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福康与梅兰芳

　　尹福康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老摄影家，曾任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现虽然年事已高，脚又带疾，却依然在各种活动上见到他的身影。他在中青年时代拍摄的不少作品记录了时代的变迁，正越来越显示出历史价值。美国摄影家、出版家刘香成编的大型摄影画册《中国》、《上海》里就收有他多幅作品。

　　不久前，尹先生送我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摄影画册《梅韵兰芳》，静静欣赏之后，不禁想起尹先生和他所拍的两千多张梅兰芳剧照的故事。

　　从小练就的一手功夫

　　尹先生15岁就在南京著名的美丰照相馆学习，练就一手硬功夫，学徒三年下来就成了店里的得力伙计，开始拍肖像。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7月，经当时在《新华日报》工作的南下干部、著名摄影家邹健东推荐，来到上海，在《华东画报》社（后并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摄影记者。

　　上世纪五十年代，著名出版家赵家璧先生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任副总编辑，编辑出版了《苏联画库》40种，《新中国画库》60种。他还根据自己多年的梦想，积极策划出版一套图文并茂的著名人物的画册，也就是我们现今所称的画传。他充分发挥了人民美术出版社员工的才干，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出版了《伏契克》、《奥斯特洛夫斯基》、《蔡元培》、《革命烈士王孝和》等，受到一致好评。

　　机会总给有准备的人

　　《梅兰芳》虽也已列入选题之中，但是，实施起来却很困难。主要是梅兰芳先生的资料照片很少，大量的剧照要现拍，而梅先生自从1951年举家从沪迁京之后，在江南演出的机会就少得多了。次年，梅兰芳率团奔赴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之后赴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接下来他当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又受命为中国京剧院院长，举行舞台生涯50周年纪念活动，拍摄完成《梅兰芳舞台艺术》，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转机出现在1956年2月，重情重义的梅兰芳，返回江苏泰州寻根祭祖，随后到了5月，他又要去日本演出。祭祖途中，家乡父老依依不舍，尤其是京剧观众皆盼一睹大师风采，于是梅先生答应在南京举行半个月的答谢公演。获知这一消息后，赵家璧喜出望外，立刻派尹福康与另外一位编辑赶往南京，与梅兰芳取得联系，表达了想为其出一本画册的意愿，得到了梅先生的同意和支持。

　　抓拍下每一个动人瞬间

　　据尹福康先生的回忆：“公演的那半个月里，每逢演出时间，南京必定万人空巷，在刺骨寒风中排队购买退票的人犹如长龙一般，人们以目睹国粹艺术表演为荣幸。演出前半小时，剧场内就已座无虚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霸王别姬》，那时梅先生已年届花甲，但当他扮演的虞姬一亮相，全场鸦雀无声，观众们都被梅先生端庄绰约的扮相所震撼！随着他惟妙惟肖的表演，观众们的情绪也随之跌宕起伏。尤其是剑舞那段，无论是举剑或曼舞，无不神情兼备、技艺娴熟、美不胜收、让人陶醉……当最后演到项羽被困，吟叹"虞兮虞兮奈若何"一句时，梅先生所扮演的虞姬趁霸王转身窥听楚歌之际壮烈自刎，更将剧情推到极致。”

　　尹先生说，他当年既是一名观众，但又担着一个摄影工作者的责任，因此虽然“享受特权”，能够近距离欣赏大师演出，却不能忘了按快门。他当时使用的是很高级的德国莱卡相机，但没有现代相机常见的自动对焦、变焦、连拍功能，测光、对焦、进片全部手动，使用的是50毫米的标准镜头，拍一张是一张。那时无国产胶片，全是用珍贵的外汇进口的依尔福或柯达的黑白负片。为保准颗粒度，基本上都用100度的，而要把每一个动人瞬间都抓拍下来，可见难度之大。

　　他们与梅兰芳合影

　　在公演的半个月中，尹先生共拍摄了梅兰芳演出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洛神》、《宇宙锋》、《金山寺断桥》、《穆天王》、《抗金兵》、《二堂舍子》等八个著名剧目，共拍黑白原底两千余张，仅《霸王别姬》梅先生扮演的虞姬舞剑镜头就拍了不下30张。

　　在拍梅先生剧照的那段日子里，尹福康与剧团成员同住在南京AB大楼宾馆（现华东饭店），就餐时常与梅先生见面，相互点头致意，梅先生还常问起拍摄的情况，并不止一次表示，若不理想的镜头可以在演出结束后，给你们补拍几张，但尹福康不敢过度打扰。

　　拍摄工作结束后，尹福康与编辑向梅先生告别，并提出想与他合影留念，梅先生当即同意，并说“那就到大院里照相吧。”分别与两人合影，这张合影照虽时隔半个多世纪，但仍十分清晰，尹先生珍藏至今。

　　躲过了“文革”的急风暴雨

　　遗憾的是，不久，风云突变，在“反右”运动中，赵家璧被调离了出版社，《梅兰芳》与其它画册自然无望出版。在随后更无人会提及此事。“文革”来临，先是北京来的，后是上海本地的，一批批红卫兵来出版社“造反”，出版社珍藏的照片也未能幸免。存放着梅兰芳剧照底片的柜子就放在走廊里，人来人往，进进出出，如果被发现，那可性命交关！尹福康整天忐忑不安，每次走过，他都要向这个柜子看一眼。经再三考虑，他决定“违反”社里的规定，悄悄地把这些底片转移，锁到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自己来保管，后来又搬回家中。

　　幸亏如此！因为存放在社里一整面墙柜子里的照片原底，躲过了文革的急风暴雨，却没逃脱被愚昧、愚蠢毁灭的命运，有位领导为了大楼的修缮，竟以“没有价值”、“没地方存放”为由，统统予以烧毁，没烧尽的也都倒进垃圾箱。这是一批多么珍贵的史料啊！其中包括尹福康五十年代“重走长征路”时所拍摄的底片、他拍摄的52本摄影连环画的底片、他拍摄的人美社历次运动的现场照片以及更多的人美社同事们所拍摄的画册、挂图、年历的底片。一位曾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把这些底片造册登记整理的退休老同志闻讯后老泪纵横。

　　全部无偿捐赠给博物馆

　　尹福康事后知道此事，牙齿敲得格格响，但又为自己感到欣慰，庆幸所有梅兰芳的底片没有一张损坏。为了不让这批底片受潮霉变，每年江南梅雨季节过后，尹先生总要将其拿出来查看一次，让每张底片都“晒晒太阳”。因此，这近两千幅底片至今仍大多保存完好。尹先生住在底楼，2002年春，发现墙根发霉，少部分底片已有稍许变化，而居室又要大修，他就将这批剧照原底全部无偿捐赠给了上海历史博物馆，让那批底片住进了有恒温控制的保险箱里。

　　博物馆方面对此当然十分感谢，逢年过节都派人上门向尹先生表示慰问，而尹先生所希望的不仅是有良好的保管条件，更希望这些照片能与世人见面，为研究者所利用。在尹先生的再三坚持下，博物馆派专人与尹先生一起从这些底片中挑选了200幅，精细扫描成电子文件，各保存一份，同时部分洗印成照片以便翻阅，并向尹先生颁发了捐赠证书，尹先生对此感到满意。

　　《梅韵兰芳》遇知音

　　尹先生拥有如此之多梅兰芳在艺术巅峰时期的照片，而又未得到应用的消息经媒体披露后，引起梨园界、学术界的研究专家的关注，纷纷上门观赏，赞叹不已，也有的要求借阅观赏或者转拍出版，但尹先生不肯轻易答应。一天，中国戏曲学院谢柏梁教授来到他家，谢教授是在苏州图书馆见到相关报道，几经周折才找到尹先生的。在尹先生确认谢教授的身份，并得知研究并出版这批照片是戏曲最高学府的文化使命之后，尹先生欣然同意，愿意将剧照提供他一阅。

　　不看则已，谢教授一看就兴奋起来。很快就认定，梅大师的这些剧照，从来未公开出版过，弥足珍贵。谢教授马上向中国戏曲学院领导作了汇报，获得支持。他精选了249幅，每幅配上舞台说明或照片定格时梅兰芳的唱词，配写了长篇论文和梅兰芳年谱，出版了这部《梅韵兰芳梅兰芳八大经典剧写真》。

　　此画册一经问世即好评如潮。对此，尹先生却淡淡地说：“这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不仅能让更多的读者看到这批珍贵的剧照，领略大师的风采，宣传国粹，同时也是对赵家璧先生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

尹福康 简介：

   
尹福康，1927年7月生，南京市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摄影编辑室主任，副编审。原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联委员，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理事。
职业历程
尹福康1949年7月，南京解放后，由友人介绍前往上海参加《华东画报》社工作。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行列，转眼间从普通人像摄影师成为国家干部。到画报社被分配在制片组工作，主要担任冲底片和放大照片的工作。1951年开始学习摄影采访，期间拍摄了活报剧《江南农名大翻身》剧照，《抗美援朝的力量不断增涨》，《上海各界踊跃捐款，支持抗美援朝》等。并在51年《华东画报》7、8、9期上刊载。1952年因华东地区撤销，同年八月转入刚建立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从事出版摄影工作近40年至离休。

在出版社期间，曾参加《上海》10周年及《庐山》、《江山如此多娇》、《中国》（中外合作）、《中国山水》、等大画册的拍摄工作。1956年拟出版梅兰芳人物画传的画册，为梅兰芳大师拍了多幅舞台剧照，已成为当年留下的极为珍贵的影像资料。1960年为出版《长征路新貌》摄影画册的拍摄，前往“遵义会址”、“娄山关”、“泸定桥”、“金沙江”、“四渡赤水”等战地拍摄了三个月。近期还写了一篇拍摄长征路的回顾文章。载于上海《出版博物馆》08年12 月期刊上。多年来已有千余幅作品出版或展出。

60年代初有摄影作品《烟笼峰岩》、《向荒山要宝》、《晒盐》、《工人新村》、《建设号下水》等被全国影展入选。1960年，《上工》、《建设号下水》、1962年《向荒山要宝》、1963年《晒盐》、1965年《工人新村》、《电影演员下乡演出》均刊于《中国摄影》和《大众摄影》封面上。

1980年摄影作品《浪花》入选中国第三届国际影展，1986年《牧归》入选于上海第一届国际影展。1980年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讲“风光摄影的奥秘”，1987年撰写《谈风光摄影》被收入文汇出版社《摄影论坛文集》中。1986——1988年曾担任上海国际影展评委。1990年出版撰写了《巧妙运用自然光》摄影理论丛书。1992年参与编辑出版《上海摄影史》并任该书副主编。

1982年和1990年5月，两届被选为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在任职十多年里，交了很多摄影界朋友，与广大会员都成了知己，还接待了国内外许多摄影人士和团队。其中亚当斯摄影技术顾问团和布列松摄影代表团，在交流中增强了友谊，提高了技艺。还两次被邀去日本访问，一次是去大阪OVC摄影学校回访，一次是出席日本肖像写真协会建立50周年大庆，还参加日本与上海两地人像摄影展开幕式。

个人心声
尹福康：接触摄影已60余年，从1942年去南京一家照相馆学徒，那时还不到15岁，满师后开始拍点人像或背着木质外拍机去学校拍团体照。解放后踏上革命道路，如果在拍摄方面有一点成绩，都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我50年代参加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1982年去上海市党校学习，我牢记要做一个真诚的人，将终身以摄影为伴，希望在有生之年拍出自己喜爱的摄影作品。
获得奖项 舞蹈《太空曲》79年获上海市影展一等奖；《歌剧院夜色》获2000年澳洲风情展一等奖。

为梅兰芳拍照

 梅兰芳与摄影师尹福康1955年初，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著名人物的画传，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被列入选题中。此时，《华东画报》社已并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56年2月，梅兰芳为答谢南京票友和戏迷，亲率梅兰芳剧团在南京人民会堂举行公演。尹福康由社里派往南京进行拍摄。
　
在梅兰芳南京公演的半个月时间里，尹福康共拍摄了梅兰芳演出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洛神》、《宇宙锋》、《金山寺》、《穆天王》、《抗金兵》、《二堂放子》等8个著名剧目的一系列剧照，拍得黑白原底近2000张。拍摄所使用的是一台德国徕卡相机和一个50毫米的标准镜头，测光、对焦、过片全部通过手动调整，用了100度的胶片感光度以保证照片的颗粒度。拍摄完成之后，由于“反右”、“文革”等原因，画传一直没能按计划出版。幸运的是，这批底片在尹福康的精心保存下，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仍然完好。

我与摄影结缘为梅兰芳先生拍剧照千余幅
尹福康 撰文/摄影

 一    

       我今年82岁，离休前是上海市人民美术出版社摄影编辑室主任、副编审，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我从事摄影工作60年，曾参加《上海》10周年及《江山如此多娇》、《中国》、《中国山水》、《庐山》等大型画册的拍摄。多年来已有数千幅作品出版和展出。《太空曲》、《歌剧院夜色》等艺术人像、风景照曾获一等奖。
 1927年7月4日，我出生在南京一个以雕刻手艺为生的贫苦家庭。1932年，父亲尹铁厂（an）在南京瞻园路开了一家“松月轩刻印社”专营金石篆刻，兼营书画。因为父亲喜欢书法，那时我常在夜里为父亲磨墨，看他写字。有时父亲将几副写得较好的字挑出来挂在店里出售。我记得父亲的金石篆刻在当地小有名气，曾为不少民国名人、知识界人士制过印章，如民国元老于右任即为其一。解放前，父亲还带领一班人在中山陵无梁殿刻过石碑。解放后上世纪60年代，父亲应国家文化部之邀，去北京拓印古代石碑拓片。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技高艺精的艺人在旧社会却挣扎在饥饿线上。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贫困环境中煎熬长大的。
     我的童年时代几乎没上过学。为了糊口，1942年夏天，父亲托人让我在东牌楼口的“美丰”照相馆当学徒。“美丰”的规模相当于上海的王开照相馆，当时的老板是南京的首富，我们20多个学徒一进去就片刻不停地开始学手艺。我当年15岁，在书画刻字社店铺里长大，有着过人的艺术敏感，再加上勤学苦练，专研技术，学了不少照相的窍门和绝招。凡是拍照、冲洗底片、晒相、修花点、修底片、外拍、照团体照，直至人像放大、着色，无不积极专研，力求独挡一面。待到3年满师时，我已是照相馆里一名得力的店伙计，并开始兼任肖像摄影。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我就为巴金、靳以、魏金枝、张充仁、丰子恺、张乐平、苏步青、赵丹、张瑞芳、王丹凤等名人拍摄了多幅工作和生活照，至今保存完好。
    旧时，南京城三天两头断电，老板为不丢失客源，便买来发电机发电，我自告奋勇担此重任，从发电机的原理、构造，直到操作都孜孜不倦地学习，从目不识“机”，到熟练掌握，学会了五花八门的知识技能，为日后工作奠定了基础。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全城欢庆。我们照相馆就打出了优惠给解放军拍照的主意，当时店里还做了一条标语，上面写着“欢迎解放军来照相”。一时间照相馆里挤满了来拍照的解放军，人声鼎沸，我们几乎没有时间休息，按快门的手都酸了。当时人们迎接解放军的喜悦之情，对新生活的憧憬之情，都化作了质朴的微笑，在我的手中定格。那时，南京刚解放，百废待兴，国家需要一大批照相人才。其时，我有个师弟叫吴嘉文，他此时正在新华社资深摄影记者邹健东先生手下干事，当得知华东画报社招聘人，便力荐我去应试，我凭着一手硬功夫，果然一试即中。同年7月，我即奔赴上海新岗位。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当我一踏进黄浦江边这方热土，一踏进画报社，感觉一切都是新的。我用相机、镜头、胶卷、相纸……尤其凭着一腔火热的热情，拼命地投入工作之中，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新生的上海。把所掌握的摄影技术全部贡献给人民。1956年，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在上海市党校学习）。入党后我更加忘我地工作，经常背着照相机，下工厂、到农村，去外地、跑市内，摄下了工业生产热火朝天，城市建设飞速发展等多幅极富时代气息的好作品，热情讴歌了新社会的无限美好。当时，我也没想到，五年后我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拍摄剧照，这一拍就千余幅。

 二 

       1955年初，著名出版家赵家璧先生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策划出版一套图文并茂的著名人物的画册，也就是我们现今所称的人物画传。当时只有上海出这种画册，很受欢迎，在全国各地卖得非常好。这也是赵家璧多年的梦想，他充分发挥了人美社员工的才干，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出版了《伏契克》、《奥斯特洛夫斯基》、《蔡元培》、《王孝和》等，受到一致好评。当然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画传也已列入选题之中。
       1956年2月，梅兰芳为答谢南京票友和戏迷们的热爱，他亲自率领梅兰芳剧团在南京人民会堂举行公演。得知这一消息后，赵家璧立刻派我与另外一位编辑赶往南京，与梅兰芳剧团取得联系，第一时间表达了想为其出一本画册的意愿。当即梅剧团的工作人员就把话传给梅先生，很快就有了回应。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梅兰芳时情景。梅先生一点也没有架子，说话的声音很平静，见面就问我有什么拍摄要求。
 拍摄梅剧已经过了52个年头，可是当年演出的景象，我仍历历在目。公演的那半个月里，每逢演出时间，南京必定万人空巷，在刺骨寒风中排队购买退票的人犹如长龙一般，人们以目睹国粹艺术表演为荣幸。演出前半小时，剧场内就已座无虚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霸王别姬》，那时梅先生时年63岁，但当他扮演的虞姬一亮相，全场鸦雀无声，观众的眼球立即被牢牢地吸引住，不禁惊异，不仅欣赏梅先生扮相的端庄美丽，更叹服梅先生表演的惟妙惟肖、尽善尽美！
     每当演出时，我都坐在第一排的“特权”位子，我当年既是一名观众，但又担当着一个摄影工作者的责任，因此虽然能够近距离欣赏大师演出，同时又必须把梅兰芳在剧中的千姿百态的造型抓拍下来，定格在胶片上。当时，我带上了当时很好的设备——德国徕卡相机，一个50毫米的标准镜头，它没有在现代相机常见的变焦、连拍功能，测光、对焦、过片全部都需要手动调整。胶片是依尔福或柯达的135黑白负片，为保证颗粒度，基本上都用100度的，就算把光圈调到最大，快门速度也不够快，画面很容易“虚”。而要把每一个动人瞬间都抓拍下来，可见难度之大。在公演的半个月中，每天晚上七点开场到九十点钟结束，拍完了马上冲洗，查看照片效果。出于当时拍摄条件的限制，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胶片中最终得到清晰的照片也不多，这里面只有一半画面比较理想。半个月，我共拍摄了梅兰芳演出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洛神赋》、《宇宙锋》、《金山寺断桥》、《穆天王》、《抗金兵》、《二堂舍子》等8个著名剧目黑白原底近两千张，并把梅先生在演戏中的每一个折转的动感画面，每一个身段的优美神韵都抓拍下来，定格在胶片上。梅先生演戏经过多年实践的不断加工，已达到了精美绝伦。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他的表演，都能给人以美的感受。他主演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宇宙锋》等剧目，不但扮相端庄秀丽、仪表雍容华贵，而且能把人物的情感通过面部表情细致地表现出来，《贵妃醉酒》这出戏我拍了几十个镜头，其中有20几张取景于剧中人“杨玉环”的个人全身剧照，剧中人物通过扇子与肢体动作，结合眼神，使 “杨玉环”既美艳娇柔，又仪表端庄，显示了“梅派”表演艺术的特色。在《霸王别姬》演出时，梅兰芳以古装扮演了“虞姬”悠闲诗书、习文兼武的神态。在“剑舞”的一招一式中，无论是举剑或曼舞，无不神情兼备，技术娴熟，美不胜收，令人陶醉……尤其最后演到项羽被困，吟叹“力拔山兮奈若河”时，乘其转身窥听楚歌之际的壮丽自刎，将剧情推到极致。那一瞬间，我手端着相机不停地工作着，感觉到现场所有观众摒息凝神的气氛，转眼间全场又爆发出如雷般的喝彩声，人人为之倾倒！为此，光该剧举剑或曼舞的片段我就拍了近30张。梅先生扮演的旦角，就像绘制的一幅优美图画，有一种微妙的庄严和宁静，难以言传。
      观梅大师精湛的演技，不禁使我想起了曹植的《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娇似游龙”这两句诗，充分诠释了梅先生的舞台形象。在拍摄梅剧的过程中，我时时为梅先生出神入化的演艺所折服，所陶醉！同时，我还有幸欣赏了周信芳、俞振飞、刘连荣、姜妙香、梅葆玖等著名京剧演员的精彩表演。

 三

      在拍梅先生剧照的那段日子里，我与梅剧团成员同住在南京AB大楼宾馆（现华东饭店），就餐时常与梅先生见面，相互点头致意。梅先生脸上总是带着笑容，谦和可亲，毫无名人架子。梅先生还常问起拍摄的情况，并不止一次地表示，若不理想的镜头可以在演出结束后“给你们补拍几张”。拍摄工作结束后，我们特去梅剧团告别。在半个月朝夕相处中，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依依不舍。临别前，我和编辑向梅先生提出想与之合影留念，梅先生当即同意，他说：“那就在大楼院子里拍照。”这张合影照我珍藏至今，虽时隔半个多世纪，但仍十分清晰。从照片上看得出，身着大衣，围着围巾的梅先生兴致极好，满脸笑容，神采奕奕；而我则是一副摄影师（记者）装束，年轻活力，风华正茂，身背着照相机，手扶其上，专业身份极为明显。
 遗憾的是，不久，风云突变，在“反右”中，当年负责名人画传出版工作的赵家璧被调离了出版社，《梅兰芳》与其他画册自然无望出版。在随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更无人提及此事。 “文革”来临，一大批珍贵文化物品遭到冲击。一批批红卫兵来出版社“造反”， 出版社珍藏的照片也未能幸免。红卫兵从科学家吸烟的烟雾中，到雷锋的军装中“发现隐藏着反动标语”，弄得人人自危。存放着梅兰芳剧照底片的柜子就在走廊里，人来人往，如果被发现如何了得！我整天忐忑不安，心急如焚，却又爱莫能助。每次走过我都要向这个匣子看一眼。只要被翻出来，肯定会被烧掉。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幸运的是，底片盒子放的位子比较高，不易发现。我决定悄悄地把这些底片转移到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自己来保管，退休时又搬回家中。幸亏如此，不然这些珍贵的照片，也许就不知去向了。这样，这批底片就安稳地“躺”在我家里，一眨眼就过去了数十年。
      我家住在一楼，潮气重对底片保存不利。为了不让这批底片受潮霉变，每年江南梅雨季节过后，我总要将其拿出来查看一次，让每张底片都“晒晒太阳”。因此，这千余幅底片至今仍大多保存完好。2002年春，我发现因保存条件有限，少部分已有稍许霉变。就趁居室大修之际，将这批剧照原底全部无偿捐赠给了上海历史博物馆，让那批底片住进了有恒温控制的保险箱里。博物馆方面对此当然十分感谢，逢年过节都上门向我表示慰问。而我所希望的不仅是有良好的保管条件，还希望这些照片能与世人见面，为研究者所利用。在我的再三坚持下，今年，博物馆派专人与我一起从这些底片中挑选了200幅，精细扫描，各保存一份，同时冲印成照片以便翻阅，我对此感到非常满意。
      代表我国国粹的京剧艺术享誉全球，深为广大群众喜爱。而提起京剧表演艺术，首屈一指的当然是梅兰芳大师。梅先生不但在国内妇孺皆知，而且在国外也闻名遐迩。我拥有如此之多梅兰芳在艺术巅峰时期照片的消息，引起京剧研究专家的关注，纷纷上门观赏，赞叹不已。已有专家为照片配文5万字，不日将出版，这不仅能让更多的读者看到这批珍贵的剧照，领略大师的风采，宣传国粹，同时也是对赵家璧先生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 

      我这辈子与摄影结缘，舞台摄影是我的最爱。令我记忆犹新的是我的舞台照片在拍摄梅剧之前有过的两次拍摄经历。一次在1951年拍的一组活报剧，作品发表在《华东画报》上；一次在1954年拍的上海人艺演出的话剧《蜻蜓姑娘》，此剧由演员陈奇主演，后来出版了一本剧影连环画小书。以上两次拍摄的方法均为摆拍。梅兰芳大师的京剧剧照我是抓拍的，这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技术考验，同时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如今我只要能走得动，仍然积极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摄影创作，拍一些自己喜爱的对象。我始终认为，一个摄影者学到老学不了。在我78岁那年，当数码相机蜂拥而至，我一不抵止，二是虚心学习使用数码相机的原理，并用数码相机创作了不少好作品。耄耋之年，我又对电脑发生了兴趣，通过自己的刻苦专研，排除重重困难，终于初步掌握了电脑知识，跨过了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是难以一越的门槛。让我尤为自豪的是年过八旬的我还去了九寨沟、庐山等地摄影采风。站在海拔3千多米，在周围一片白雪皑皑、银装树裹之中，感觉特好，摄影创作的激情油然而生，拍了不少满意的的风光作品。
     摄影既锻炼了我的意志，又锻炼了我的体魄。
     我爱摄影，我一生与摄影结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