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影史建设的简要回顾

　　中国摄影史建设的简要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正式面对全国摄影人提出纂修中国摄影史，是1956年12月21日-22日在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前身)成立大会上蒋齐生先生的发言。他当时说自己“作为一个学徒、小学生”，敬向大会“提出几点希望”。他的希望有八点，其中第四点是：“关于中国摄影的历史，希望学会能把过去的资料加以汇集、整理和研究。新华社买了不少这类书籍杂志，但缺乏人去整理。‘继往开来’，因此整理和研究有关摄影的历史，对今后摄影事业的发展，会有很大的作用。希望老摄影家们写些自己的回忆，来充实这一方面的工作。”这个提议不可谓不及时。

　　学会成立后不久，主席石少华就捐赠了一批摄影史料。以这批史料为基础，又有吴群、高帆、陈勃等许多摄影家捐赠，逐步搜集和汇聚，形成了156件史料(由佟树珩先生保管33年，2005年4月重新移交学会)。这些文物中，有清末科学家邹伯奇的自拍像和照相机设计手稿，有罗以礼自拍像，有《大革命写真画》(辛亥革命照片)，有“三·一八惨案”照片，有“七七事变”前夕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出版、伍联德主编的《中华景象—全国摄影总集》，有中国早期摄影专业图书《脱影奇观》《周氏摄影丛书》等，有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各个摄影组织的年鉴、杂志，如光社、华社、黑白社，如《飞鹰》《晨风》《天鹏》等;有红军机枪训练班照片，有晋察冀摄影训练班争辩大会的记录本，有染着鲜血的《赵烈日记》，有战争年代沙飞给石少华的书信，有白求恩用过的相机，加上侯波、吕厚民等老同志请毛泽东同志为学会作的两次题名等等。这些史料为后来撰写中国摄影史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国摄影学会被迫停止工作，虽然1972年后成立了全国摄影展览办公室，但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并没有开展起来。直到1979年后，随着文艺界拨乱反正，摄影界才再次提出编写中国摄影史的问题。

　　1982年6月29日上午，吴印咸、高帆、吴群、罗光达、蒋齐生、舒宗侨、田野、郝世保、陈昌谦、胡志川等在中国摄影家协会会议室召开了《中国摄影史》编委会第一次会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就中国摄影史编写问题召开各个方面人士出席的会议。会上，大家就《中国摄影史》如何编写进行了讨论。陈昌谦提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论的历史观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进行编写，做到充分占有史料，确实可信。”蒋齐生提出中国摄影史应包括新闻、艺术两个方面，同时问及是否要写照相行业史、画报史、器材史，和敌伪方面的摄影史。高帆提出摄影史要编得“有劲道儿”。吴群认为在摄影史研究方面，我们比台湾落后，《世界摄影史》也把中国排斥在外，我们要奋起直追，首先要占有大量的史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抢救活史料，编写回忆录;二是搜集史料，做选编。罗光达认为编写上，可以“有的以事件为中心，有的以人物为中心，有的以画面为中心”，一下子搞个完整的摄影史还不行，可以先搞个简史。郝世保提出，从鸦片战争以后我们一直有敌对阶级，敌人拍的东西不比我们少，这些东西写不写，如何写，要考虑。他提出发动各个行业的同志写史，分地区自下而上写，编委会综合。舒宗侨提出写摄影史的目的是借鉴历史经验，鼓励青年人为摄影事业的发展而奋斗。田野说，摄影史现在不写，将来对不起子孙。吴印咸最后说，同意大家意见，称作《中国摄影史》或《现代中国摄影史》，以现代为主，分新闻和艺术两大方面，他还提到当年在上海开红灯照相馆的事情。会议决定成立编委会和编辑组。此后，同年10月25?27日，编写小组召开会议，参加人员有吴群、蒋齐生、陈昌谦、袁毅平、舒宗侨、顾棣、马运增、钱章表、彭永祥、胡志川、陈申。会议讨论了分期和分工，并开始搜集摄影史料。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编写出了《中国摄影史》(1840-1937)和《中国摄影史》(1937-1949)，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分别于1987年、1998年出版。此后，陈昌谦同志又组织编写出版了一本《中国当代摄影艺术史》(1949-1986)。这几本摄影史书，成为民众学习摄影的基础书籍。当时，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史学建设的延续，为对当下摄影活动和作品进行梳理，积累史料，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了几期《中国摄影年鉴》。

　　1989年后，中国摄影家协会把注意力放在开展活动、发展媒体等方面，摄影史的建设工作进入十年的淡漠期。从全国范围看，延续摄影史建设的，是顾棣、方伟编写的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解放区摄影史略》，吴群同志编写、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摄影发展历程》，中国老摄影家协会编写的《摄影文史》14辑(1995年后开始编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的《中国新闻摄影史料》《中国新闻摄影史》，中国文联“晚霞文库”出版的《蒋齐生新闻摄影理论及其它》，胡志川编辑、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百年摄影图录》(1844-1979)，胡志川、陈申编写的《中国旧影录—中国早期摄影作品选(1840-1919)》(中国摄影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四月影会同仁编写的《永远的四月》(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等。其中，1996年山东画报出版社推出的《老照片》系列，开创了解读历史老照片的新风，也为积累历史作品开辟了一条新路。

2000年前后，很多耄耋之年的老一辈摄影家相继离开人世，也许是跨世纪时间意识的提醒，摄影家个案被重新重视，并形成了出版热潮。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百年吴印咸》(2000年9月第1版)，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了《大师郎静山》(2003年7月第1版)、《寻找方大曾》(2000年11月第1版)和《他从太行来—高帆摄影作品集》(2004年4月第1版)，长城出版社出版了《沙飞摄影全集》(2005年6月第1版)，中国新闻摄影学会2004年编辑出版了《中国新闻摄影通鉴(1978-2003)》。老一辈摄影家徐肖冰和侯波、齐观山、吕厚民等80岁以上的摄影家和现在70岁以上的摄影家近百人出版了作品集，香港、澳门、台湾的许多摄影家，也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

　　此外，《袁毅平摄影白话》、丁遵新的《陈复礼传》、王雁的《沙飞传》、胡武功的《中国影像革命》、鲍昆的《风花雪月近百年》文章和《摄影中国》图文书，顾铮关于沙飞、郎静山等当代摄影家的阐释，以一种新的评判视角回顾历史。这些书籍和文章自发性的出版，既有理论意义，也是摄影史料的积累，具备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直到200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60周年，摄影史建设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才被提出来。2007年8月在广东长安镇举办的第八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把摄影史的建设当作主题，与会120多名代表达成共识。此后出版的称作“史”或没有称作“史”但标有起止年代、以“史”为框架的图书已经有近十余种，比如顾棣著《中国红色摄影史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宿志刚等编著《中国摄影史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杨小彦著《新中国摄影60年》(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晋永全《红旗照相馆—1956-1959中国摄影争辩》(金城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李媚、王璜生、庄文俊等作的《庄学本全集》(中华书局，2009年7月第1版)，中国摄协在“中国珍藏新闻历史文献数字化集成工程”的项目下作了“口述影像历史丛书”—《跨越时空—西藏影像往事》和《透过硝烟的镜头—中国战地摄影师访谈》等几本书。此外，王瑶等编著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新闻摄影史》，中国艺术研究院委托陈申、徐希景编著了《中国摄影艺术史》等。这些图书，有的在原来的框架基础上加入了新时期的内容，有的试图揭示摄影理念的嬗变，有的从个人视角考察新中国摄影的发展脉络，有的截取某几年的历史断面还原社会与摄影之间的关系，有的用口述方式积累史料，总之，从各个角度弥补了过去的不足，增加了摄影的文化含量。

　　为了动员全国的摄影工作者都参与到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中来，第八次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上提出三请：一请全国的摄影家、摄影工作者，尤其是60岁以上的摄影家，也包括40岁以上的摄影人，都来做存史的工作。这项工作现在看来，有一定进展，不少摄影家在翻箱倒柜，把以前不以为然、沉埋多年的照片拿出来重新整理、重新认识，有的还作了展览，出版了作品集。二请全国各地的摄影组织都来做录史的工作，近几年来有一定的成果。最近两年，中国摄协在做口述史的课题，范围更加广泛，参与人员越来越多，挖掘出不少好影像;新华社所做的摄影典藏和陈小波为新华社老摄影记者所做的访谈系列形成了规模;《中国摄影家》杂志为当代摄影家50余人做了系列访谈;陈勃和石志民等做了1970年代全国摄影展览办公室的资料整合和梳理工作。广东省摄协连续做了三本梳理历史的书，将史料、作品和人物都做了梳理;黑龙江省梅常青、王冰冰，做了哈尔滨早期照相馆的考据工作;湖北省黄一璜做了武汉早期影像的考据工作;长安文联和长安摄影学会做了由蔡焕松、李志良主编的《长安摄影志》，这是第一本扎实的县级摄影史志;汕头大学谢琳做了公元胶片的演变考察等等。三请全国的摄影理论工作者都来做说史和论史的工作，大家对这方面的认识明显提高。近几年曾璜虽然是从拍卖的角度出发做历史作品的发掘，但客观上做了作品钩沉的工作;“四月影会”王志平、李晓斌、吴鹏、罗小韵等人近年来的回忆录也填补了不少当时史料的空白。