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 十年 十四家

2011-11-10 11:42| 发布者:cphoto| 查看:1895| 评论:0|来自:中国摄影家协会

摘要:采访手记: cpanet:采访“十四家”的缘起?当初怎么想到要关注底层农民的生存? 陈:这次采访是缘于我的一次西部之行。在那次西部之行中,我了解了一些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当时的生活状况。当年他们过的那种日子是我 ...

 

采访手记:

cpanet:采访“十四家”的缘起?当初怎么想到要关注底层农民的生存?

陈:这次采访是缘于我的一次西部之行。在那次西部之行中,我了解了一些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当时的生活状况。当年他们过的那种日子是我想象不到的,很吃惊。后来就想更多的了解,后来又想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其实,即使就是在今天,西部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状况仍然并不为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的许多中国人所完全了解。我一直觉得这种互不了解,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种不公平。过去我曾和许多人讲过西部贫困家庭是怎样生活的,这种生活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生活有着惊人的差距,巨大的不同。许多人甚至都不相信,他们觉得:我们国家已经很富裕,不会还有那样的生活。而事实并不是那样。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 

cpanet:怎样选取的“十四家”的样本? 许多人都在问:为什么选择十四户人家?这十四个家庭具有代表性吗?

陈:这个当初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去考虑。之所以最后确定下这十四户人家,完全是一种无奈的决定。开始的时候,我的目标并没有锁定这十四户人家,我走进过上百户人家,甚至做了一定深度了解的也有几十户人家。但很快就发现,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大的工程,甚至觉得这是件靠我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无法完成的巨大工程。后来,我不得不重新调整采访计划和思路。从时间上、路线上、采访成本上考虑,最终不得不放弃许多户人家,虽然这些人家有的在我原先的计划里还占有挺重要的地位,有的是当时认为非常具有典型性的。之所以最后选择这十四户人家,事实上是从采访成本上来考虑(每次采访所需时间最短、行走路线不绕)是最经济的。可以说,在当时这十四户人家,其实是我能够在时间和经济上承受的最奢侈的选择。他们并不是我最初筛选出来的更具代表性的家庭。但他们又不是随意的,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个选择的标准不是典型性,是由我的采访条件决定的,是我能够承受的最适当的选择。当然这个选择也还是有标准的,那就是他们都是当时我们国家的贫困县里的贫困家庭。
 

cpanet:10年中,是不断地跟踪采访吗?

陈:是的,十年中,我一直都在不断地对这十四家进行着跟踪采访。有的家里我去过七次八次,有的家里去过五次六次。有时有的人家有特殊事情发生,会特别赶去。记得第一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对我这个陌生人很好奇,很不理解,这里的人都不想住这里,而这个人却从那么远的地方专门赶过来。在他们家,他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一边赶着苍蝇,一边往嘴巴里扒着饭;和他们住在一起,就睡在牛或猪的边上;他们干活,我也跟着,从这个上山坡爬到那个山坡上。后来当我定期再去他们家里时,他们渐渐地就不再感觉奇怪了,不再把我当作生人,就都把我当成家里的亲戚了,他们家里有什么事都不瞒我,我也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最真实的生活,感受得到他们的最深切的痛苦和最真心的快乐。

cpanet:采访中最难忘的事?

陈:难忘的事情很多,每一个家庭里都有许多令人难忘的事情。书里写出来的那些场景,其实都是令我难忘的。记得我第一次到山西的史银刚家,那时他的妻子冯凡梅刚刚去世,冯凡梅临死时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怕史银刚养不活五个孩子,担心孩子会被饿死。妻子死后,史银刚为了让孩子都活下来,他也拼出了全力,但他单靠自己还是不能养大所有的孩子。他把最小孩子送了人(这在当时,是他能作出的最好选择),将刚刚十四岁的大孩子送出去打工,第二个、第三个也都这样,他在将孩子交给别人的时候,求别人收下孩子,又想别人能够善待孩子时的那种心情别人一定永远无法体会。整整十年,史银刚的孩子终于都已经大了,他们已经不会再遭到饥饿的死亡威胁。史银刚也该有他自己的生活了。但就在这时,他出了事。今年四月,一天早上我接到史银刚大儿子的电话,说他爸爸不在了。这消息让我非常吃惊,史银刚年龄并不大,也刚刚熬出了头。他死于意外。我一直觉得史银刚是生活中的一个英雄。

 

cpanet:当你面对那些触目惊心的贫穷,你怎样能够保持冷静?并用冷静的语言不动声色地表达出来?

陈:我非常清楚,在面对其实在我决定开始跟踪这十四户人家的时候,我对他们的未来是充满了美好的期待的。我一直在相信他们的生活会朝着我想象的令人高兴的方向奔走的。甚至每一次去他们家之前,我都会先想象他们的生活该会有了什么样子的变化,因为我的生活在这些年里一直都在较快速的变化。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决定去做这样的一个记录的本意,就是想记录这种变化,想这种变化越大,也许这份记录越有意义。但事情并没有这样发生。变化是在发生,但这种变化并不令人欣喜。生活本生,永远要比想象复杂得多。生活本生,甚至超出了我对生活本生的理解。生活很真实,生活也很冷酷。这十四户人家的生活,为什么成这样?我一下无法清楚解释。我只能很清楚地说:我在这里记录的,就是他们的真实的生活。这种生活没有因为我的和他们自己的愿望而变得更美好,也不会因为我的或者其他的原因而变得更残酷。

cpanet:书中车应堂母亲的故事和赵本山的电影《落叶归根》很相似?

陈: 《落叶归根》是部非常真实的电影作品,电影里的故事应该在生活中是有原形的。虽然赵本山的出演使这部原本十分悲凉的电影有了几分荒诞的味道,但事实上现实远比电影里要更加荒诞许多倍。车应堂的母亲杜徐贵我见过她,那是个非常慈善的老人,因为粮食不够吃,她每年都会出门去讨饭。我一直无法想象她就会是那样暴死在离家数百公里外的异乡的街头,并且是以那样的一种方法被运回了家。她终生勤劳,也终生凄苦,她应该得到善终,但没有。在车应堂家的那个村庄,像《落叶归根》那样的故事,其实不只是在车应堂的母亲杜徐贵一个人身上发生过,我知道的就有两例。安眠故土,叶落归根,这是许多在外求生活的农民的内心愿望。其实,在他们的生命中没有多少太多太奢侈的愿望,这个愿望他们应该实现,即使这样一个朴素的愿望实现它也非易事。在书里还有提到另外一个人的死后回家之路,那是贵州毕节翟益伟的妻子李萍会,李萍会死在浙江后,只到第三年才被发现了尸体,翟益伟在怎样把妻子的尸体运回家的事情上同样是费尽了心机,也同样令人揪心。和现实本身相比,像《落叶归根》这样反映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其实太少。 

 

cpanet:通过这本书想表达什么?

陈:今天,是个非常崇尚财富的时代,属于成功者的时代,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网络、电视,我们在里面看到听到的都是成功者的故事的,成功者的声音。而事实上,在我们社会中,还有很多不成功的人,他们生活在和成功者的生活有着很大差距的状态里。我们总是有意无意的屏蔽这种差距,我们每天接受的是大量的片面信息,它让我们感觉迷幻的同时,也在消融着人们关怀不幸体恤弱小的真善情怀。《十四家》里的生活,其实在西部贫困地区,并不算是很特别。中国现今即使是官方的数字,这样的在贫困线下生活的人口也有几千万。对于几千万人的生活状况的真实报道,这应该不算是个什么特别的事情,但现在它成了很令人“震撼”的事了。这本身就是个巨大的问题。这似乎说明在我们的常识里,是不存在这几千万人的这种生活的。在西部的那么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的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在很长的时间里,被我们忽略了。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动用很多的资源去了解某个成功人士的一夜情,甚至他养的一条狗,但我们不了解甚至也不愿意去了解和那些明星一样同为这个国家公民的数以万计的人的生活的苦难。这是不是出了问题?选择这样的生活,把它展示给读者看,想表达的目的其实很简单,我们这个社会除了成功者,还有更多更广大的弱者,他们的存在不该被忽略,甚至正是他们成就了那些成功者,他们应该被改变。 “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对待农民的态度则考验一个民族的良心。”我们的社会应该更公平地对待他的每一个成员。

 

cpanet:为什么这本书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封面也很朴实?

陈:《十四家》没有前言,没有内容提要,后面也没有后记,整个文字中也没有任何论议,一切外显的主体解说都被抽去,这样做只是想对叙事进行客观的原色呈示。书中的每段内容,都是正在行进着的生活最鲜活的一个切片,没有附着物。在这本书的写作上,特别是在一些很重要的经济环节上,我一直都在用最具体的数据、以及最简单或者最繁缛的具体事实来交代。这些数据和事实是有根有据,并且应该是经得起检验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不准确的地方,因为尽管我自己觉得已经做得很扎实,但事实上要想完全精准把握这些人家这些年里所涉及的经济、历史、地理、社会关系等问题,一定还存在不足的地方,我并不生活在农村,也没有相对完整的农村生活经验。在这本书里的大量的生活场景的描述,就是来自我对于他们的生活的观察,以及他们对于自己经历的陈述。包括书中图片,也大都在进行对场景还原,在这里它的实证性最重要。封面设计我很喜欢,它符合这本书的气质。 

 

cpanet:是什么促使你从繁华都市来到荒凉农村?

陈 我住在杭州,杭州处在我们国家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带,是个很适合生活的城市,而我这几年的采访对象则大部分都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西部贫困地区。这两地之间的差距很大,这种差距事实上也正是我们整个国家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贫、富悬殊问题的一个缩影。也许正是这种大的差距,促使了我来做这样的一个报道。每次从西部贫困地区返回到杭州,都会有想法,东部和西部不仅仅是空间上的距离,由于经济上的差异,事实上也造成它们间在时间上的疏远,形成了两个区别较大的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穿行,我希望它们间的距离越来越小。

cpanet:你获了很多奖,你在新闻领域的目标是什么?是否已达到?

陈:作为一个记者,在这么些年中我可能做了些比较有意思的报道,也曾获得过一些奖,但这似乎也说明不了什么。现在的目标就是把自己正在做的或者想做的报道一个一个做出来,扎扎实实的。 

 

cpanet:平时喜欢读哪方面的书?

陈:读的书很杂。比较喜欢看传记,以及图片类书。 

 

cpanet:最近看了什么好书?

陈:最近在看《罗丹笔记》,还有摩莱里的《自然法典》。《罗丹笔记》还有许多罗丹作品的精美插图。摩莱里在《自然法典》里揭露了现存政治和道德的缺点,阐明了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思想。  13、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是谁? 我喜欢的作家有很多。对我有最大影响的说不清楚。  14、你现在在关注什么? 仍在做一个和西部贫困问题相关的报道。

 

作者简介:

 

     陈庆港,1966年生,江苏省连云港市人,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摄影系,曾就职于多家媒体,现为杭州日报首席记者。

    代表作:《走出北川》获得52届荷赛突发类新闻一等奖。

  


 《20世纪末中国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状况调查》《细菌战调查》《外省人—农民工生存调查》《中国慰安妇》《灰度空间—抑郁症》等。其中《中国慰安妇》2005年获首届国际新闻摄影大赛金奖,《灰度空间—抑郁症》2007年获国际新闻摄影大赛金奖;《拉萨刻石者》获第四届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金奖;《山村教师》获第五届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金奖;《走出北川》获得52届荷赛突发类新闻一等奖。此外,还获得中国新闻摄影年赛“金镜头”金奖3次、银奖2次,浙江新闻奖一等奖、浙江省新闻摄影年赛金奖等全国、省、市各种奖项30余次。

书评:张海龙  有力的艺术

   四季,十年,十四家。
   夏,2000。秋,2004。冬,2007。春,2010。
   甘肃省岷县李沟乡纸房村六社:车应堂家、车换生家、车虎生家。
   甘肃省宕昌县毛羽山乡邓家村:郭霞翠家、王实明家。
   甘肃省武山县马力乡双场村:李德元家、王想来家。
   云南省镇雄县安尔乡安尔村坪子社、小米多村水井弯社:李子学家、高发银家、王天元家。
   云南省会泽县大海乡二荒箐村公所马家凹子村:蒋传本家。
   山西省大宁县太古乡坦达村:史银刚家、李栓忠家。
   贵州省毕节市朱昌镇朱昌村七组:翟益伟家。
   ——按着这样的光阴、地理以及家庭索引,摄影师陈庆港不停从繁华的江南上路,一直向西,反复用脚丈量中国西部的无奈苦楚,不断用心体味普通人家的贫穷落寞。整整十年时间,他每隔一年都要循着同一路径到达这十四户人家,像是朝圣苦行的僧侣。
   没有谁像他这样坚持十年来到这些村庄。那些农民起初当他是记者,后来当他是大家的亲戚,当他是村里的一块石头。正因如此,扎下根来,他才看到更多。
   十年执拗,他其实只下力做了一件笨重的事,就是观察并且纪录中国西部农民的生存状态。让贫困真相不被忘却,让生存细节凸现真实,然后成书一册,名为《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
   一册书,就是一册山河,就是一捧心跳。非虚构,本身就是力量,本身就是证据。可以说,他用文字和图片铸就了一颗生铁秤砣,四两拨千斤,压住了整个国家的虚妄与轻狂,让那根标示财富的秤杆不致翘得过高,一直戳到天上去。
   纸房、坪子、坦达、水井弯、马家凹子、双场、朱昌……所有这些声气微弱的村庄向来不为人知,我们从未抵达过任何一个这样的偏远之地,但它们就在几千公里之外,是这个国家的另一半疆域,是我们身边流沙一般农民兄弟的故乡。它们埋藏在中国辽阔地理的褶皱细节里,像煤炭里的草木,像琥珀中的虫蝇,像灯火之下的阴影,注定被遮蔽被过滤。这个国家正在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在跑马拉松,生活烈火烹油,时代摧枯拉朽,经济血脉贲张。人们熟知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现代大城市生活。人们谈论的,是GDP房地产高铁新经济以及城市化之类的时髦话题。在单向思维与催眠信息里,人们固执地认为,这才是大国崛起,这才是直正的中国。

    

 

    贵州,赫章。在苞谷地里施肥的一家人陈庆港  摄。 

    可是,轻浮短视的我们,从来没有去眺望过“大国”的另外一半事实——
    美国人乔治•弗里德曼在《未来十年》一书中写道:“中国的西部因过于干旱贫瘠而难以承载大量人口,因此,超过10亿人口的实际居住面积仅相当于密西西比河以东、不包括新英格兰州在内的美国东部面积。中国最核心的问题是贫困,6亿家庭日收入不到3美元,4.4亿人口日收入不到6美元……当然也有6000万人年收入达2万美元,但这些人口不到中国总人口的5%……”
当然,你很可能不相信这样的数据,也会非常愤怒,认为这是美国人在妖魔化中国,危言耸听,中国怎么可能这么贫困?中国怎么可能会有人这么穷?
    有时候,人们会因为羞耻而主动拒绝某些事实。也有些时候,会有人因为羞耻而去主动勇敢地探究某些事实。


    那些被忽略或被拒绝的贫困事实如下——
    车换生拉架子车讨生活,捆绑、过磅、装车,然后拉着2500斤药材跑三公里,再卸完货,一次只能赚到两块钱人民币。就是这区区两块钱,也不是天天都能挣上;
    车换生家里只有一亩地,半亩在离家一里远的东边,半亩在离家两里远的北边,如果没有天灾,地里收的粮食够全家三个月的口粮。因为碗不够,所以每次吃饭时总是女人看着爷仨先吃,等他们吃完后她再吃;
    李德元家,地里收的粮食仅够五口人三个月的口粮。政府供应的救济粮五角钱一斤,但因为没钱买,只好作废。十月份,家里所有能吃的都吃完后,李德元和张玉萍领着大女儿李双环外出讨饭……
    因为目击贫困,陈庆港感到羞耻。也因为羞耻,他决定去一探究竟。
    
    第一次目击贫困,是在陕北一眼光线昏暗的窑洞里,他失语了。
    “那种贫困用语言很难描述得出来。什么都没有,真的是家徒四壁,甚至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仍然还不够……总之,在这之前我没见过那么穷的地方和那么穷的人。当时我就像是被一拳重重打在脸上。后来,就一个念头,想知道中国到底还有多少这么穷的地方?还有多少这么穷的人?”
    因为羞耻,所以想对贫困真相探究到底。庆港曾这样向我讲起拍摄中国西部贫困家庭的缘起。当时,我们正驾车疾行在杭州上塘高架桥上,车头朝向西北。在这座自古被称作“销金窟”的浮华城市里,人们迷恋的是高房价和奢侈品,企业家和商人是甚嚣尘上的拜物教主,可庆港一语道破真相——“我们的一切,源自那些穷人的奉献。我们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民币大唱赞歌顶礼膜拜时,他们一无所有。”
    这样的话题一旦开始,沉默汹涌而至,立刻掩盖喧嚣。
    每天,我和他面对面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却很少谈论那些沉重的命题。时代急剧转型,泥沙俱下,我们总是刻意回避疼痛,而庆港的存在是一种平衡。他的镜头从来没有拍摄过杭州的山水草木,那些过于精致的生活细节和他目击过的贫困反差太大,所以他总是不断远行,不断寻找陌生风景。
    慰安妇、细菌战、外省人、抑郁症、大地震……这一系列沉重题材都在他的镜头里定格。快门如刀,咔嚓声中,斩去一切枝蔓,使之永恒,使之成为“决定性的瞬间”,使之永不磨灭,成就了这位首获荷赛突发类新闻金奖的中国摄影师。
    中国文化向来怕疼惜命,讲究圆融变通,所以曾有人向陈庆港提出疑问,为何不拍些轻松愉悦的照片?难道你的眼里只有沉重的命运么?
    他的回答是:这世界上更多的人都去拍那些轻松愉悦的照片,我就不凑热闹了。沉重是我的主动选择,沉重更有力量,可以让我们在这纷乱的世界里稳住自己。 


    在自己的博客“玛格北”里,他引用了苏珊•桑塔格的话——“摄影是通向真实的方式而不是结果,它丈量着世界的广度和内心的深渊……”而他自己对摄影以及镜头前的世界还有另外一层认识——毁灭与重生、绝望与爱、个体命运的渺茫与人性共有的悲悯,这一切全都交织在一起,以一种极端悲怆的方式考验着我们,同时又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正是这样的思考,让他知道为何那些贫困家庭如此让人揪心——这是你可能不了解的生活,却是你无可回避的生存现实。就像他读过海明威那本书里写的,没有人是孤独的岛屿,每个人都与别人息息相关……别去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
    那是在和同学去陕北的一次采风中,陈庆港发现了这之后让他用十多年的时间持续关注的沉重命题。当时的那种感觉,他就像是被一巴掌给抽醒了。在言语无力抵达之处,摄影有了更大的尺度。

    “贫困,这么大的问题怎么能够视若不见呢?”
    他给民政部写信,申请得到一份中国贫困县资料,以作调查索引。民政部很快回复了他,并提供给他完整的资料,像这样的民间申请应该不多,他的申请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接下来,他按照那份资料再分别联系西部几省区民政厅,随意抽取了西部几省区的十四户贫困家庭。然后,他在一开始就决定,用十年时间进行持续拍摄纪录,这就是他堪称鸿篇巨制的《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
    一旦迈出探究的脚步,真相就像洋葱被他一层层剥开,却也让他泪流满面:他发现,现在的中国,不仅有21世纪,还有20世纪、19世纪、18世纪。一句话,贫困作为事实大面积并且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真实的中国有着巨大的不平衡,各种生活混杂并处,就像断裂的岩层挤满了各种样本。初步判断之后,他决定,对中国西部贫困地区作一次地质勘探般的考察,老老实实地凿下那些岩片一样的标本,以十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来“立此存照”。

  

   甘肃,岷县。一阵咳嗽过后,包明珍显得很累的样子,她趁下一阵咳嗽到来之前的这一间隙,将身子倚到墙上,享受顺顺畅畅喘气的滋味。这时,包明珍的表情很安祥,甚至甜蜜,就像她刚刚结束了一场累煞人的抢收,或者抢种,也像刚刚经受过一阵剧痛,终于诞下孩子的产妇那样。每次有了病,包明珍都忍着,她从不看病,也无钱看病。 陈庆港 摄


    以甘肃省岷县李沟乡纸房村六社车应堂家为例,他以“家事纪要”的方式写下——
    1999年冬天,车应堂出门讨饭27天。
    2000年农历八月,车爱花和奶奶杜徐贵出门讨饭,26天后车爱花揣着50元钱跟着别人先回村,车应堂用这50元钱买了116斤洋芋。
    2002年农历九月二十,车应堂71岁的母亲杜徐贵出门讨饭,一个月后在白银市死于讨饭途上。车应堂到白银运尸回家。
    2002年农历八月,11岁的车爱花跟着村里人到新疆黄草湖摘棉花,农历十一月初回到家里,带回1200元钱。
    2003年农历七月、2004年农历八月,车爱花再去新疆摘棉花。
    2004年5月,车应堂拉砖时被砸伤。
    2005年8月,车爱花去新疆拾棉花,先在花草湖拾了一个月,后到呼涂壁拾了两个月。
    2006年秋天开始,国家不再收土地承包费,其它的各种税费也不用再交,车应堂家一年省下了约360元钱。
    2007年10月,车爱花在县城花320元钱买了辆自行车。
    2009年腊月二十一,车爱花出嫁(嫁在寺沟乡中马台村,两人在新疆奎腾拾棉花时结识)。
    2009年农历七月,车应堂家拆旧屋建新屋,十月搬进新屋。
    2010年正月,车爱忠到河北保定打工。
    从车应堂一家的十年家事里,能看到这些“穷人”跟我们生活交织的地方:城市里那些乞讨者、新疆那些摘棉工、城市化进程中的乡镇、随处可见的农民工……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像流沙一样被裹挟在大河里,在不停快速变化的中国,他们还来不及停下来就被冲刷到了下游。他们只能随波逐流,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在路上遇到这些面孔,却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
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诗人海子了解农村的贫困,因此写下著名诗句: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户/他们把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胃/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的繁殖/大风从东刮到西,从北刮向南,无视黑夜和黎明/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只是,西部乡村的贫困远甚于海子的故乡安徽,那里的谷物从来没有高高堆起过,一年到头,全部的粮食也不够“一家人的嘴,吃和胃”,饥饿总和贫困密不可分。
    在每家的故事里,庆港笔触有力,镜头朴素,就像画油画,一刀一刀涂抹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决不变形,而是直接呈现原生态——
    每年打七月份开始,小麦收完,地里没庄稼了,村里许多人便开始出门讨饭。他们往往要到过年回来,或者直到二月份回家种小麦。车换生和车应堂最近一次出门讨饭是在去年冬天,出门27天,讨回一百斤粮食(主要是面粉),乞讨地点在皋兰、建台、和平、武威等地。武威比较富,他们跑得多。
    车应堂说:“向人乞讨的时候,有的给,有的不给,也有人用调羹给。人家也难,讨的人多啊。一斤面要跑十几二十家,100斤面要敲几千户人家的门,每户给一撮。”他说“给一撮”时,将右手做成虚拳状……
    此前,庆港压根儿没有想到在中国还会有这样的“日常生活”存在,他几乎被那些真实到不可思议的贫困刺破了双眼。所以,他的摄影全部采用了黑白底色,去除一切噪音,直截了当,将事实如数奉上。
    作家卡夫卡说:“艺术,就是对罪衍、苦难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
    现在,苦难就摆在眼前。庆港的“艺术”很有力。


路过

雷人

握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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