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徐勇先生商榷
刚参加完博彩纷呈的第十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就看到《人民摄影》报关于纪实摄影的大篇幅系列讨论。徐勇先生的文论《“纪实摄影”：煽情地误导中国摄影创作三十年》之发表，在业内又掀起了一片波澜。今天，细细读过徐勇的全文，我引发出以下个人感慨：
一、关于摄影现象的解读
21世纪，已经走过了第一个十年。可以说，2011年的中国摄影界出现了不少新气象：
新锐摄影、创意摄影乃至首届全国青年摄影大展等诸多活动的举办，为业界注入了清流。11月底，第十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在广东东莞召开，围绕“新传播环境下的摄影”作为中心议题，探讨在新媒体时代摄影发展的种种现实与可能，并对未来之摄影进行预测。此刻，公众的焦点转向纪实摄影，这却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我认为：徐勇先生的文章与观点，倒是在岁末为我们再一次反思并前瞻纪实摄影在中国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契机。
徐勇先生认为：“纪实摄影”的悖谬在于：它试图以内容和拍摄对象直接说明问题，而在照片拍摄判断的过程中，一方面强调所拍事物对象的“客观真实”，一方面却又强调拍摄者的自我主观性：作品的光影、构图、气氛甚至黑白呈现等等的视觉或“艺术”效果——将写实绘画中对事物对象象征性信息的提取、概括、加强，浪漫地当成“纪实摄影”的表现方法；将职业化或沙龙摄影式的技艺体现当成艺术语言。实际上新闻报道摄影强调客观真实，艺术摄影强调主观表现，“纪实摄影”却在这两者之间摇摆——其中的践行者在拍摄同时天真地想象，可以用艺术摄影处理画面的方法对所拍社会事物进行主观的描绘评价，而又没有人会认为这是试图对公众进行宣导甚至欺骗！——我们认为：从“客观真实”发展到“主观真实”，是中国摄影发展到今日摄影者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与增强，而在摄影实践领域的正常反映。徐勇在文中详细地记叙了“纪实摄影”这个概念在中国的译介过程，颇有意义，也很难得——这对于许多徘徊于纪实与艺术之间的摄影作者如何迈步提供了一份准确的纪实摄影概念源流考证文本。可是，在现实境况中，纪实摄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它的发展流变蒙上了国别化的色彩，是一个演进动态的过程。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纪实摄影题材多带有边缘特征，以至于许多对纪实摄影一知半解的作者误以为“土老破旧”就是纪实摄影的主旨，以为拍下这些内容就是人道、就是担当？而如今，大量景观摄影作品的出现，不少就披着纪实摄影的外义，它们究竟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纪实摄影呢？当拍摄客观真实已经不再是纪实摄影的唯一追求，记录下“主观真实”已经成为许多摄影新生代的特别诉求。诚然，许多时候的摄影实践与摄影作品，是摄影作者被现实情状所触动而下意识付诸于行动的，并不需要一一框定这些摄影行为的界别属性。现实中的是非彼此之分，往往将事物割裂开来，而忽略了许多摄影亦具有融合转化之特征、越界互渗之属性。顺便说一句，这些现象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显露出摄影理论、评论界对于新兴摄影现象跟进研究与定义、评价的缺失。
徐勇先生认为：“我们的党号召把文艺创作当成直接的“理论批判武器”，从1930年代左翼作家联盟推动的文艺创作，到延安文艺创作座谈会后形成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以及后来文革中的“样板戏”等等，花样不同但实质都把艺术创作毫无隐晦地当成“革命现实主义”的斗争工具，当成化妆变脸的政治、伦理、道德宣传。这类“艺术”的主要特征是去个人化、个性化，为社会某个阶层集体的目标和利益服务。”——这些话语客观地揭示出某些现实。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纪实摄影在中国的产生与实践，并不是官方主导，而是民间积聚。纪实摄影在中国的发展，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宣传摄影、沙龙画意摄影的长时间盛行。纪实摄影给予民众一个通过影像来直面现实世界的机会。产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成功的纪实摄影作品，有力地打击了片面歌功颂德的虚假、缠绵风花雪月的虚弱！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纪实摄影在实践中的变异；需要警惕纪实摄影成为一些人的“标签”，将纪实摄影运作成为一种时尚或流行，这将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沙龙；还要警惕被某些照相器材商赞助并引导、某些特定官方背景与意图的摄影评比等活动中，将纪实摄影“圈养”成工具化的伪纪实。
徐勇先生还认为：“因此在摄影媒介出现前，欧洲古典绘画更多体现的是外化的技术与匠艺，而不是内审的意象与感觉。直到摄影媒介出现后欧洲绘画才义无反顾地走上真正主观创造（现代绘画）之途。”——这恰恰说明了纪实摄影在摄影门类中必须占据与之相称的位置。纪实摄影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洪水猛兽，我们不能将纪实摄影与其它门类的摄影对立起来，孤立地另眼相看；相反，因为各自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纪实摄影反衬、助推其它门类的摄影各自在自己的道路孜孜向前。
二、关于摄影命题的归纳判定
环境能造就人，也常捉弄人。我在思量：新传播环境下，各种记录样式的图片蜂涌而至，在许多摄影网络、群体中，打着“纪实摄影”旗号的作者数量真是不少。可惜，许多摄影作者并没有系统、深入地学习纪实摄影的内涵要求，很多作品是为了“纪实”为“纪实”，是吃喝拉撒、土老破旧的大集成，它的实质是一种简单记录。但是陡然从参与纪实摄影拍摄的人数上、以纪实摄影名义拍出的作品数量上占据一定的规模，而断言“纪实摄影：煽情地误导中国摄影创作三十年”，这种思维何啻不是另外一种简单？
如果从另外一种角度，即当代中国影像市场交易的情况上来看，目前交易成功的作品中，倒是纪实摄影占据了重要的席位。中国影像市场尚在探索与培育期，如果徐勇先生仅从目前短短几年的时间来断言：纪实摄影占据了影像市场的上风，是影像交易的风向标，可能为时尚早，谓之过急。以此而结论“纪实摄影：煽情地误导中国摄影创作三十年”似乎有从一孔之见出发而主观臆断之嫌？
跟风，从众，自以为是，这都是摄影业界的症结。忽“左”忽“右”的思想与实践，在中国历史上已经留下了许多痛楚与遗憾。事实上，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阶层中，各种摄影类别依然并存。纪实摄影并没占据唯己独尊的地位。中国摄影需要确立正确的结构体系与价值体系，同时也需要公允的传媒舆论。
三、关于新传播环境下的纪实摄影
社会发展与社会需求将促使中国摄影不断走向成熟，新传播环境下的摄影作者有必要反思一下自己的摄影观：在这个巨变的时代中，每天都在涌现鲜活的摄影素材，每个阶段社会的发展、生存、演变都需要强有力的影像为它们存真、立言、抒怀，我们自己所从事的摄影，做出了什么？
数字技术的发展，令摄影语言的空间大大拓展，影像创作从旧时的暗房走向了明室；创作者大量运用电脑软件、通过指令来完成对摄影作品的创意、结构、调色与修饰，先前众多摄影作者对客观世界美的追逐、再现借助数字技术迅速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很多人不再满足于对客观世界的精确描摹与再现，而采用杂糅拼贴、蒙版合成等多种数字技术手段，结合行为、装置等艺术，创作出以表达内心世界为主旨的新型影像。这类影像的猛烈增多，是新传播环境下影像创作的新趋势。
我们坚持认为：在消费、娱乐空前盛行的当代中国，摄影作者所进行的摄影实践应当与社会、与人类、与现实密切相关，摄影作品应该更多地追求影像的表现力、作品的思想性，善于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入手，思考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地域文化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族群的关系、人与我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等，在影像记录与创作中融入个人的认识、智慧与思考，力求摄影作品穿透事物表相的浅层复制，凝固时间，深入肌理，触及魂灵。成功的摄影作品不仅是充盈着意趣，还有能够产生“刺点”的图像——它像一道利箭，击中观看者的内心，令观看者获得非同庸常的阅读感受：回味无穷或者怦然心动……
这逼迫我们扪心自问：纪实摄影，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留得往？
在新传播背景下的摄影，已产生多元价值的影像创作。纪实摄影弘扬的是人对现实、社会的关注。面对现实，纪实摄影必须自强。时代依然需要扎实的记录性摄影，需要纪实摄影切中时代的症候。
挥别岁末，新年一步一步向我们砰砰走来。我想说：纪实摄影与其它摄影门类，各就各位！
■原文发表于《人民摄影》报2012年元月4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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