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来了》王庆松作品 中国人在网上说话,现在大抵上都是群体性语言暴力的宣泄。我常想,这种当代汉语的暴戾是怎样产生的? 我本来就想介绍王庆松的三拼作品《我们来了》,这事件也正好是个由头。是的,我们来了,我们从出娘胎开始,如图所示,打着标语,喊着口号,与天斗与人斗,来咧。 是的,我们这一代曾经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王庆松也是四十多岁,我想他应该记得那个特殊年代山呼海啸的口号与拳头。这是从何时开始的?考诸标语史,我想,古代至少不多,大约从民初流行,当时救国急切,而我上国之民,文盲居多,口号标语,直截了当,效果喜人,渐渐又发现这种速成教育,可比教化、法典省时省工,甚至更方便治民,于是竟延伸百年,兴旺发达,成了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了。在左图中,王庆松梳理了他记忆中的标语史: “反扫荡”、“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少生孩子多种树”、“祝福你,祖国”、“扫黄打非”……口号标语的本质,是令人肾上腺素激升的,果然画面中的人都莫名兴奋。激昂本身比为什么激昂更重要。当然,画面中也突然出现一条波音公司的宣传横幅,提醒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消费时代傻乐。 这个后什么的现代,也不单纯是政治口号了,与之并肩出现的,是狂热的中国式广告牌。看右图,“农夫山泉有点甜”、“婷美内衣,女人挺好”……当然,这右图也杂有一幅政治性标语:“打出来……流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再次提醒我们这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市场经济时代。政经有种勾结的关系。 两图之中,又是一地鸡毛,High过之后,不过如此。三图并列,像是在说,右左两图,不过一个硬币的两面。也确实是这样,王庆松拍摄完一个场景,就让所有人原地向后转,拍另一性质的标语。两种标语,不过写在同一标牌的正反面。一个消费主义,一个官僚话语,其实都简单枯燥,功利得很,实质空空如也,人的价值缺席了。 这组作品制作规模虽大,但图像不算讲究,地方也不算合适——一般游行,很少放在郊外荒地的。但这都不要紧,王庆松的东西,一向胜在与现实的无缝链接与高度概括,是一种粗暴的抽象写实主义(人物是具象的,但情节是浓缩与夸张的),这种粗暴,与现实的横蛮相呼应,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身。你不得不佩服他给力,来劲,够狠!当代国人,就这样威权意识与消费意识高涨,所谓理想者,不过钱权二字,信的是斗争哲学,此外就没有什么可仰望的星空了。中华文化,就这样简化为标语文化了,以至于人的气质,也同样变成粗陋不堪。我每次和海外的亲朋坐在一起,即便我算是诗书满腹,但也无法像他们那样温文尔雅知书达礼,俨然老粗一个。这应当有标语文化的一份功劳,是唐诗宋词不能抵挡的。标语口号如同乱棒挥舞百年,生出一两代网络暴民,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注:转自《新快报》,文章有删改。原文标题为:现代标语:一面是官僚话语,另一面是消费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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