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遗嘱：照相机给沙飞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身体非常不好，也许我要和你们永别了!请你给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十号。同时，抄送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联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 .....照相机给沙飞..... 诺尔曼·白求恩 1939年11月11日下午4时20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手捧这封绝笔信，眼含热泪读了一遍又一遍。后来遵照白求恩“照相机给沙飞”的遗嘱，相机归沙飞使用。

　　1938年春， 白求恩来到中国革命根据地延安，柯达莱丁娜相机是他来中国之前于1937年购置的。柯达莱丁娜Ⅱ型(Kodak RetinaⅡ)相机，设计特点是小巧便携，它是一台平视取景、双影重叠调焦的135折叠相机。折叠相机一般采用镜头前组移动调焦方式，柯达莱丁娜采用多头螺纹镜头整组移动调焦方式，确保了镜头的成像质量。该机从1937年开始投产至1939年停产，共有三款不同口径的镜头：Kodak Ektar50∕3.5 ; Xenon50∕2.8; Xenon50∕2，白求恩的相机是Xenon50∕2这款镜头。

　1938年6月，白求恩受上级指派，来到山西五台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负责筹建模范医院的工作，正巧抗战报社副主任兼摄影记者沙飞，在五台县军区卫生部住院。从白求恩到晋察冀边区的第一天开始，沙飞就用相机记录他的活动。 白求恩与沙飞因摄影而相识，加之沙飞生长在海派城市广州，又是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曾就读于在上海美专，俩人文化底蕴比较相近，又都爱好摄影，很快俩人无话不谈。白求恩曾为在异国他乡遇到沙飞这位知音，而暗暗庆幸。俩人的友谊越来越深，后来发展到只要白求恩见到沙飞，他就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异常活跃、话也特别多。

　　谈到白求恩的影像，我们自然会想到摄影家吴印咸，因为他的代表作《白求恩大夫》家喻户晓。而事实上，从白求恩来到晋察冀直至他逝世，沙飞一直用相机关注着他的工作和生活。2009年9月19日，在山西平遥举办的纪念白求恩国际摄影展览上，我们再一次看到并进一步印证了用相机记录白求恩最多的人是沙飞。

　从“照相机给沙飞”开始，沙飞用白求恩赠给自己的相机，拍摄了大量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题材的照片，相机如同挚友一直伴随着沙飞，直至1950年3月。沙飞逝世后，沙飞的长子王达理把白求恩赠给父亲的相机及其它遗物，上交新闻摄影局副秘书长兼摄影处处长石少华保管。

　1956年12月19日，中国摄影学会成立，首届学会主席石少华提出：“为了加强我国摄影理论与摄影技术研究工作，为了给将来建立的摄影博物馆做准备，先在学会办公地点设立中国摄影史料陈列室，将一些珍贵的摄影文物展示出来。”石少华身先士卒把沙飞的遗物和其它一些文物，捐给刚刚成立的中国摄影学会，学会其它领导吴群、陈勃、高帆、郑景康等人，也捐出了一些珍贵摄影文物。中国摄影学会迁至红星胡同61号后，在中西合璧的木制小楼的一层，开设了中国摄影史料陈列室，室内添置一排红酸枝展柜，将第一批社会捐赠和收购的珍贵摄影文物展示出来，白求恩送给沙飞的相机是镇室之宝，每逢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摄影家来访，学会领导都会请他们参观中国摄影史料陈列室。文革期间，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得知白求恩的相机在学会后，马上派人来学会，打着上级单位指示的旗号，以物归原主为由，索要相机。当时学会正处在无政府状态，要不是《大众摄影》主编佟树珩软硬不吃，抱着相机死活不给，相机险些就被人家索取。

　事后曾有人趣谈，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那伙人也死心眼，既然相机索不回，还不如另想办法，当年柯达莱丁娜相机并不是稀罕物，常在委托商店见到，由于它产量较大、售价不高，买一台同型号的相机，拿回去说明原由交差了事。趣谈归趣谈，笔者却认为，白求恩送给沙飞的相机，不是用钱能办到的事，赋予在相机身上的文化内涵一层又一层，它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的白求恩把相机带到中国，并用它向国外发稿，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抗战情况;后来相机传到沙飞手上，它的潜能被充分发挥，相继记录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相机传到学会手上，它作为中国摄影史料陈列室的镇室之宝，持续发挥着中国摄影史物证的功效;相机就像接力棒一样，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