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传记的编撰困境[孙慨]

文/ 孙慨

    摄影的历史不仅仅是由一幅幅杰出的摄影作品书写的，也是由作品背后一个个伟大的摄影师创造的。如果说一部摄影史是一条蜿蜒流淌的长河的话，那么，摄影师的传记就如同水中蛟龙、河里的鱼虾等生物——是最具活力的一个个真实生命。

    摄影的技术可以用简捷、单纯的语言来教导，但技术之外个人化的经验承继和艺术的启迪、视觉素养的熏陶，却需要借助于情感与心灵的沟通才能得以维系。摄影师传记的编撰，不仅可以在摄影作品与摄影师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脉络贯通，也可以在名家名作与大众之间、在摄影历史与后世的摄影从业者之间搭建起联系的桥梁，还可以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摄影之间实现相知相通、交流借鉴。

    在中国，摄影师传记的编撰，不仅有必要，而且很重要。与摄影史编撰的困境相类似，国内摄影师传记的撰写处境略好，然也长期面临着多重人为的禁锢。其现状大致呈现两种：已故者的摄影成就，大多依附于政治叙事而湮灭在笼统的历史阐述中，并且限于中国摄影历史编撰的桎梏而难以在学术研究上有突破，因此，个人视角的史实研究、学理辨析应该得到鼓励和扶持；在世摄影家的研究多限于具体作品的评述和推介，也有简单纯粹的事实呈现，因所处时代相异，其关注度和丰富程度均甚于已故者，且在摄影思想的深究和艺术规律的探寻诸方面，均有不俗业绩，但弊端是，褒有余而中肯的批判不足，纯正、自由、独立的学术风气尚待建立。

    故此，在世的摄影师，在传主选择和观点评价方面应慎重，应专注于其摄影事业基本定型者，如杜修贤、侯波、吕相友、蒋少武、蓝志贵、袁毅平等。语到七成谓之誉，力戒满。已故摄影师的传记编撰，远者如邹伯奇、庄学本、孙明经、郎静山、刘半农、张印泉、沙飞、石少华、郑景康、徐肖冰等，近者如侯登科、蒋齐生等，可遵循生平故事和学理研究两途，亦即大众化的人物传记与评传相结合、而重于后者的思路。

    近年间国内出版的外国摄影师传记中，顾铮主编、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摄影大师传记丛书》，让人刮目相看，堪称国内摄影师传记编撰的不同范本。安塞尔·亚当斯、沃克·埃文斯、爱德华·斯泰肯……这些令中国摄影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其实都限于符号化的认识，确切地说，多数人是熟悉其作品然不明其所以然，更多人只是一鳞半爪、道听途说的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人生履历、摄影思想、周遭的环境与社会、置身的文化与习俗、人品学识与摄影作品之间的关系，等等，这才是一个真正渴望走近大师的摄影者理应知晓的。而这套丛书的编撰者，并非国人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人、作家，而大多是摄影史专家或者文化、艺术史研究中深入有所悟、识见有所成的学者。

    审视国内摄影师的传记编撰，首先是编撰者的视觉素养缺陷，就其社会角色和知识储备而言，常常是文化涵养或文学素养有余而摄影史知识、倾注于摄影的情感蓄聚不足。因而其通病在于：编撰者和出版者，眼光的落实处以及期待的目标值，多在可读性，多在短期的市场效应和经济效益，多在当代、多在国内，多在时间与人群的有限度的认同范围，而缺乏在整个时代和整个的摄影世界对作品与人品的独到考量，学术含量因学术智慧的不足而显得单薄浅显。

    就摄影师传记的编撰素质来说，认识摄影的本质，了解摄影的历史，对摄影有着非同一般的眷念和挚爱之情，是基本的。倘有一些必要的摄影实践作感性铺垫，尤佳。文学作家和历史学者撰写的摄影家传记，可读性和史料性一定无忧，然其价值亦颇值得怀疑，除非他们能够补充前言所述的对摄影本质、摄影史和摄影情感的储备这些基础。

    与摄影技术类图书相比，摄影师传记类图书的市场，永远不可能与之比肩，就像摄影界的人，读书的永远罕见于不读书的，好器材者永远多于好摄影个中学问者，但是摄影观念的改变以及新风气的倡导，一国摄影水准的提升和摄影成就的累积，全赖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