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调查的形式切入拍摄是纪实摄影的素来手法之一。自20世纪初美国纪实摄影的鼻祖雅各布·里斯、刘易斯·海因，到上世纪30年代美国农业安全局（FSA）的组织摄影师拍摄，传统的纪实摄影因其明显的记录优势成为众多以实用为目的的组织和机构的首选。同样的摄影方式在国内亦是如此。上世纪50年代，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潘光旦进行了一场为土家族正名的伟大行动，随行的张祖道因为与他的师生关系和摄影记者身份，成为此次社会调查之旅的唯一影像记录者和见证者。读张祖道著《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看策展人、摄影评论家姜纬与老人的对谈，娓娓道来中彰显的是一代学者的风华绝代，亦由此令我们这些后来者走近那个产生并滋养大家的时代。
自1950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开展了一项前所未有的社会工程——民族识别。中央政府就此拨出专款，指示从中央到地方的民族事务机构组织专家学者开展此项工作。
1956年11月25日至1957年1月28日，张祖道作为《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陪伴恩师潘光旦赴鄂西南、川东南地区考察土家族情况。潘先生当时为全国政协民族组副组长，此去考察是他继同年5月第一次考察后，时隔半年再赴土家族地区进行考察。
社会学家潘光旦
潘光旦，1899年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1913至1922年在北京清华学校念书，1926年留学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授，参与筹设上海新月书店，曾先后兼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西南联合大学教务长、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及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被公认为杰出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潘光旦对于土家族的研究成果是对国家做出的特殊贡献。土家族人聚居地区多是气候变化大的山区，地无三尺平，即便是身体健壮的年轻人上下山时，脚趾头也常陷入泥内，手还要攀着树干行走。潘光旦右腿残缺，平地上走路都要拄拐杖，眼睛又高度近视，为了土家族识别钻山入林，令人敬佩。
然而，就在此次鄂川考察之后不久，潘光旦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的五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他的“罪名”之一是所谓的“破坏民族关系”。潘光旦在土家族民族识别中辛勤而卓越的工作居然成了罪行，“文革”时又被抄家、批斗，病危时却得不到任何治疗，1967年6月，潘光旦含冤离世。
张祖道在此次跟随恩师的旅行考察期间，拍摄了300多张照片，见证了潘光旦在国家确认土家族为单一少数民族的要紧关头，所表现出的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呈现了潘光旦这样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在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前，最后的、仅存的安宁时光；也充分展示了土家族人原汁原味的生活，汲水、喂猪、赶场、筑堤、抽闷烟、喊号子、演南剧、跳摆手舞、唱薅草歌，朴实、自然而生动。当时，这些照片和底片大部分上交单位，都写了总体概述及每张照片的说明文字。令人痛惜的是，这些资料在以后都遗失了。如今我们能看到的，是张祖道自己保存的少量照片，所以更显珍贵。
行脚之旅
姜纬：根据历史资料显示，潘光旦先生1956年11月起赴湖北和四川考察土家族情况时，政府已经同意确认土家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了，那他为什么还要去考察呢？您又是怎么想到陪同他去的？
张祖道：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社会系学科被撤消，潘老师从清华大学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潘老师想去鄂、川一带考察土家族情况时，政府确实已认定土家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但在正式宣布前，潘老师还是想再次去实地走一下，他觉得兹事体大，应该慎重再慎重。潘老师向《新观察》杂志社商借我跟随去摄影，他答应此行所写文章由《新观察》杂志独家发表，于是主编很痛快就同意了。我也满心欢喜，可以跟着老师再上一堂实习课了，哈哈。上海文汇报知名记者杨重野正好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也来随行采访。
姜纬：你们的旅行考察进行了多少天？
张祖道：我们从1956年11月25日出发南下，到1957年1月28日晚上回到北京，总共65天，到过湖北、四川的18个县、市，所走线路是武汉—宜昌—长阳—宜昌—奉节—万县—重庆—綦江—武隆—彭水—酉阳—秀山—黔江—恩施—利川—宣恩—咸丰—来凤—巴东—宜昌，行程7000多公里。
姜纬：您刚才说可以跟老师再上一堂实习课，就您而言，都有哪些具体的收获？
张祖道：潘光旦老师还在南下的火车上时，就给我们讲了一堂课——中国少数民族的简史，简短但很精彩。我有日记记载，他说古时候，中国的很多部落都有图腾崇拜，以某种自然界的动植物作为本部落的祖先或保护神，如以蛇、狗、虎等作为图腾。同一图腾不能通婚，于是各部落间互相攀亲。到后来，开始分道扬镳，走向由西北直到西南，有直接向南行的，有绕海路到西南的，这种大迁徙成D字形，形成一个双钩图。于是西边为藏、羌、夷、巴区，藏族最西，羌偏东，夷、巴更东，巴就是我们这次调查研究的对象。其中，羌最古老，在甲骨文卜辞中就有其名，早年以游牧为主，牧羊人就是指羌，汉朝最早的祖宗。羌人最多，姜太公就是羌人。巴人也多。
姜纬：在词典里，羌字部首从羊，也许就是他们的先人游牧放羊的缘故吧。
张祖道：很可能是这样的。
姜纬：那向东南地区迁徙的情况如何？
张祖道：东边最早为傣，他们迁移得远，一直分布到东南亚、台湾（台即傣音），傣的迁移路线是有痕迹的，如山西有代县（“代”），再行到泰山（“泰”），再南下有江苏的东台、泰兴、泰州（五代与明朝即有）、泰县（今姜堰市，南齐即有，故治在今天的六合之北，民国尚有）等，都和“傣”音有关。浙江为天台山，广东为台山和北部的大庾岭。大庾岭又叫台岭，是最早的称呼，后又叫过梅岭，最后才叫大庾岭的。壮、侗为越，傣亦称越。傣的先民在汉晋时曾称为“滇越”、“掸”等。台湾高山族溯源，其中大部分来自古越族，即是傣族。向南迁的第三圈为苗、瑶，他们越过长江，战国时居住在洞庭湖、鄱阳湖一带。
有的放矢
姜纬：对这次的考察，潘光旦先生有什么目标吗？
张祖道：在我们旅行前，1956年5月潘老师到湖南考察土家族情况时，他就设定了三个目的，第一就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把研究所得和实地观察，对证一下，改正其中可能有的错误，补充其中不足；第二是作为一个政协视察人员，调查了解土家人提出的确定民族成分的要求究竟普遍到什么程度，在他们自己的认识里究竟有什么根据；第三是作为科学工作者，同时也作为一个视察人员，需要了解为什么土家族的识别确认问题久悬不决。我觉得这些想法长期在他心里面，一直促使他去求真务实地开展工作。
姜纬：土家族的识别确认为何久悬不决？
张祖道：潘老师说，从元朝起就把湘西一带的少数民族叫作苗。《永顺县志》上载明朝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倭寇侵犯沿海，政府从湘西派土族兵士去打倭寇，书上把他们称做倭苗。古代鄂西、川东有个巴兹国，该国人叫巴人。在《山海经》中就记载过巴人的事。以后在《左传》里也有多处提到巴人。可见3000年前就有了巴人，他们的后人就在鄂西、川东、湘西这一带。土家起源于巴人。历史上一直把土家人和苗人混淆起来，相当一部分土家人与苗族、汉族杂居，遗留问题比较复杂，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为土家人正名。
姜纬：当年土家人自己认知是怎样的？
张祖道：土家有许多家族，住得比较散，有的家族中的年轻人，不怎么爱穿民族服装，对他们本民族的历史了解很少，家族里的老年人讲得也很少。潘老师在湖北来凤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来了6个土家人。那个地方是湖北聚集土家人较多的，但其中有五个已不会讲土家话了。当然，更多的土家人很迫切希望国家能确认他们的少数民族地位。后来在武昌的中南民族学院，潘老师又邀请了自称“土族”的学生开了个座谈会，有的同学讲起他家乡1953年开始实施减租政策，后来改为少数民族可以减租，土家人当时还不算少数民族，就没有这个优待，土家人很不满，要争取被承认是少数民族。还有学生的助学金问题，苗族学生有，土家人没有。干部补助费，也只有苗族有。在四川秀山县石堤的土家族老人座谈会上，也有老人家很羡慕湘西的苗族被正式承认为一个单一民族，得到了政策照顾，所以他们都非常期待土家族能早日得到承认，可以和其他兄弟民族平起平坐。
姜纬：根据您的记载，出席座谈会的对象多数是老人，显然潘先生是希望从他们的记忆和讲述中得到更多的信息。
张祖道：1956年12月9日，我们在湖北长阳县，潘老师邀请了两个老人家晚上来谈话。其中的何恭垓老先生是个中医，当时66岁，他讲述，他们何家的祖籍是河南汝宁府光山县（今信阳市光山县），先祖全家于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迁徙来长阳。唐朝统治者姓李，何姓是李氏后人，所以给了土地权，到长阳后，就圈占了一大片土地。何恭垓转述祖母的话说，当年圈地100多里，相当于如今一个区。但是不知道先祖做的什么官，唐时已有白虎观，只知道先祖来长阳就住进白虎观，可见要比其他人高出一头。唐朝供奉太上老君，以老子李耳为神。先祖住在白虎观，称自己是道教，采取政教合一的办法，和本地人相处较为融洽。至今何氏坟地仍在观旁。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张献忠先后攻占长阳，杀光何氏全家，只逃出一人，叫何学义，由他再传宗接代，延续至今。潘老师听了何恭垓的一番话，很是兴奋，认为何老先生这段话跟土家族联系起来了。土家人以虎为图腾，非常崇拜虎，虎是他们的祖先。老子名叫李耳，恰好土家语叫老虎为“李耳”（母虎），叫公虎为李拔，叫母虎为李义卡（即耳），这样配合上了，土家人就会对老子、道教有好感，这样的做法很聪明。鄂北有些地方关系就没有处理好。鄂北房县和保康县的地方干部反对老虎，要打倒白虎神，想说服土家人去反对白虎神，引起土家人的反感，关系闹得不好。潘老师认为从这里又可以得到一个例证，证明土家人对白虎神的浓厚感情。长阳的“李”姓很可能从“虎”音转来，但唐朝普通百姓不许姓李，只许叫十八子。读书行路 姜纬：潘光旦先生很注重座谈会这种方式，毕竟他是社会学家出身，而且他1922年留学美国时，他首先选修的是生物学，然后是动物学、遗传学，这些学科非常注重接触实际事物，不会死啃书本。
张祖道：是的，潘老师留学期间，暑假里也不休息，有好几个夏天，他都去参加有关优生学、内分泌等训练班或研究所，去实习，努力学习完需要的课程，也不再等什么博士学位，1926年就回国了，他是非常讲究实际和实效的。潘老师在考察中可以说是事必躬亲，耳听眼见为实，听了县里的汇报还不够，还要听乡里老人朴实的声音，听他们直接的叙述、表达乃至神话传说。因为土家族没有文字，只能口耳相传。潘老师要从语音中辨别、选择，去伪存真。这还不够，他还要见实物，去现场，即使道路再远再艰难，也在所不惜。我们在宜昌游览三游洞时，当年长江水库勘察处所在地平善坝，离我们休息的地方不远，潘老师说平善坝过去叫平喜坝，平善的转音就是“比兹”，他一边做着手势，一边抿着嘴，半眯着眼，重复吐出“平喜”和“比兹”两个词，让我们细听，他说土家人有自己的语言，他们自称“比兹卡”，这个“卡”就是家、族的意思。今日的宜昌，唐朝称夷陵郡，在这一带，分布有土家人的祖先，就是巴人。我们吃饭和休息时见到的工人，来时路上遇到的老乡，有姓田、姓谭、姓向的，还有路边杜氏祠堂的杜家，这些姓都与土家族有关。潘老师这种严谨踏实的工作态度对于我影响非常大，他是真正做到了言传身教。其实这些座谈会，也没有一般人想象中那么不苟言笑，我清楚记得1957年1月6日晚上，在四川秀山的石堤，潘老师和6个土家族老人座谈，还让人买来了葵瓜子、花生、橘子，几包香烟，一共才三块钱。大家一边烤炭火，一边聊天，这样就不拘束了，越说越起劲。
姜纬：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不可偏废。潘光旦先生正是这种文化精神的身体力行者。
张祖道：的确是这样的，潘老师做了大量的案头准备功课，他为写《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查阅史籍、地方志时记录的资料卡片就有1300多张，但他也很重视实地考察，所以能通晓古今中外，见解独具慧眼。我们在奉节时，潘老师提议游白帝城，它就坐落于离县城不远的白帝山上，山下是三峡的瞿塘峡西口，东面就是夔门，雄踞水陆要津。白帝城相传是公孙述建造的，公孙述在王莽时起兵割据四川，他依托“白龙出井”的传说，于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自称白帝，改山名为白帝，因此相传是他建的白帝城。那到底是不是公孙述建的呢？潘老师认为不是，他说这个事情在宋朝就有人怀疑了，其实白帝城在公孙述之前已经存在了。潘老师推测这是土家族人修建的，土家人是为了防止楚人的进攻，在这里设防，江面还有铁索锁峡，易守难攻。站在白帝城看周围山水形态，就会对潘老师的见解有更深的领会。
姜纬：潘先生有没有给您传授一些他读书的心得？
张祖道：有啊。就民族考察方面，他告诉我除了有关少数民族的书刊外，还要争取持之以恒地多读点辅助的、工具性的书，这些是用来打基础的。如宋朝乐史编的《太平寰宇记》是全国性的地方志，对各朝的政区、地名、山川形势、历史沿革、风俗、人物、土产等都有记载。又如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臧励和先生等人编纂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1930年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刘钧仁先生编写的《中国地名大辞典》，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收地名四万多条。还有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查阅历史地理都很方便，可以帮助我们释疑。而《太平寰宇记》共八卷，内“中卷”缺湖南部分，后由一位广东学者补上，所以在购买时要注意，要内含湖南的，不然就不齐了。
功不可没
姜纬：您拍摄的照片里，有几张是呈现土家族摆手舞的，很有意思，摆手舞是一种怎样的民族舞蹈？
张祖道：这些照片是在湖北来凤拍摄的。摆手舞的土家话叫“舍巴”，也叫“舍巴日”、“舍巴巴”，舞蹈动作多是土家族生产、生活、征战场面的再现，有表现打猎生活“赶野猪”、“拖野鸡尾巴”、“岩鹰展翅”等；有表现四季农活的“挖土”、“种苞谷”等；有表现日常生活的“打蚊子”、“打粑粑”、“擦背”等；也有表现出征打仗的“开弓射箭”、“骑马挥刀”。摆手舞的姿态粗犷大方，刚劲有力，节奏很鲜明。土家人用牛头、猪头、粑粑、米酒、腊肉等供品祭祀过祖宗之后就开始起舞，从天黑一直跳到天亮，有时甚至一连跳几个通宵，祈求人畜平安、五谷丰登。还有一种在野外举行的大摆手舞，它是一种军功战舞，规模宏大，气势不凡。少则几人，多则可以成千上万人，历时七八天不息。大摆手舞每三年举行一次，是军事战争场面的重演。跳大摆手舞集会也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商贸交易会。
姜纬：潘先生右腿残缺，考察期间虽时有车船代步，但免不了有跋山涉水、栉风沐雨的情形，想必会是很艰辛的旅行。
张祖道：别的不说，就说一件事情吧。我们到达汉口时，接待方面安排住最好的饭店，我为了照顾潘老师就和他同住一个房间。我们刚睡下就发觉有问题，原来是床垫太软了，人躺着会陷进去。潘老师更不适应，他年轻时因伤失去了右腿，平时用拐杖，起夜很困难。我想让服务员换一个房间或换一张硬板床，潘老师不答应，说已经是晚上，不要麻烦人家了，结果我们俩就睡在了地毯上。潘老师当时是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闻名中外的学者，如今还能出现这样的风范吗？
姜纬：因此他后来的遭遇，实在是令人感慨，但他的功绩是无法抹杀的。
张祖道：“文革”中让潘老师打扫厕所和澡堂，还让他在菜园里除草。他一条腿行动不便，只能搬一个小板凳来坐。但小板凳也不让他坐，只能坐在地上。当时抄完家以后，书房和卧室都被查封，67岁的他只能在厨房旁边小披屋的水泥地上席地而卧，缺被少褥。潘老师被打成右派后，还连带伤害了当地不少知识分子和干部，川东南、鄂西的土家成分确认问题也都搁置了起来，一直到1978年拨乱反正，湖北省在1980年才成立了来凤、鹤峰土家族自治县，1983年改设立了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并在宜昌地区设五峰、长阳两个土家族自治县。四川省也差不多同时设立了酉阳、秀山、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贵州省有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和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在潘老师研究土家族问题整整30年之后，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才算基本完成。
姜纬：这些地方绝大多数就是他当年去重点考察过的，这充分证明了潘光旦先生眼光精准，他的考察研究成果影响深远至今。
张祖道：潘老师在四川彭水的汉葭镇，有整整一天时间，也是请当地60岁以上的老人来开座谈会。进进出出，一批又一批的，很热闹。这期间，潘老师就谈了他的想法，他说，乌江以西是大娄山脉，乌江以东是武陵山脉，历史上巴人、土家人很多就居住在武陵山脉，武陵山的主峰梵净山，海拔2494米，就在邻省贵州不远处的印江、江口两县中间。武陵山主体位于湖南张家界，至湖北、贵州两省边界。川东南的一个角，伸入湖北、湖南和贵州边界，这里山多，少数民族也多，我们这次在川东南的考察重点就是这个角的酉阳、秀山、黔江和彭水四个县，估计这几个地方的土家人比较多。事实证明，潘老师的判断和思路的确是远见卓识。
张祖道曾是《中国摄影》杂志的主编，我们都习惯地称他为张爷爷，老爷子八十高龄，还为中国摄影家协会旗下媒体服务，他老开玩笑地说，我给你干活，你得给我买根小豆冰糕。他是为可爱可敬的充满故事的老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