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学硕士的摄影经历---------[付玲]

2012-1-16 16:30| 发布者：cphoto| 查看：1284| 评论：0|来自：中摄论坛

摘要：2001年4月的一天，一架中国国航的班机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降落。雨过天晴的伦敦，斜阳透过云层洒在湿漉漉的机场。一道彩虹挂在跑道尽头，像一座绚丽的彩门。王定昶背着硕大的摄影包走下飞机舷梯，他环视四周，心里激动 ...

2001年4月的一天，一架中国国航的班机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降落。雨过天晴的伦敦，斜阳透过云层洒在湿漉漉的机场。一道彩虹挂在跑道尽头，像一座绚丽的彩门。王定昶背着硕大的摄影包走下飞机舷梯，他环视四周，心里激动，却又忐忑。作为一名新华社分社的摄影记者，驻外曾经是那么遥不可及，一旦身临其境，又恍如游梦。

　　从硕士到“传真王”

　　王定昶，浙江奉化人，属于“70后”。他上大学时，校园里弥漫着美学气息，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学者影响很大，王定昶置身其中，对美学兴趣盎然。只要在书店看到有关美学的书，必定买来看，有时读书竟至通宵。王定昶说，那时年轻人赶时髦，兴什么就学什么，他就报考了南京大学文艺学专业、美学方向。1996年毕业时，导师想留他在学校当老师。可王定昶很现实：父亲60年代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工作，家庭经济基础不好。王定昶认为没有钱也做不了学问，就想回浙江工作，离老家近一些。

　　一个同学提醒他到杭州体育场路找找看，那里集中了文化、新闻部门。王定昶并没有特别的目标，就向新华社浙江分社投了简历。

　　当时的浙江分社，吴元柳、沈楚白等老记者都将退休，摄影组亟需进新人。社长刘光辉看了王定昶的简历，亲自给他写了封信，说：学美学的搞摄影比较合适，你考虑一下到摄影组来当记者吧，如果愿意就来实习三个月。王定昶信心大增，自己买了一台海鸥相机，就去实习了。

　　1996年夏天，王定昶到总社摄影部报到。来之前，分社已经将他的简历传真到总社，大家对他“美学硕士”的学历颇感兴趣。这是国内分社中的第一个研究美学的硕士，说是“凤毛麟角”也毫不夸张。大家都认为以这样的学历背景，可以弥补一般摄影记者理论缺乏的硬伤。在我的想象中，这样的硕士肯定是个白面书生的文学青年。及到见面，才发现他既不白面也不艺术：中等个头，肤色略黑，勉强可以列为“书生”。有人好奇地问他，你研究美学专业的，一定会画画吧？研究艺术的搞新闻摄影好像有点跨界？王定昶笑说：“我不会画画，只会欣赏。美学其实是一种方法论，用哲学的方法解释文学和艺术。”

　　一般来说没有学过新闻的大学毕业生，刚开始工作常会发现做新闻摄影是一个难事，有些人一两个月都发不了几张稿。王定昶却体现出较强的学习能力。90年代中期，正赶上新华社告别航寄照片的历史，而记者使用的还是胶片相机，为了抢时效、抢发稿，采访完要马上回分社进暗房冲洗胶卷，再选出照片洗印好传真到总社。王定昶初进分社，分社老摄影记者蔡志培、吴元柳带他采访。他很快就掌握了拍新闻图片的基本要领、暗房冲洗及照片传输技术等，进入工作状态。当时浙江分社还有一位从《杭州日报》调进的摄影记者叫王小川，二王似乎在竞赛，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新华社传真照片王定昶摄”、“新华社传真照片王小川摄”。当时他俩都被大家誉为“传真王”。

　　几年后，新华社摄影部在国内分社公开招考驻外摄影记者。刚上任的摄影部主任徐祖根说，总社和分社的记者都是新华社记者，只要够格，一样可以驻外。我问王定昶：“想过没有到国外当记者？”他笑笑说：“读研究生时，因为研究西方美学，必须读英文原著，所以我的英语一直很好，特别是阅读能力。后来到了新华社搞摄影，感觉这辈子可能再也用不到英语了。没想到入社4年，突然看到摄影部的（考试选拔、择优派出的）通知……”

　　那之前的新华社，国内分社的记者除了一些学小语种的偶有机会去小语种国家，其他人要想常驻英语国家，有如天方夜谭。王定昶想，自己英语不错，权当去总社练习练习，于是报名参加了由总社人事局和摄影部组织的驻外考试。考试结果，他以高分通过。将近半年后，摄影部分管室通知他到总社实习，准备驻伦敦。

　　孤独中迸发力量

　　王定昶回忆说：“在伦敦分社上班的第一天，看着办公室墙上的英国地图，我知道，那之后两年时间里，这块版图里只有我一个新华社摄影记者，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与我有关。我的角色，从国内的‘主人’变成了异国的‘客人’。”

　　新华社伦敦分社所在的社区有一个优雅、静谧的名字——“Swiss Cottage”（瑞士小屋）。但是，对一名新闻记者来说，英国却是一个不平静的国家。世界上发生的所有大事似乎都与这个国家有关。爱尔兰共和军炸弹的爆炸声还没远去，伊拉克战争就已经打响；在朴茨茅斯港，英国海军的航母“皇家方舟”号在送别的泪水中远去；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B-52轰炸机呼啸着滑过小镇宁静的天空；在坎特伯雷兵营，全副武装的皇家海军正与亲人依依吻别；在牛津郡的一个军用机场，当一具具战死者的遗体从“大力神”运输机上被抬下来的时候，机场外流泪的人群正把一只写着“和平”的风筝放飞蓝天……

　　王定昶刚到伦敦不久，恰逢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登基50周年，英国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从女王居住的白金汉宫屋顶，一直到庆典活动的主会场圣保罗大教堂，每个重要场所都有摄影记者，架着相机，全身披挂，抢拍，抢发。法新社仅摄影记者就派出10多名。这是人与人的竞争，也是技术与技术的竞争，更是媒体整体水平的较量。看着路透、法新和美联出动大批摄影记者进行“大兵团作战”时，王定昶确实感到孤独。

　　孤独不是单指一个人，而是那种一个人时，又无助、无望的感觉。王定昶说：“我孑然一身，孤独无援。孤独中我学会了两种方法，一个是打游击，一个是百米跑。”

　　2003年11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英国。此时，王定昶已经得知他所面临的拍摄任务：一方面是布什在伦敦的一系列活动；另一方面则是群众规模庞大的反战示威。王定昶向英国外交部申请采访证件时，一下子登记了布什的4个活动，英国外交部的罗斯小姐睁大眼睛说：“王，别开玩笑了。 ”

　　上午11点整，布什夫妇来到伦敦唐宁街10号，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夫妇合影。英国外交部只给在场的摄影记者们5分钟的时间。王定昶连珠炮般按动相机快门，然后，满意地收拾起家伙，转身朝英国外交部飞奔；11点15分，当王定昶在英国外交部领到“两布”新闻发布会的采访证时，离取证的截止时间已经不到5分钟了；12点新闻发布会结束后，他又朝附近的特拉法加广场跑去，赶到广场时，一群反战群众正推倒布什的塑像，他马上举起相机……

　　王定昶说：“那天的采访，我一个人，一身大汗，换来精彩的照片。这就是孤独的力量。有人把孤独当做障碍，视为恐惧，我却把孤独作为压力，作为动力。”

　　摄影记者的平庸与创造

　　2003年11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伦敦，将与英国首相布莱尔举行会谈。3月时，第二次海湾战争已经爆发，美军攻入巴格达。全世界100多家媒体聚焦唐宁街10号，采访这次决定战争走向的“两布峰会”。在唐宁街等候拍摄的闲暇之际，王定昶问路透社资深摄影记者杰夫：“你准备怎么拍？”杰夫没有正面回答他，只说，创造者是优秀的，模仿者是平庸的，再次模仿者是愚蠢的，但作为通讯社的摄影记者，我们首先要拍到平庸的照片，然后再进一步去思考，去发现，争取做一名快乐的创造者。杰夫的话，使王定昶领会到做好通讯社摄影记者的辩证法。

　　在首相官邸前，布什夫妇与布莱尔夫妇握手，互致吻面礼……在英国外交部给定的5分钟拍照时间里，世界各大媒体105名摄影记者的相机快门爆豆般响彻云霄，没有丝毫停顿。第二天翻开世界各大报，几乎都是相同的照片。

　　其实，基本的新闻事实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所谓“规定动作”、杰夫所谓的平庸照片。虽然千篇一律，但是作为通讯社的摄影记者，你必须去做、做好这件事。漏掉，就是责任不到，就是失职。

但是，布什与布莱尔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就是记者们的“自选动作”了。摄影记者开始发挥自己的“第二思维”，以自己对“两布会谈”的理解，寻找满意的镜头角度，拍出不同的照片。一张两布正面合影，然后各自一张特写，发稿任务完成了。然后，王定昶几经观察，从侧面拍摄了两布脑袋重叠的画面，戏称“夫唱妇随”。照片没有遵循拍摄新闻发布会的一般经验模式，形式又恰好寓意伊拉克战争期间的美英关系，后来国内有100多家报纸采用了这张照片。

　　在两布新闻发布会上，布什答不出有多少英国人不喜欢他。但是，当天伦敦至少有一百万人参加了反战示威。人潮汹涌、情绪激动、肢体冲突……王定昶想，就算拍到这些画面，也仅仅是完成了采访任务而已；如果能创造性地表现躁动和暴力，用审美的眼光寻找一种形式美，可能会使的照片更有冲击力、更有特点，也更有意味。带着这种思维，王定昶走进游行队伍。

　　在特拉法加广场，他发现示威人群中有一面被撕破的红帜，透过撕破的洞口，可以看到一名警察正紧张地注视着示威者。王定昶心头一喜，马上拍到一张绝妙的场景：照片的一半是鲜红色的前景，中间是警察的形象。照片反映出当时的躁动气氛：紧张与冲突。这次示威活动，王定昶发稿10张，而这一张照片的采用率最高。

　　有时候，转瞬即逝的场面更需要摄影记者的“第二思维”，当然，这也许更需要勇气和运气。还是在这次示威活动中，突然有一名示威者向警察掷石块，一群警察迅速扑过去，几十名记者几乎同时冲上去拍照。在高大的英国警察和大批记者中，要拍到好画面的概率太小了。王定昶迅速离开纷乱的人群，到最近的一辆警车附近“守株待兔”。果然，警察把示威者按倒后，抬起来就向警车飞奔。王定昶清晰地拍到了示威者挣扎着被塞进警车的照片。而同行们拍摄的照片中，警察和示威者的形象几乎都是背面。

　　事后，美联社的签约摄影师桑檀对王定昶说：“你的做法似乎是不职业的，但结果证明是成功的。”

　　当年美国总统肯尼迪遭枪击刺杀时，有记者拍摄枪击现场，也有人去抢拍副总统约翰逊在空军一号上宣誓就职，更有记者放弃现场，转而到医院门口守候宣布肯尼迪死亡的画面……每每面对突发事件，摄影记者的不同选择，往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争取来的采访许可

　　新华社是中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记者在国内采访时，总是被优先安排，采访一般比较顺利。到了英国，王定昶才发现要获得采访许可是何等艰难。虽然“平等”、“公平”常挂在官员们嘴边，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地位，以及在世界重大事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确实也是记者取得采访资格的重要因素。

　　2004年的欧盟扩大仪式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这是一次欧洲历史上的大事，两千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前来采访。为了获得拍摄新欧盟领导人第一次“全家福” 照片的许可，王定昶提前三个月就向组委会申请，却一次次遭到拒绝，理由是拍摄位置有限，只有欧盟25国的摄影记者才有可能拿到拍摄许可。

　　怀着几乎是绝望的心情，王定昶还是决定去爱尔兰碰运气。在都伯林的新闻中心，他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作最后的尝试，把自己在英国的记者证交给新闻官，并写上分社地址。第二天一早，他居然接到了新闻中心获准进入会场拍摄的证件。当他在爱尔兰国宾馆前临时搭设的摄影台上，与路透、PA（英国国家通讯社）的记者并排拍摄时才猛然醒悟，新闻官可能是把王定昶当成了英国通讯社的记者，安排的位置正对着英国首相布莱尔。王定昶心头五味杂陈，别有一番滋味。

　　在英国采访，除了政治、经济、社会以外，还有举世闻名的英超、温网、F1等精彩赛事，这些比赛也是王定昶喜爱的项目。新华社一直想拿到“英超”的摄影采访证，总社摄影部期待能获得与路透社同等的采访待遇。王定昶多次与英超联盟沟通协商，就在最后要进入实质性阶段，要签约的时候又遇到了问题——英超的采访证是必须交钱才能给证，无论盖蒂还是路透，都概莫能外。而新华社体制所限，当时尚无此项预算。不得已只能前功尽弃。

　　其实，只要努力，收获也是有的，虽然有时是意外。2003年，王定昶去日内瓦采访世界卫生大会，途中偶经国际汽联总部，他突发灵感，进去找到国际汽联的新闻官，自我介绍说：“我是专程从中国来采访即将举行的F1英国大奖赛的，希望获得采访证件。”新闻官听说是一个千里迢迢来国际汽联总部的中国记者，大受感动，再加上当时F1增加了上海站的比赛，所以王定昶非常顺利地获得了F1英国大奖赛的采访证。从此，新华社伦敦分社获得了F1大赛的永久采访许可。

　　“狗仔队”的可取之处

　　新华社记者在国内受人尊重，采访有诸多便利。但是在英国，一些摄影记者为生存所迫，为了本报的发行量，往往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猎奇，使所有摄影记者都受到牵连，被视为“狗仔队”。这种反差曾经让王定昶牢骚满腹，但无论如何，他都必须面对这残酷现实。

　　在英国，许多博物馆允许游客免费参观，却拒绝摄影记者拍照；在许多公众场合或者公开活动时，摄影记者并不享有比普通观众更多的权利。王定昶对此有自己的办法：“笨鸟先飞早出林。每次活动，我都比普通观众提前到场，总有个先来后到吧，这样，我就可以占据有利的位置拍照片，别人也说不了什么；在博物馆，我就装扮成普通游客，一旦看准好的画面，就猛拍两下，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

　　是不是“狗仔队”，不在别人如何看你，而在于你怎么做。正是在不断的挫折中，让原本在国内有优越感的王定昶见识了平等，学会了平和，学会了国外职业媒体人的做事方法。

　　2002年5月10日，在伦敦的波特斯巴车站，一辆高速行驶的火车突然脱轨，造成7人死亡，70多人受伤。得知凤凰卫视女主持人刘海若在事故中重伤，王定昶迅速乘地铁前往采访。到了车站，警察已经拉起封锁线，严密防守，并声明只有BBC的记者可以拍摄。

　　这么大的事情，拍不到照片怎么交代？王定昶趁警察不备，一步跨过封锁线，拼命往车站飞奔。“站住！站住！”一名警察在后面追赶。情急中，王定昶钻进一家酒吧，掏钱买了一杯啤酒。按照英国惯例，警察不能随便到经营场所执法。这样，他闪过警察，拍到了现场照片。

　　当时有一些没能进去的记者找他要照片，他坚持一张不给。可是让王定昶多年后想起来还有些遗憾的是，编辑部那次只编发了6张照片，大量的现场照片被“毙了”。当初跟他要照片的那些记者都嘲笑他白忙活一场。

　　2003年，英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武器专家凯利之死事件，英国成立了独立调查团，对包括英国首相布莱尔、国防大臣胡恩等一系列重要人物进行质询。为了拍摄英国政要接受法院质询的画面，王定昶便采用了“狗仔队”的办法，在伦敦皇家法院对面的二楼酒吧里，用长镜头透过法院的铁门，捕捉相关人员的画面。英国首相布莱尔乘车到达法院时，在法院门口等候多时的摄影记者纷纷换上了广角镜头，把相机伸向车窗，一通猛拍。当时在场的美联社的摄影记者桑檀说，这就是英国的“狗仔队”。

　　王定昶还曾跟拍英国王储查尔斯的情人卡米拉，不过拍到的照片基本没有发过稿。对此，他备感委屈。

　　感到委屈的不只王定昶一个人。我不止一次接到一线记者“投诉”，说他们拍到了好照片，但是总社编辑部却没给发稿。确实，总社编辑部每天都要面对大量稿件，要让每一张照片都得到恰到好处的编辑和播发，也是一种奢望，而且好照片的标准有时也的确难有定论。不过，我们总说应该向美联社、路透社等外媒学习，认为他们的照片好；而自己记者拍的一些题材、技法上有所突破的好照片，有时又不能被顺利播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的学习，任重而道远。

　　在一般人眼里，记者是受人瞩目的职业，驻外记者更是风光无限。殊不知，现实往往与想象有不小的差距。伦敦是世界上物价最高的城市之一。王定昶在伦敦时，英镑与人民币的兑换价是1:15。超市里的一棵小油菜标价1.49英镑，折合人民币就是20元。王定昶驻伦敦时是中级职称，一个月工资750美元，折成英镑是500块。自己不会做饭，也没有时间买菜，刚去时他基本靠吃洋快餐填饱肚子，结果半个月就把一个月的工资吃光了，幸好出国时把以前的积蓄换成美金带出来做了些补充。

　　2004年，王定昶结束了在伦敦的工作，告别了“瑞士小屋”，带着国外经历的艰辛和快乐，回到了浙江分社。他回来后，恰逢总社要求分社发英文稿，于是受命开始采写英文稿。那段时间发现他拍摄照片很少，我担心他会改行，暗暗替他惋惜。好在他热爱摄影，写文字稿的同时还在关注摄影报道。

　　用图片的形式报道财经类新闻一直是个难点，不仅需要影像的思维，还要考验记者对复杂经济现象的理性分析。而浙江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大省，王定昶开始尝试做经济类图片报道。《萝卜涨价路》、《平价菜进城记》、《一个滨海小城的“风光梦”》，等等，他拍摄的图片故事频频出现在报端。王定昶说，他是在做“体验式拍摄”，在深入体验的同时做到“有图有真相”，从而达到记录社会生活变迁、记录经济发展进程的目的。

　　摄影师简介
　　王定昶，1972年10月生于浙江奉化，1996年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分配到新华社浙江分社任摄影记者。2002年4月外派驻新华社伦敦分社，2004年回到浙江分社。先后参加过APEC上海峰会、北京奥运会、60周年国庆、上海世博会等活动的采访报道。现为高级记者、新华社浙江分社摄影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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