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坤:摄影十种关系纵横谈[蔡焕松]

2012-2-8 16:39| 发布者:zhcvl| 查看:2477| 评论:1|原作者:蔡焕松博客

摘要:摄影十种关系纵横谈 ——中摄协副主席、广东省摄协主席李伟坤访谈  蔡焕松:一个摄影家的追求与他的经历和知识积累有很大关系。你从事摄影近40年,你的拍摄也经历了从宣传图片到唯美、创意,再到纪实、民俗。这么 ...

摄影十种关系纵横谈

——中摄协副主席、广东省摄协主席李伟坤访谈
 

    蔡焕松:一个摄影家的追求与他的经历和知识积累有很大关系。你从事摄影近40年,你的拍摄也经历了从宣传图片到唯美、创意,再到纪实、民俗。这么一路探索走过来,可以说是一个探索摄影多元表现的过程。说说你的感受?

    李伟坤:从我拿起相机到现在的确快40年了。我对自己有一个梳理和总结。上世纪70年代在部队当兵,所谓摄影创作大都是摆拍而成,之后是追求技术层面,讲究光影,讲究构图,追求沙龙的唯美意味,再后来就是探索摄影的真谛,拍摄了不少有价值的摄影作品。1980~1986年,在北京军区空军某军宣传处任摄影干事;1986~2005年,转业到报社做摄影记者;2005年到现在,任广东省摄影家协会主席。从业余到专业再到搞摄影组织工作,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也是我摄影艺术风格巨大变化的过程。

    初期只是一种朦胧的,对摄影很无知的模仿阶段。在部队的摄影主要以政治宣传报道为主。1986年转业到地方报社后,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摄影创作。到《珠海特区报》任摄影记者时,大量的内容是报社的新闻摄影工作,我在新闻照片里强化影像的视觉语言,强化画面的形式美感。那时的新闻摄影还比较现场感,抓到什么是什么。而我的新闻摄影作品内容与艺术性结合得较好,大家感到既有新闻价值又有审美价值,视觉语言和信息量都比较丰富。1998年拍抗洪救灾,洪水中两位武警战士去救一个6个月大的孩子。这张瞬间抓拍的作品几近完美,毫无挑剔,以至有人怀疑这是摆拍。后来这张照片在《广州日报》上发表,占了很大篇幅,另外《羊城晚报》《解放军报》都作了大篇幅报道。

  新闻摄影有其自身规律,引人注目的新闻事件,加之摄影语言的恰当运用,其所带来的冲击力可想而知。我还参与了香港回归、三峡截流、澳门回归,以及洪水、台风等等事件的摄影报道,确实拍了很多比较理想的新闻照片。我认为好的作品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新闻促进了我艺术摄影的发展。我从拍风光、拍唯美到新闻摄影,慢慢地从拍景到拍人,从面对单纯的景物到面对社会各种环境中的人,摄影的定位与重心逐步发生了转移和变化。

  民俗摄影也是我关注和拍摄比较多的题材。我认为,一个好的合格的摄影师应该是个多面手,它考验的是摄影师对摄影器材的运用程度,反映的则是其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切关注与思索。

  蔡焕松:你的摄影从未拘泥于完成任务,更多地是在考虑怎么探索摄影本体语言的发挥,这让你的影像既有一定的思想内容,又有形式美感。你的影像作品,总感觉有一种与中国摄影界整个发展一脉相承的与时俱进精神。在你作品风格的演变过程中,摄影多元化的思想也从开始的朦朦胧胧,到后来愈加清晰明确。

  李伟坤:应该说我涉及的摄影门类比较多,风光、新闻、纪实、民俗、创意……我确实是在不断地探索,探索社会的多元、摄影的多元,感受摄影的无穷乐趣与意味。

  蔡焕松:2005年11月你当选广东摄协主席,那时全国正对广东摄影的“糖水片”一片否定之声。你临危受命,代表主席团提出变革的理念,提出多元发展的思路,是不是整个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多元文化的发展潮流,催生了你对广东摄影往何处走的深度思索并产生的应对措施?

  李伟坤:是的。转业前我对广东不太了解,其实整个广东的摄影就是多元的,广东的新闻、商业摄影在全国应该说是名列前茅,只是作为摄影家协会这块一直没有很好地去组织沟通,没有显示出广东的群体力量,而一大批追逐被专家们认为是“糖水片”的唯美倾向热潮同样汹涌澎湃,所以大家误认为广东摄影就是拍“糖水片”。大家选我当主席,既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责任,当时广东在全国影展、国际影展的排名已是九连贯。要使广东这个摄影大省更加强大起来,就要多元发展,全面发展,这不单是指多头并进,更要兼容并蓄,与国际接轨。责任很重。

  蔡焕松:也就是说,广东的摄影前辈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但当广东面临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文化多元发展大潮流时,作为协会原有的工作重心已经显得有些落伍,摄影界还有很多力量漂移于协会之外,比如新闻纪实摄影、商业摄影等。所以你任职后倡导多元也是为了让协会工作有更大的包容性,把各方面的力量团结在协会的旗帜下,实现广东摄影强省的目标。

  李伟坤:我们分析了广东的现状和危机感,如果老是停留在省摄协自身的小圈子,就会缺少竞争力和发展前景。广东省摄协承担着引领全省摄影人的重任,只有强强联手团结各方人士才能强大起来。因而我们在2006年9月18日召开了梅州会议——全省摄影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广东省摄影今后变革和多元发展的方向。社会各界对此评价较高,有人说这是广东摄影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蔡焕松:你任主席之后,广东摄协主席团比较适时合理地调整了几个关系,我想就这几个关系和你进行一下探讨。第一,如何协调广东原来以艺术摄影为主的格局与商业摄影、纪实摄影的多元发展关系?

  李伟坤:广东倡导的多元,并不是要否定一些门类,它是比较客观的,符合实际情况,能发挥广东优势的举措。所谓优势就是它的唯美摄影,或者是我们习惯讲的艺术摄影层面,在鼓励沙龙摄影、风光摄影等艺术摄影创新的前提下,去拓展新闻纪实、商业广告摄影还有观念摄影。我们成立了几个专业委员会:新闻纪实委员会、商业广告委员会、理论委员会等,集中专门人才开展工作。比如理论委员会的成立就为广东摄影理论的提升做了很好的工作。

  蔡焕松:这也是我要向你提的第二个问题,你怎么理解摄影创作与摄影理论之间的关系?因为广东已经有17年没开过理论研讨会了,本届主席团成立了理论学术委员会,又开展了一系列摄影理论研究工作,足见你对摄影理论重要性的认识。


     李伟坤:早期广东在摄影理论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当然那时的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没有持续做下去。因而很多摄影人就养成了只动手不动脑的习惯。实践没有理论的支撑与指导,将不会有大的发展。梅州会议后,我们强调摄影理论的重要性,并有人具体分管理论工作。广东摄影家协会成立50周年的时候,我们邀请部分国内有影响的专家和省内的理论家一起,举办了第七届广东省摄影理论研讨会,论题是“沙龙摄影的现状和发展”,并出版了《迈向多元发展的广东摄影》理论文集,不少论文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广东摄影存在的问题,明确了广东摄影发展的方向。
  

     蔡焕松:通过几个专业委员会的建立,把一批长期游离于协会之外的摄影精英凝聚起来,大家齐心合力地一起推动广东摄影事业的发展。你当了主席后,刚好迎来广东摄协成立50周年这个历史时刻,你将50周年的庆典定位在梳理历史、薪火传承的理念上,你怎么理解摄影的现实与历史的关系?
  

     李伟坤:读史可以明智,梳理过去的脉络是为了更加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的摄影始于广东,广东摄影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回顾广东的摄影发展史,还其历史真相,于广东、于中国摄影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当然这种梳理也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要对历史上的一些人与事拨乱反正,重新定位。
  

     我们把2006年、2007年定位为改革年,把2008年定位为梳理历史年,每年的工作都有明确定位。2008年的50周年大庆其实可以做得很简单,可以邀请朋友、举举杯、抽抽奖,然后再演个节目,莺歌燕舞,热闹非常……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选择的是做一个梳理历史的盛会、一个团结的盛会、一个传承发展的盛会、一个还原历史真相的盛会。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多元发展”。整个50周年庆典,我们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准备,期间还召开了第七届理论研讨会,并针对整个广东摄影史的梳理出了一套系列丛书,其中有50年来优秀作品的汇集《春华秋实》;有50年来50个最具代表性摄影家作品《群星璀璨》;有梳理50年历程的理论文集《迈向多元的广东摄影》;有记载广东摄影168年历史的《广东摄影艺术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很厚重的文献,它为广东摄影50年做了一个梳理、一个历史的界定,也是一个明确发展方向的做法。

  50周年庆典时我们还颁发了“奠基奖”、“传承奖”、“成就奖”等一批奖项,表彰了一批人,并评选出为广东摄影作出贡献的十大全国之最,以激励后人创造更多的辉煌。
  我们还搞了展览和一台晚会,这台晚会不是演文艺节目,实际上它是一个梳理历史、薪火传承的表彰大会,比如颁给何信泉老先生的“特别奠基奖”,实际上是在还原历史真相,实事求是地为广东摄影做了之前别人没做过的事情。何信泉这位老前辈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为广东摄影做了大量工作,而且是早期筹建广东摄影分会的主要人员,协会要成立的时候被打成“右派”,协会成立的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我们就是在梳理历史的时候,认为要把这位老前辈请出来,还他历史的真实,他虽然不是协会主席,也没当理事,但他是广东摄影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当时老前辈已是91岁高龄,不能亲自上台领奖,他的弟弟何节全专门从香港赶来代领,并讲了很感人的一番话,除了感谢,他实际上更多的是对广东摄协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尊重历史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后来我们又去了何信泉的家,将50周年庆典活动的情况向他汇报。老前辈很高兴,他说看到了广东摄影发展的前景和希望,认为我们是在抢救广东的摄影史。

  蔡焕松:当时我也在场,他还说广东摄影能有今天自己就是死了也瞑目了。梳理了广东50年的摄影史,几位老前辈在摄影史中都得到了应有的定位。如今好几位前辈都相继离世:第一任主席简捷、副主席梁祖德,包括何信泉老师。你回过头来想想你会觉得有些欣慰吗?
  

     李伟坤:假如没做这些事,将是整个广东摄影的遗憾,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老前辈的话实际上是对我们的期望,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历史的重托。他们都是广东摄影界的宝贝,能为他们做点事颇感欣慰。

  

     蔡焕松:第四个问题是摄影与艺术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在摄影前加上艺术两字,比如“全国第几届摄影艺术展览”、“广东第几届摄影艺术展览”等,好像摄影一定要和艺术联系在一起。事实上,随着多元文化的发展,艺术已经无法涵盖摄影的全部内涵。所以广东第22届摄影展,在全国首次取消了艺术两个字,而且把“策展人奖”放进省影展,这是一个很大的决策。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伟坤:这两个决策也是我们摄影改革的举措之一,我们是站在全局,站在全省、全国乃至世界的高度去审视广东的摄影,整个世界的多元发展对摄影带来的冲击,绝非艺术两个字所能涵盖,所以我们开了中国之先河取消艺术二字,不是头脑一热的举动,是认真审慎思考之后的决定。因为这更能体现摄影的本真,让摄影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了更大的空间,同时也体现了我们的包容与胸怀。

  蔡焕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自己把篱笆打开,把原来固守的所谓艺术的这个地方打开了,面对世界,让摄影有了更大的发展和表现空间。

  

      李伟坤:省22届影展去掉艺术二字之后,我们实行了从原来评选的单轨制到增加策展人奖的双轨制,在传统的综合性的艺术展览里,评选机制是一个挑战,也是多元的一种体现。到省23届摄影展,我们还是延续了双轨制的评判体系,增设了“本土摄影奖”,特为在广东境内拍摄的题材而设,鼓励广东摄影人关注自己的家乡,关注自己身边的事。由此之后,拍广东题材的作品日渐增多,连年得奖,这也是多元发展的成果。另外我们省摄影家在荷赛、在全国的新闻纪实方面、商业广告方面都有大奖斩获。

  蔡焕松:第五个问题是广东摄协如何处理摄影精英的提高与基层摄影普及的关系。2008年在中山召开的理事会上提出了“摄影大篷车”下基层的构想,将“摄影大篷车”开进基层,开到每位摄影人身边。这个活动现在还在做,当时你是怎么考虑的?
  

     李伟坤:“摄影大篷车”的开动与我们的整体思路是一致的。广东经济受区域条件的影响发展不均衡,同时也带来了全省摄影水平的参差不齐。我们提出的从摄影大省迈向强省,所谓“强”是什么呢?不是珠三角强就强了,而是建立在全省每个地区摄影工作同步发展的基础上,“摄影大篷车”就是在这种发展思路下的一项具体行动。

蔡焕松:“摄影大篷车”活动是不是原来摄影帮扶活动的继续?
  

     李伟坤:在摄影帮扶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就是由经济发达地区的协会帮扶经济相对滞后的协会,这个结对子、一帮一的措施在全国也是首创。现在我们已经在粤西、粤东、珠三角、粤北等地开展了“摄影大篷车”活动,把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理念传到基层。“摄影大篷车” 的主要内容是展览,把全国、全省最新的作品、最高层次的展览依次送到基层,并邀请著名专家与影友见面、讲课,进行直接的交流与沟通。很多影友特别感动,他们说有时听完课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反思自己为什么拍不出好作品,就是理念的问题没解决。
  为了更加有效地推进摄影工作,我们把以往省理事会每届只开两次会的惯例(换届开一次,到再换届时再又开一次),改成了每年开一次。

  蔡焕松:我想谈的第六个问题就是关于理事会的问题。每个协会都有许多理亊,而理亊往往是一种荣誉称号。你是如何发挥协会主席团的作用,如何将主席团的决策通过发挥理事的作用来实现的?怎么协调这两者的关系?广东摄协每年一次的理事会,从珠海会议要求每位理事提一个意见,到中山理事会的理事带头发动全省摄影人建言献策……你是基于怎样的考虑这么做的?
  

     李伟坤:理事是荣誉,更是责任和义务,它不是一个称号,要真正为广东摄影做实事,应该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我们有一百多个理事,大家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包括广东摄影的发展壮大、多元发展、摄影的教育、协会网站建设、摄影理论发展……大家以主人翁的态度心平气和地提建议,既客观又实事求是。这种合力让我感动。
  我们把建议贴到墙上,进行讲评,形成一个集中全省摄影人的智慧做好广东摄影工作的局面。政府叫参政议政,我们叫参事议事。

  蔡焕松:接下来的第七个问题是,摄影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掠夺资源,拿着照相机走到哪里拍到哪里,把当地拍摄对象的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财富——或精神的,或物质的。很少有摄影师去想回报的事情,在这方面广东摄协又走在了前面。为此广东摄协成立了“爱心助学委员会”,旨在发挥广东摄影人的力量,回报拍摄对象、回报社会。你们建了两所希望小学,参加了一系列的义工活动……直观看来这好像和摄影没多大关系,为什么这么做?
  

      李伟坤: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爱心和慈善,作为摄影人来讲更要有这份责任。通过爱心的奉献来培养摄影人的一种情操,也是体现改革开放成果的回报。我们成立了“爱心助学委员会”,在协会成立50周年之际,由广东摄影人慷慨解囊,总投资80万,在云南巍山建起一所广东摄影家希望小学。那是一个彝族聚居的高山地区,他们的学校没有饭堂,没有宿舍,很困难。但那个地方有摄影创作资源,影友们在那里拍了很多好照片,我们应该伸出援助的双手,回报赋予了我们艺术激情与灵感的那方土地。此后,我们又携手佛山供电局,在贵州建起了第二所希望小学,这些行动得到了全省摄影人的支持。
  汶川地震、广东冰灾……广东省摄协第一时间发出了倡议,大家捐款捐物、作品义卖。在东莞举行的抗震献爱心现场募捐活动,筹得38万善款。这两年,广东摄影人又把温暖的双手伸向省内的特困孤儿,体现了广东摄影人的爱心和情操。爱心助学、慈善义举等,已经成为广东摄影人的自觉行为。

  蔡焕松:摄影界历来喜欢以全国影展、国际影展的入选得奖论英雄,这是长期以来的惯性,但恰恰有另外一个矛盾,很多有作为、有影响力、有深度的摄影家恪守自己的拍摄风格和艺术个性,正在逐步淡出这些赛事,如此一来协会参赛成绩的统计数字就会发生一些变化。我留意过上一届国展,发现入选得奖的名单里,广东很多名牌摄影家不见了,但恰恰是他们,在荷赛等国际大赛中往往得奖。一个摄影团体的成绩,能不能以这两个展览来论英雄,或者他也应该以一种很多元的心态去另外评价。你怎么看?
  

      李伟坤: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从传统意义上说,一个摄影协会的强弱是以参加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全国影展和国际展览的获奖多寡作为衡量标准的,但现在看来也是不太科学的一件事。实际上,这几年我们内心也很矛盾,上级领导希望能够在全国永远保持第一,有更多的作品在全国影展、国际展览拿奖,以此证明广东摄影的实力。但是一个省的摄影实力不是靠全国影展和国际影展来衡量的,应该综合地看,而重点则在于那些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精品有多少,在全国和国际有影响的摄影家有多少,这是最关键的。
  
    蔡焕松:广东不乏入选得奖的摄影家,但应该有更多像张新民、安哥、杨延康等这种重量级的人物,那才叫强。
李伟坤:广东这几年也担心出现这种星星多、月亮少的现象。但很欣慰的是有一批像你说的这样的人,有一批这样的作品,这是广东摄影发展的坚实基础。
  

    蔡焕松:名家名作往往可以创造历史的坐标,摄影史上能够看到广东的轨迹,作为组织者也一样。因而我再问你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也是第九个问题,从国情来看,不管任何行业,凡改革者都会遇到很大阻力,你主观上没想伤害任何人,但由于所倡导的变革观念,势必在客观上影响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势必会冲击一些人的传统观念,你以怎样的心态看待这个问题?
李伟坤:任何国家、任何行业、任何领域的变革都会遇到阻力,摄影也不例外。变革实际上是在否定既有的现实,否定别人容易,否定自己很难。但面对当今世界性的多元发展和巨变,不进则退,我们一定要认清自己的目标。要本着无私、无畏的精神去做事,否则就会辜负历史,辜负摄影的使命。
  当然变革也要讲究方式方法,比如耐心的思想工作、心平气和的沟通等等,以此来解决一些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其中很多做法的正确与否需交由历史去检验。
  

     蔡焕松:你更看重历史的评说。你曾经用了很长时间拍摄黑衣壮,以至由于你的拍摄和频繁拿奖,在摄影界掀起了拍摄黑衣壮的热潮,黑衣壮成了摄影人的聚焦热点之一,这给黑衣壮兄弟姐妹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变化。你认为这是否会冲淡这个民族原本的精神内涵以及纯粹的民族文化?很多民俗摄影都存在这个问题,这也是我要问你的第十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李伟坤:拍摄黑衣壮是我民俗摄影的重大突破和进步。我比较热衷于民俗摄影题材的创作,但过去的拍摄往往浅薄并流于形式,浪费了很多时间。后来逐渐进行总结才慢慢地深入进去。民俗摄影应该是深入地、有生活细节地、全面地、视觉丰富地去拍摄那些有历史价值的东西,需要全身心投入,需要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深入思索,然后从摄影层面找出自己的观看方式。第一次拍摄黑衣壮是2003年春节之后,我们到了广西那坡,当时那里的状态是交通不便,原始封闭,民风古朴,一切都是原生态。
  开始我没想那么多,也没想把黑衣壮作为一个系列专题去做。在拍摄中我目睹了黑衣壮的变化,记录了很多有价值的瞬间,这期间,自己的情感自然而然地与他们产生了融合,而他们独有的民族文化也深深地感染着我。我的一幅黑衣壮作品在国际摄联举办的第27届黑白双年展中夺得了银牌奖,中国摄影家以259分取得了团体总积分第一名,捧回了首个“摄影世界杯”的奖杯,这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加入国际摄联20多年来取得的最好成绩。
  现在拍摄黑衣壮的人越来越多,这对当地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今那里是道路畅通,每个村子都盖起了楼房,壮族兄弟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原生态没有了,我在感到有些遗憾的同时也有一丝欣慰,我们可续拍其历史的沿革。摄影的题材不会穷尽,有思想,镜头就永远不会枯竭,能够为当地的发展和人们的幸福尽一份力,也使我更深地感受到了摄影的力量。

  

     蔡焕松:现在我们来聊聊你的作品,比如你的《乡村大款》。你原来比较注重唯美,《乡村大款》似乎是一个转折,这之后更加注重的是拍摄带有时代符号的内容。你是否把《乡村大款》也当成具有明显时代符号特征的对象而有意识地去抓取?
  

     李伟坤:对。我经历了改革开放,也见证了这一过程中整个中国社会的巨变,很想拍摄反映改革开放富裕起来之后人们心态上发生一些变化的作品。《乡村大款》这张照片是2004年5月拍的,地点在贵州黔东南台江县的姊妹节上。我曾经目睹了广东的巨变,知道一些暴发户、一些既得利益者那种趾高气昂的状态,很早就想拍一幅这样的作品。在通向姊妹节的一条必经之路旁,我耐心地等待一些画面,因为所有参加活动的人都要经过这条路。走过的人群形态各异很是丰富多彩,有的牵着牛,有的抱着鸡,有的背着孩子……突然这个“乡村大款”的场景出现了,这是我多少年前梦寐以求的镜头,我赶紧按下快门,连拍了两张。第一张中两个提箱子的年轻人被挡在大款后面,第二张里他们出现了,而且这张照片完全是一种自然状态,非常真实,大款的神态、衣着、个人信息以及背景都十分到位,神态刻画也很饱满。这圆了我的一个梦。

  蔡焕松:作品《空间》是怎么构思的?在哪儿拍的?
  

     李伟坤:这是一幅创意作品。2004年拍了第一张照片,2005年完成的,是环保题材。那时候人们的环保意识不强,但已经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同时也有一些影像反映这方面的内容。
  对于环境污染,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我自己也不例外。我每天开车,深受堵车的困扰,被晒在马路上时常会产生一些奇异的幻想——如果我的汽车能飞起来不受堵车的限制、可以天马行空该多好!这幅作品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奢望产生的。本来我是要拍一组系列作品,但因为时间问题而没有完成。这幅作品选择了广州最堵车的地方——天河。那些车几乎天天就是这个样子,为了表现车多,我采用了摄影的框式构图形式,车不断地往门里挤,由于太多,不得不从空中飞出这个门,画面利用创意的手法强化了“空间”的概念和主题。

  

     蔡焕松:你运用创意的手法,表达了你对生活的感受,对环境恶化的一种忧患意识。
  

     李伟坤:实际上这里的“空间”含义很多,不仅指汽车,也泛指我们生存的空间:上学、就业、工作、住房等等,这都是我们要面对的空间。
  美国有一张报纸模仿我的构思,也做了一幅类似的画面,放很大登在报纸上。有位朋友在美国看了这张照片后,告诉我说他们剽窃,还让我去讨个说法。不管怎样,说明大家对这张照片是认可的,对环境的忧患意识是全人类的共同思索,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我也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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