委共同肯定、同时能够得到摄影界和社会更广泛的认可的结果。我相信我们目前评出的结果在某些层面上已经得到认可，同时我们自己首先要清楚，并不是非常圆满，是有欠缺的，我们只能针对参评的作品、参评的人来做我们的评价，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通过我们的解读，能够让摄影界的认识更加深刻一些。

另外，刚才也谈到了评选方式，这次是第一届，存在经验不足的问题，其他的影展、影赛经验相对多一些，但是这类评选我们的经验是不足的，希望承办单位将来能够更好地考虑一下今后怎么做。在和浙江承办方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谈到的一些想法很好，比如将评选分为两个阶段，评选前40名的时候是一个阶段，全用电子投稿，评选侧重作品的影像元素；进入前40名的作者要拿出纸质作品，接下来第二阶段再评选前20位，毕竟摄影的语言要通过各种形式展现，不仅是影像，第二阶段评选就要综合考量影像水平和作者在后期制作、材质选择等方面的能力。这是一个想法。包括将来的评选名额和年限间隔，希望承办单位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及早筹划，早些向主办单位提交更完善的方案，不要等到一年或者两年后，要开始评选下一届了才去想。

尽管还需要完善提高，但评选摄影新锐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有力地履行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在推动中国摄影事业发展方面的责任。另一方面，这个时机是比较合适的，我认为中国摄影界现在孕育着一次大的改变，随着技术、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很多摄影家都在说，现在已经进入了全民摄影的时代，在这种局面下，专业的摄影家应该处在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在座的每一位同行都在思考，我认为，全民摄影并不会取代专业的摄影，而是对专业摄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会有更多的人拿起相机，包括我们手边的很多器具都会具备摄影的功能，但是专业的摄影师和一般的爱好者，乃至一般的摄影器材使用者在很多方面都会不同。在全民摄影的局面下，会有更多的摄影人在这个道路上做更深入的探索，我们真的会进入一个新锐辈出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研究摄影、从事摄影的专业人员，我们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责任？我们应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都是值得去思考并且付诸实践的。评选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工作没有结束，真正把这些工作做好，我们才是真正圆满的完成了任务。这项工作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希望今后在座的各位有更多的机会在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