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华(1954- 2011) 历史学家。1954年生于南京，1971年到1978年曾做过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在该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1995-1996年，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做访问学者。2004年2-7月，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任客座教授。2006年1-6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讲座教授。 高华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代表作包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革命年代》等。 2011年12月26日，高华教授在南京病逝，享年57岁。 2011年12月30日，南京是灰霾天气。这天一早，我与冯原专程到南京雨花台送别学者高华。 最近几年，我们与高华有过几次令人难忘的交往。他是历史学家，我和冯原则主要研究视觉问题，尤其关心图像实践与社会变迁的复杂关系。我们在一起，高华讲历史，我们则解释各种视觉现象。高华解释的历史让我们大开眼界，他对我们所讲的视觉现象也抱有强烈的兴趣，这交流自由而顺畅。几年前我们一起到延安开会，三人站在延安枣园门前，注视着领袖与其战友居所的平面图，探讨其中隐藏着的奇妙的空间政治问题。高华详细谈了当年住在枣园里的张闻天的遭遇。突然，他脱口而出说了一个词：政治感冒药！意思是，在整风的严厉气氛下，张变成了运动的“政治感冒药”，稍有不适，他就会被端出来批判一下，以解困境。接着，我们到了当年的七大会场，简朴的现场布置同样呈现了令人感叹的空间政治秩序，见证了政治的全面性，落实到视觉上，就成为对观看的一种有效控制。高华慎重地指出，视觉秩序显然被历史学家忽视了，其实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域。 延安会议之后，我们常常联系，我也不断向高华请教，所谈多与视觉政治有关。为了使讨论更加深入，我与冯原商量，干脆私人邀请高华南下，纯粹是休憩，不开会，更不作报告，就三人，开着车子，在珠三角游走闲逛。我们从广州出发，到新会参观梁启超故居，到中山看孙中山纪念馆，到珠海看大海，再返回开平看华侨碉楼。路上自然离不开近代史这个话题。一天傍晚，月光甚好，我们寻到一处江边的大排档，坐下，点上菜，要来啤酒。高华开讲惊心动魄的1969年到1971年，其中的波澜，以及波澜中的险诈、诡计与血腥，和眼前美妙的风光了无关系。我们所谈涉及到了与视觉有关的内容，也就是一张公开发表的照片背后的奇特信息，明白以后只能倒吸一口冷气，并冷到了脊梁骨的顶端，甚至使大脑皮层也发生轻微的震颤，耳旁还出现遥远的轰鸣。 不久，“中山大学沙飞影像研究中心”第一次研讨会在河北石家庄召开，我特意邀请高华参与。这时的高华真的对革命摄影产生了研究的欲望，对摄影的社会作用另眼相看。他在会上发表了“三种左翼”的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应。高华提醒我们，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除了摄影家沙飞以外，还有著名记者邓拓，这两人广为人知，但是，有一个人我们都忽略了，那就是埋头做宣传组织工作的张春桥。高华指出，革命自然和左翼运动有关，但参加革命显然存在着三种性质不同的左翼方式：个体左翼、集体左翼和组织左翼。显然，沙飞尽管身在革命阵营，但仍然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是个体左翼的代表。邓拓从事新闻报道工作，规训程度比沙飞要高，其所表达的是一种集体化的左翼观点，接近革命运动的核心。张完全没有抛头露面，这说明他已经彻底溶入组织之中，是组织左翼的典范。他们的结局也令人唏嘘，沙飞1950年因精神失控打死日本医生而被枪决，邓拓成为“文革”开场的祭品。张春桥尽管显赫一时，但最后成为阶下囚，在沉默中了却余生。他们的结局似乎证实了某种历史的定数，但又充满了个体的特殊性。 坦率说，摄影界从来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思考自身的历史，从而印证沙飞的悲剧性。高华独具慧眼，看出了其中的曲折。但他的观点又具有普遍性，充分说明历史的吊诡，以及隐藏在这吊诡背后的悲剧性质，从这一点来看，沙飞的悲剧绝对不是个人的悲剧，尽管其死要归究于一时的失控。沙飞的意义也在高华的洞察中彰显了出来，让我们对摄影的社会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2010年，高华已经身体不适，不宜出远门了，但他还是毅然接受我的邀请，南下广州，参加由我策划的艺术家张大力《第二历史》的研讨会。张大力用了好几年时间，克服了种种困难，好不容易地收集了相同照片不同时期所发表的不同版本，让其中的修改痕迹呈现出来，揭示了公开的历史背后的“第二历史”，给人们以重新思考历史的机会。我以“视觉秩序背后的一种修改机制”为题，邀请各方学者参与。高华因为对这个问题有心得，不顾重病缠身，由夫人陪同南下，从头至尾参与了讨论。 高华此时脸色不好，但精神尚可，言谈之中依然保持了一种少有的历史学家的敏锐。我寻问他的病情，他嘱咐我不要担心，他会积极治疗的。他的乐观多少让我放心，但他的脸色却传达出让人揪心的信息。 果然，后来关于他的病情的消息不断传来，多数不太好。与他联系，他总是淡然。我与冯原又一次安排了他的南下，条件优厚。但是，高华回信说，身体不适，无法南下。 高华去世前一个月，我与冯原去南京专门看望他。飞机才降落在南京，就收到高华的短信，寻问我们到了没有，急切地想看到我们。走进病房，高华安详地躺在床上，冷静而清晰地描述着自己的病情。他告诉我们，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希望能有好转，然后再做别的治疗。我握着高华的手。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我们谈起了愉快的珠三角之行，谈到了江边的大排档，以及那一晚的夜色。其间也谈到了他的研究，尤其与摄影的关系。甚至，我们还照了相。高华说，他现在容颜尚好，可以合影。合影时，我们都伸出了胜利的手势。 出来后已经是夜晚，我们匆匆赶路，没有说什么。心情不好，因为知道高华最后的日子已经无多，心里祷告着，希望奇迹出现。 但奇迹终于还是没有出现。一个月以后，高华撒手离去。 追悼会上，高夫人和我相拥而泣，泪流满面。她失去了一位好丈夫，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以信赖的好朋友，中国学界失去了最优秀的学者。我从此无法再听到高华对摄影的高论。假如他能有更多时间，谁知道一个历史学家进入摄影之后，还会给我们以怎样的惊喜？可惜，这都成为历史了，我们只能在历史的深处探查高华的思想。这思想散发着独特的光芒，永远也不会消失，因为它就在我们内心闪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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