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由美籍华人摄影家刘香成编著的大型历史画册《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首发,媒体评论更多引用了编者刘香成的序言标题“一部看得见的历史”。 显然这又是一部并非独独给摄影人看的大型画册,但该书封底的上架建议:历史、摄影、收藏却会让身为摄影工作者的我们生出很多思考和信心。如何以影像记录历史?又如何让这种影像记录的历史顺理成章地进入公众的收藏?作为一个并非历史学家的曾经的新闻记者,刘香成对于影像之于历史,和影像在文明对话间的重要作用有着独到的认识和体悟。
继去年因主编《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而接受本报专访之后,近日,刘香成在他位于北京景山西街的四合院的家里再次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畅谈《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一书的构想和故事。 穿越时空与今人对视 中国摄影报:还是从《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这本书说起,似乎在编辑出版《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的时候您就有做这么一本书的想法了? 刘香成:有一点儿偶然性,做任何事情都会带着另外一件事情的影响。2008年做完《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之后,反响还不错,接着上海就找我去做了《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再之后,北京的朋友就想让我来北京做点什么。你知道,北京中华世纪坛有一个“百年”的概念,对像辛亥革命这样的百年纪念活动很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等方面的朋友就邀请我来负责这个事情。 一开始答应做这个事情,我就说,首先我不知道如何在体制内编书,结果后来对方告诉我,这个事情我自己定就可以。于是我就找了自己的一些助手,开始在工作室展开工作,并最终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它。 中国现在热衷于“文化走出去”。所以做这件事很有意思,毕竟影像是人类共同的视觉语言,没有文字的障碍。用大家熟悉的摄影语言去编辑图书,其中融汇编者的思想、眼光和工作,再借助不同的出版社,势必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宣传效果。《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去年出了中英文两个版本,这次则是中文简体版、中文繁体版(分为香港版与台湾版)、英文版(分为面向中国大陆市场及面向全球市场的两个版本),一共5个版本来介绍这本书。难得的是,该书中文简体字版和英文版是一模一样的,除封面外,内文从设计呈现到文字阐述全部都是一样的。 中国摄影报:那为什么选择不一样的封面呢?因为受众的不同? 刘香成:中文版封面使用了清末新军的肖像,尽管军装破旧、风纪扣还是用的别针代替,但很有意思,这正好显示了当时的具体样子。而英文版用的学习西学的中国儿童,这是西方人更容易接受和理解的。其实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你会发现两个人物都是看着我们的,穿越时空与今人对视。 《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中文版),(美)刘香成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9月第一版 《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清末民初的影像中国》(英文版),(美)刘香成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 从记者的角度出发 中国摄影报:百年影像史,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您是如何计划和操作的?。 刘香成:我做这本书很注意用一种完全开放的架构去寻找图片,所以当时出版社也好,世纪坛也好,要我提出一个大纲,我说我没有大纲。因为在我的脑子里,自己不是历史学者,而是个新闻工作者。我希望把自己的位置重新调回摄影记者、编辑的身份,用一个完全开放的结构,到任何一个有中国图片的地方去寻找。在这个过程中,我跟世界各地的学者讨论,听他们讲。其实,现在的学者和过去的学者讨论1911已经不一样了。 近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中国人慢慢找到了应有的一些自信。虽然有一些人表现出的其实是自傲,但自信是应有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呢?上世纪60、70年代,对我们来说是挺苦的一段历史,所以在这个阶段,人们普遍认为反正是老照片,就没有太去重视它们。 其实老照片这个说法是很奇怪的。作为摄影人,我现在拍的一张照片相对于那一刻的存在它就已经是老的了。而且,我们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字的包袱是很沉重的。中国人对文字很讲究、很严谨,经常被文字锁住思想,解放不了。这些年,对于作为视觉语言的影像,我们其实也没有去好好地理解和开发。西方有心理学家研究论证认为,人类的左脑是以图来记忆的,右脑是思考问题的,显然左脑也很重要。所以,如果今天我们问毛主席是怎么样的,大家印象里会有不同的毛主席照片印象。在西方,如果说梦露、披头士等明星,大家也都知道是怎么样的,所以,影像会影响到每一个社会人的集体记忆。 1911年到2011年这100年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100年,那么我们今天在这块土地上的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作为一个有着重要文明史的国家,如果我们都不尊重历史的话,那么就会与我们的历史大国位置不相称。所以说,不尊重老照片,就是不尊重我们自己。 不仅如此,很多人受文字的影响过深,而文字对于历史的描述肯定是英雄人物和领袖占了大部分。受文字的影响,我们对于历史重要人物的记忆可能更多一些,但相对于大众毕竟还是少数。所以,我们应该从文字的框架里走出来,更多地去关注图像语言,关注当时的社会状况。你不抓住这个东西,那就抓不到摄影最重要的内涵。摄影的最大力量在于怎么去形容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变化。毕竟,我们常说“一图胜千言”,文字的力量是比不过图片的。但是,我们素来都是从文字框架去思考的。 所以,我编这本书完全是从记者的角度出发,去听去看。哪里有中国图片我就去哪里,能看到的我都去看,能有时间听学者讲对辛亥那个年代的解读和看法的话我也去听,这对我在看图片的时候很有帮助。 还可以做得更细 中国摄影报:那您具体选择图片的标准是什么? 刘香成: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跑了很多国家,但去哪里,去多少国家不重要,最主要的是搜集了很多线索。有一次,听一个朋友说起他父亲家里有很多中国图片,我也去看。但那些图片太个人了,最后真正用上的并不多。 我选择图片有两个准则,一个是这张图片是否足以形成一幅作品,当然这是从摄影角度而言;第二个准则是这张图片所带来的信息是否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生活,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 那场革命发生在1911年其实有很大的偶然性。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再到孙中山成立同盟会领导的数次起义,等等,才有了1911年的一些大事。但如果你横着切一条线,就会发现这又是必然的。当年虽然清王朝已经同意要召开议会,但是民众已经等不及了。各种矛盾已经会聚在一起,革命的爆发已属必然。对于后来的读者,如果只有文字的记载,而没有图片的展示,那就比较遗憾了。就连我们说的百年耻辱,如果不能给人一种形象化的概念,那就太抽象了,无法使人理解。 当然,作为摄影人,我自己也知道,这本书的编撰不是某个摄影师哪年在什么地方,遇到什么人,拍了什么。它不是以摄影师为线索的,不是说我喜欢哪个摄影师就选择了他们的图片。我这次采取的做法就是把摄影的力量和潜力,提升到不单单是个人的作品,而是横着切一条线。因为图书跨越的时间很长,面很广,也不可能单凭几个摄影师的作品就能表述。 另外,很多人批评说这些作品都是外国人拍的。但我要说的是,我是看了他们的摄影笔记的,当年他们出去拍照片都是带了十几个助手的。而且虽然19世纪后半期也有中国人在广州、上海、香港等地开照相馆,但他们当时拍的主要是肖像,而且摆拍居多,一点儿不生活化,所以中国摄影师的照片在这本画册里很少。中国摄影受水墨画的影响较大,很多人喜欢去拍风光。比如你今天去拍黄山,5年后黄山还是黄山,但是人和社会就不一样,会变很多。从某方面讲,这也受中国人过去不自信的影响。其实,外国人也不是每个人都是“戴着眼镜”看中国的,我们现在不也经常请外国人来拍中国吗,难道就因为人家是外国人就没价值了吗?这个是很矛盾的看法。 这本书可以引领我们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当时的社会。虽然一年的时间很紧,但是我希望这是一个基础,以后如果我们加大对自身历史关注,其实还可以做得更细。因为篇幅的限制,这本书不可能容纳全部的内容。就我而言,看了几万张图片,最后收了900张,然后在工作室花了几千个小时进行修理,从里面选了300张在书里面,世纪坛的展览才展了120张。不说那几万张,就是在这900张里面,其实还可以做得更细。 为什么文字是文献,而照片就堆在那里不管呢? 中国摄影报:如您所说,做这个《壹玖壹壹》不可能只做那一年,包括前因和后果。那为什么要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而不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呢? 刘香成:摄影是18世纪30年代发明的,但等摄影变成一种工业使用的时候,就已经是18世纪50年代了,等带到中国来还得往后,所以我选择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1860年之前几年开始。 中国摄影报:您刚才谈到去听了很多学者讲述那段历史,这对您在做这本画册的时候产生了什么具体的影响?您想通过这本画册来表述您的历史思想吗? 刘香成:我刚才提到,为了这本画册我跑了很多地方,听了很多学者的讲述,但是我并不是想在做这本画册的时候,将某种历史观灌输给读者,而是希望他们能更加注重这些照片的价值。我们中国比较讲究文献资料的价值,比如孙文的手稿等,说那些是有价值的,但是对于这些图片来说,你能说它们没价值吗?我觉得不仅有价值,而且价值很大。那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照片?为什么文字是文献,而照片就堆在那里不管呢?这是我想通过这本画册告诉读者的。过往对文字的重视和相应的对图片的轻视是个很奇怪的现象,但是我觉得,随着我们对文化遗产的重视,这个问题会有所解决。这就是一个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西方对待影像的态度是很认真的,而我们与他们差别很大。 中国摄影报:我们看到书中除了图片的文字介绍,还有不少引文,包括相关的一些文化学者,如梁启超、鲁迅等的评价,这些都是您一个人来做的吗? 刘香成:我当时是引了一些人的话,我希望把当时社会上的声音放进来,只是引语,跟图片没太大关系,但它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有一些时代的关系。 中国摄影报:感觉国内的圈子化还是比较严重,做摄影的就是摄影的,做历史的就是做历史的,很限制图片价值的发挥。而这本书做到了突破和结合。 刘香成:圈子的情况确实比较明显,国外也有,但我的很多朋友都是文字记者。 中国摄影报:可您还是强调“照片必须站得住脚”这个原则。 刘香成:当然,摄影也有严谨的语言,跟文字是一样的。 应该让画面去说话 中国摄影报:问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您的照片不是新闻照片,您怎么看? 刘香成:国内的人给自己身上加了很多包袱,说什么我是搞文字的、你是搞摄影的;我是搞历史的、你是搞文学的……其实很多人文的东西是一通百通的,不是你说了是艺术照片就是艺术照片,是新闻照片就是新闻照片。很多人说我的照片不像新闻照片,是因为读者心中早已经被灌输了一种概念,新闻摄影就是这样,艺术摄影就是那样,而在我思想里没有这样的概念限制。再说,当年我在中国做新闻工作的那个时代是挺独特的一个时代。那时候(指1978年至1983年,当时刘香成是美国《时代》周刊和美联社常驻中国的摄影记者——编者注),中国没有什么需要出去采访的新闻,那怎么报导中国呢?那时,毛泽东已经去世,但在中国,人们的生活里还是有很多政治元素,人们的肢体语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被政治所影响,要抓住这些细节比抓住某些突发的新闻图片难得多,而这些就是《毛以后的中国》中所体现的。所以又回到人的思想这个话题上,如果你的思想没有足够的认识和准备的话,那么你也看不到这些画面。 中国摄影报:该书的封底包含历史学家雷颐的一段文字“自摄影术发明以来,影像就渐渐成历史书写的一部分。以图证史,图文互证,相互阐释,历史越来越丰富、真实、生动。这就是《壹玖壹壹》的意义。”你如何看待这段评价? 刘香成:他说的跟我说的有不谋而合的地方。影像的力量在我心目中是很独特地存在,怎么去发掘它?虽然它不能取代文字,对文字是一个补充,但哪怕是补充,也是很重要的。 中国摄影报:您如何看待纪录性图片说明的撰写?仅作常识性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简单介绍?还是需要尽可能多的揭示照片的社会背景? 刘香成: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要一分为二。我当了18年记者,给每张图片写说明已成为习惯。一般情况下,你给人一张图片,包括图片说明,也只能告诉别人这张图片发生在哪儿,画面中是谁等,却不能告诉人家Why(为什么)。当然,好的历史图片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会让人去琢磨出不同的生活经验,解读出不同的空间。所以即使你说了Why,也不一定符合每个人的思考。因而,一般情况下这时还是要回归到新闻图片式的说明。 不过,在欧洲,人们重视图片中体现的人文关怀,这时的图片说明撰写就离开了即时报道的要求,而是希望用画面来感染传达,进而与观者之间产生情感的互动。当然,这个情感的互动更是一张图片不同的人看会有不同的理解。 在国内,我发现,经常是一张图片会有很多的文字来说这个图片是什么,但是当你看完文字,再看图片,却发现文字描述很多,画面里却没有。这显然是图片缺乏内容而用文字来补充,反回来画面里却没有显示,这个是很大的误区。 应该让你的画面去说话。 照片交给独立编辑来编很重要 中国摄影报:相对于本书中的老照片作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图片生产出来后并没有得到传播,很多人对自己照片的出路很迷茫,拍完就只能放在那里了。 刘香成:这一定程度上缘自自我的狭窄。在中国,出版还是要有个过程。2011年出版的东西要比以前多得多,但还是很有限。再加上我们没有共同的平台,看的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西欧,在美国,有很多画报,摄影师的展示渠道很多,这也意味着更多独立编辑的存在。照片交给独立编辑来编很重要。 为什么独立编辑很重要?我不在场,但是那张图片看到后有感觉,有一个独立的声音。国内画报比较少,并没有太多的编辑来给摄影师做编辑,所以拍了就放在那里了。 美国人和欧洲人看各自的画报,也都有各自相对统一的标准。我们的媒体缺乏他们那种大量的流动性,造成北京看北京的,上海看上海的,地域性很强。而且又有体制的关系,没有客观形成的一个标准,很难说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美国的版图和中国差不多大,但是美国的媒体几乎所有美国人都看。我说的是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不是唯一的标准,是慢慢形成的大家觉得很好的一个标准。不管什么题材,只要拍出来的东西,经过社会舆论,这个东西就形成了它自己的代表性。我从没说过我做了一本书要送给谁,因为这是要通过市场的,是要去买的。它的价值是市场定的。当然,中国、欧洲、美国对美的欣赏也不一样。 所以关于《壹玖壹壹》这本书,我会尽量去做一些东西出来让读者自己看,而不是去说。 中国摄影报:很多人喜欢做书,毕竟相对展览来说书可以更久地流传,您怎么看? 刘香成:摄影人当然希望自己的作品受到社会的重视,能够传播面更广,但你要分清楚,作者、出版社、画廊的身份是不一样的,不应该自己去出书。 中国摄影报:很多人认为自己出书是一个总结。 刘香成:我知道会有很多原因,但是刚才我说的那几点在个人出书里也反映出来了。个人出书不是正规出版社拿正规书号出的书,基本上是送朋友的,但是商业性的行为有其社会逻辑在里面。 媒体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媒体知道如何替社会找出社会价值所在,这个价值系统包括文学、摄影、艺术,等等,应该有一个市场的载体来表达出一种价值的东西,即使不被所有人接受,有不同的标准,但是不同的标准最后也会融出一个标准。这种商业标准有一定的道理。 文化上的接轨,其实是一个文明跟另外一个文明的对话 中国摄影报:据了解,西方国家对老照片的保管整理和使用比我们要先进得多。 刘香成:国外很多图书馆、博物馆都是国家资助的,也有董事会或理事会去募捐资金。然后他们会说这些照片是我们博物馆收藏的,接着他们就会去做各种编辑、展览、出版。在国外的博物馆,每个工作人员都很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们的体制会吸引到真正喜欢做那种工作的人。 在书中我把所有自己知道的有中国图片的地方告诉大家,我希望有一天中国也有这么个地方,来收集这些图片,来把它做得更细一些,因为它是我们的历史。 中国摄影报:您做的这些工作势必会影响一些人,让他们明白影像的价值。 刘香成:我主观上只是觉得自己喜欢这个差事,交给我去做我就去做。当然,也不可否认现在的中国人虽然富起来了,但还没想到什么样的价值是真正的价值。比如《辛丑条约》那张照片,对中国影响会多大,肯定比某个官员写的文字要重要得多。 我也希望谈到人文的东西,摄影、艺术、文学等,这也是中国人在想的一个问题——如何跟世界接轨?文化上的接轨,其实是一个文明跟另外一个文明的对话。对话的过程之中,我们的语言是不是人家能够接受,文法是不是人家能给接受。我们一直在说走出去、走出去,不要让它只是一句口号,而是要去发掘我们跟世界的共同点。影像是其中一个最佳的语言。 前几天去参加一个活动,活动中很多外国人买这本书的英文版,这个很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们与我们有关系的一段历史。 中国摄影报:您刚才说到文明的对话,这让我想起了您书中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句引文,“中国不是一个民族的国家,而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民族”。 刘香成:中国太大了,相当于30个英国或者30个法国,有那么多的省。这么大一个国家,是一个文明,不容易用一个标准把所有的事情都说清楚,但是这个文明里面是儒家思想也好,现代思想也好,或者现代与古代结合也好,无论什么特色,都要找人家听得懂的话,找到人家认同的地方。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走了世界上很多地方,我们与人家有共鸣的地方远远超过有分歧的地方。所以,今后随着中国的发展,一个文明与另一个文明的对话不应该停留在我们的独特性在哪里,因为独特性永远存在。像日本人现代化历程已经走得很远了,但是他们的独特性依然存在。所以我不担心中国的独特性会在这个世界交往中消失,但是我们的文明与别的文明对话时,应该是“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独特的地方也是让我感到很欣赏很幸福的,而不是我的独特性里我要排斥人家的文 明。 蔡元培先生(中坐者)率中国教育代表团出席太平洋各国教育会议时,与代表团成员合影。新华社 ![]() 清朝军队过浮桥,孝感 ![]() 地方武装 山东 1906-191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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